马岩松：让中国城市寻回“山水”精神
纽约时报中文网编辑 吴燕
建筑设计师马岩松提“山水”并不是想复古，而是力图超越技术层面的各种概念，去追求人和自然之间精神性的东西。
“ 一个没有思想的建筑师让开发商难受，一个有理想的建筑师让开发商更难受。” 谈及与建筑事务所MAD创始人马岩松的合作，开发商骏豪地产集团董事总裁张辉接受媒体采访时这样说。
双方合作的大型综合项目“中央公园广场”今年4月刚刚破土动工，选址北京市朝阳公园南岸的黄金地段，计划于2016年落成。该项目是“有理想”的马岩松对其正在坚持探索的“山水城市”理念的一次重要实践。在MAD的主页上，对此项目有如下描述：“通过人工与自然景致的和谐营造，探索现代都市的人居理想。”
在其设计示意图上，能看到一片形似山峰、高低错落的建筑群，造型迥异于棱角方正的传统高层建筑，在北京东部高楼林立的天际线上，显得格外与众不同。
马岩松
今年39岁的马岩松，已是国际上知名度最高的中国建筑师之一，也是各类国际项目、论坛展览和学术交流的常客。他毕业于美国耶鲁大学，获建筑学硕士及 Samuel J. Fogelson 优秀设计毕业生奖，毕业后曾在扎哈·哈迪德建筑事务所和纽约埃森曼建筑事务所工作，2004年回到中国创建了自己的北京MAD建筑事务所。
2006年，马岩松参与加拿大多伦多ABSOLUTE超高层国际竞赛，拿出一个完全隐匿了刚硬笔直的线条、在不同高度进行不同角度旋转的设计方案，意在使不同高度的楼层对应的景观各异，强调阳光和风对人们生活的影响，表达出都市人对自然的憧憬，一举中标。这次成功，使他成为首位在国际上赢得重大标志性建筑设计权的中国建筑师，从此蜚声国际。这栋大厦因线条柔美，后来被人命名为“梦露大厦”，相继包揽了“2012年度全球最佳摩天楼”（全球房地产调查机构安波利斯[EMPORIS]评）、美洲地区高层建筑最高奖（世界高层建筑与人居环境委员会[CTBUH]评）等一系列国际奖项。
此后，这位既拥有国际学术背景、又从小在胡同里长大的“老北京”，思考的问题就日趋“东方”。传统北京所蕴含的“山水城市”气质，影响着他对建筑和城市的思考；而北京及其它中国城市如今面临的规划困境，也令他反思在现代城市中，应如何再现那种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人居精神。
2006年，在以“超越城市”为主题的威尼斯双年展国际建筑展上，马岩松率MAD推出新奇大胆的城市概念作品“北京的2050”，包括“未来胡同”、“CBD上空的浮游之岛”及“天安门人民公园”三个作品。天安门这处承载着极高政治和历史意义的地点，在马岩松手中变身为一处开放的大型休闲场所：广场上遍植树木，成为北京的“大绿肺”，游人随意穿行其间，国家大剧院则掩映在一片风景当中……而“未来胡同”的设想，更是在三年后真正得到了实现。那些拥有光滑金属曲面、被称为“胡同泡泡”的小型建筑元素，如水珠般散落北京老城各处，用来满足生活需求、改善邻里关系。第一处这样的实体建筑出现在东城区北兵马司胡同32号的小院里，是一处卫生间及通向屋顶平台的楼梯。
2013年，马岩松总结从业十年来在设计思想上的重要转折，出版了名为《山水城市》的图书；同时开始在各种场合谈论这一理念，反思经济发展推动的大规模城市开发对城市格局、生活空间及其中的社会关系所造成的负面影响，并且开始在参展作品和诸多实际项目里，集中探索其中的各种可能。
今年5月19日，在藏身胡同内的MAD建筑设计事务所，马岩松接受了纽约时报中文网的专访，谈及他正身体力行的“山水城市”理念；谈及身为一名建筑师，自己对解决中国城市问题的使命感，以及他希望在中国建筑设计界唤起更多理想主义探索的愿望。采访内容经编辑、删节，并由马岩松本人确认。
位于朝阳公园以南的“中央公园广场”项目已经破土动工，其设计体现出马岩松的“山水城市”理念。
建筑与城市
纽约时报中文网：之前你的成名作和代表建筑，让人感觉比较西方、比较有现代感。这次中央公园广场的设计跟以前有什么不一样？
马岩松：我从没觉得我做的是西式的。西方人以为我是东方的，东方人觉得我是西方的。我早期的建筑作品其实都跟自然有关系，我觉得法定自然，把人跟自然的关系放到城市的大建筑里面，是我们这几年一直在做的，在这个项目之前已经有一些作品。我们称之为“山水城市”，它不是一个说法，也不是一个概念；它是一个我们已经开始研究了几年的方向，一个纲领性的思想。这跟早期作品里我们对自然的关注是有关系的。自然慢慢演化成“山水”，是我这几年的一个想法。其实我们设计的建筑无论具体形态，都对环境跟自然有很多关注。比如早期做的“梦露大厦”、鄂尔多斯博物馆、北海市的“假山”住宅、“2050城市森林”……其实我们对自然的兴趣是有很长时间的，“山水” 只不过是对自然的延伸。有一种精神性的东西在里面，我觉得这个是中国城市目前所缺少的。
其实所谓的“山水城市”，是从环境给人的感受出发的。我们最早建立一个城市的梦想是什么？我们想象一个提供美好生活的城市是什么样的？我觉得应该是一个很美好的，让你有社区感的，有很多绿化的，即我所说的“山水城市”。传统城市很多都是这样的，老北京就很美。杭州啊，南京啊，都是这样的。包括它造城的位置、跟环境一开始的关系，都是要考虑的。
纽约时报中文网：是从哪个作品开始明确了这个“山水”理念？
马岩松：可以说是从（中央公园广场）这个项目吧。这个项目之前的，在（广西）北海弄了一个“假山”，就是在海边像山一样的住宅，那是一个高密度的大楼房。当时就有一点把建筑当做自然景观去设计的理念。在那个项目之后，就到了朝阳公园这个项目。一个是建筑跟它本身所处的环境有关系，就是这个朝阳公园的自然环境，还有一个是建筑内部能形成一个很自然的空间，它不只是建筑体，而是形成了一个建筑空间，这个是很有自然感的一个城市空间。
纽约时报中文网：在像北京、上海这些大城市里，在可开发的地块和空间都非常有限的情况下，你说的这种把建筑当做景观的设计如何实现？
马岩松：我觉得它是一个思想。强调景观、环境、空间，并不就只能是低密度的。在传统的低密度建筑中，已经实现了人和环境的和谐，比如老北京的密度很低，它就是个山水城市；而我们现在所谈的都是在高密度前提下的。但是不同的密度——极高密度、高密度、中密度，都可以把环境思想放进去。
密度有时只是一个感觉。比如说在一片大草地上盖一栋300米高的楼，较之于一片街道很窄、房子很密的上海老城区，最后算下来，两个密度数据可能差不多，但人的居住感受会不同。其实我们的项目密度都很高，你看着好像密度低，那是因为我们设计得好。像我刚才说的那个北海的项目，如果不做成山型建筑的话，那就相当于12栋100米的高层大楼。
纽约时报中文网：近几年，包括王澍和许多日本建筑设计师相继获得普利兹克奖(Pritzker Architecture Prize)。这是否代表国际上对东方人文气质的承认或欣赏？你的山水理念是否也受到这个启发？
马岩松：普利兹克奖是有很明显的偏好的，这也是普利兹克家族这几年对东方文化的眷恋。不过这只是一个奖，不能代表全部。有很多重要的建筑师都没拿这个奖。
纽约时报中文网：你本人想得这个奖吗？
马岩松：这跟我没关系，这是他们的事儿。做建筑师也不是为了得奖，还有很多很多事儿要做。其实在中国做建筑，是要面对和解决很多现实危机的，而这个奖根本就不涉及这些危机。比如说城市问题。连出租车司机都知道，我们的城市很糟糕。
纽约时报中文网：那么你比较想解决哪些问题？
马岩松：中国城市有很多不同的问题，建筑师应该面对这些。
我觉得，中国城市最大的危机就在于，现在它是以北美一百年前的城市发展思路去做的。现在我们城市化也有五十年了，经过了这么长时间，有这么多建设的机会，一个形成新的城市文明的机会摆在眼前，中国的城市却没有研究、没有任何新的思想产生。即使建出了曼哈顿、芝加哥，也是一个遗憾。这就是最大的危机。
现在西方在反思城市发展，提出了“环保”、“绿色”、“节能”、“生态”这些概念；但这些还是技术层面的。就是说，你可以看到纽约新盖了一个摩天楼，说符合白金LEED标准（Leadership in Energy & Environmental Design，即领先能源与环境设计，是美国绿建筑协会2000年设立的一个绿色建筑评分认证体系，得分80以上为白金级——编注），很节能什么的，但这个摩天楼还是个大玻璃幕墙的传统摩天楼。我想在里面工作的人的感受，可能温度是很棒；但是他没觉得自己更接近自然了，觉得特别想在这楼里待着。我想这是因为，这栋楼的设计思路还是从技术出发的，而不是说让人和自然更亲近。整个儿现代主义的思想，就都是在这个脉络下发展的。
而中国为什么现在提一些东方的传统思想呢？因为它对人和自然关系的理解是有先进性的。所以我觉得它不是属于过去的，而是对未来有很大指导和启发性。我们提“山水”并不是想去复古，而是谈未来城市，谈怎么能超越“自然”、“生态”、“绿色”这些概念，变成一个精神性的理念，让人觉得美、觉得舒服。它甚至有一定的政治性和人文性，就是让人觉得有尊严、平等，让每个人都有他可以抒发情感或者获得归属感的这么一个城市。
城市不光是城市，还是关于人的。比如说，我们现在的社区感觉和人际关系，都是很封闭的。为什么一个住宅区要跟另一个住宅区分开？为什么要有豪宅区呢？这就是等级的分别，建筑也有等级。现在人跟人是竞争关系，社会中没有信任，体现在建筑空间里也就是分隔的，没有以前社区的感觉，这都跟建筑有关系。像以前人跟人之间的关系融洽，也跟例如胡同这种居住结构是相关的。
再细说，还有很多很实际的问题。所以中国城市的问题，并不是某一个前卫的建筑理论、某一种建筑形式，或是一两个标志性建筑能解决的。但这是中国建筑师所面对的现实，应该被意识到。
就像日本“新陈代谢”派（Metabolism，在日本著名建筑师丹下健三的影响下，以青年建筑师大高正人、稹文彦、菊竹清训、黑川纪章以及评论家川添登为核心，于1960年前后形成的建筑创作组织。他们认为城市和建筑不是静止的，它像生物新陈代谢那样是一个动态过程——编注）的诞生。那个时候，日本正在城市化的进程中，有很多机会。一帮年轻的建筑师除了业务实践，还进行理论研究，提出“新陈代谢”这个被认为是现代亚洲最重要的一个理论。也叫“空想派”，就是一些有理想的年轻人在研究自己城市的未来。现在中国也正处于这个时期，但中国没有这样思想性的东西。
纽约时报中文网：现在各地有很多“地标式建筑”，虽然被老百姓嘲笑，但是地方政府还很热衷兴建。你觉得这是为什么？
马岩松：我们一方面说，中国的城市是“千城一面”，一方面又去攻击一些地标建筑，所以有时候会搞不清你到底想要什么。其实城市是需要灵魂的，这个大家都知道。如果每个城市都是千篇一律的，楼房都是大方块，只有功能性，肯定不行。但是，能代表一个城市灵魂的东西是什么？它肯定是一个特别的、让这个城市跟那个城市不一样的东西。你需要一些有艺术感和吸引力的建筑，能够激活城市、能让事件发生。
其实地方政府的出发点，是从城市营销策略的角度看地标建筑的。比如毕尔巴鄂找了 Frank Gehry 做了一个古根海姆博物馆，然后这个城市就成功了。找一个谁谁谁照猫画虎另做一个，就失败了。但这绝对不能构成针对所有地标式建筑一概的攻击，因为其实大家攻击的并不是地标本身，而是差的品味。品味好坏之间只有微小的差别，这就是建筑艺术。
在建筑艺术上，官员、老百姓，其实都没有发言权；这就是建筑师应该做的。老百姓说这个大楼丑、丑、丑，其实你问这个人和那个人，他们意见也不一样。所以还是应该把它交给一个有城市意识的好建筑师去思考。
马岩松在2006年威尼斯双年展上发布的作品，设想天安门广场在未来成为一片森林公园。
知识分子有什么用？
纽约时报中文网：你曾经说过，不排斥出名。想借自己的影响力做什么事情？有没有具体的计划？
马岩松：我觉得在中国出多大名，都不能帮助你干这么大的事业——影响中国城市的规划思路。靠名气是完全没用的，能做这样决定的人不会听你说话。比如钱学森，他已经那么接近最高领导了，原子弹都造出来了，他也没把“山水城市”实现。梁思成是中央领导人钦点的建筑师，在清华做了那么多年，老是跟领导人开会，最后也是。
在大环境下，有一种“知识分子没有用”的感觉。所以我觉得，没能提出有思想性的东西跟这也有关系，大家觉得提也白提。但是我觉得还是要做一些事情，虽然不能推动决策，但也许能影响年轻人，促进未来学术思想的发展。尤其是大学和年轻的建筑师，像我刚才提到日本的这些人，还有以前欧洲也有这样的思想。
但以学术活动为基础的建筑师团体，不能是以实用主义为出发点的，应该完全是理想主义的。关于理想的城市，如果现在我们不谈的话，这个话题让谁去说呢？老百姓只能说，我的城市这不好、那不好，那你说什么样好？他们也说不出来。
纽约时报中文网：这种学术思想层面的讨论，会带来什么变化？
马岩松：现在日本有这些影响了世界的重要建筑师，是跟他们的前辈有很大关系的。如果没有那些人，就不会有现在这些人。而且在实践层面，对现在的日本城市也有影响，那一代人后来变成实力派，也建了一些东西出来，但是建出来发现实际不好，说明当时的想法不是特别好。但是不好也是后来检验出来的，再去批判这个思想，然后又变成一个新的思想。这起码比山寨别人的、瞎盖好吧。
我觉得中国的独立建筑师有一种避世的感觉，没有热切地参与到城市的发展中。面对最尖锐的矛盾，有可能失败，这在中国是不允许的，好像一失败就彻底完了。但我觉得，学术上应该有更多探索的人，如果没有这批人，很多问题还是解决不了。
纽约时报中文网：你现在在中国已经看到这个苗头吗？
马岩松：没有。我觉得中国还是有一种实用主义的风气在。知识分子应该是最有实验精神和想象力的，现在好像都太实际了。
纽约时报中文网：那么你认为，设计师和开发商之间、创意和资本之间关系应该是怎样的？
马岩松：首先，每个项目都有一个预算，如果你超过了，就意味着这个项目实现不了。而在它预算内，所有事情都应该是我（设计师）自己的选择，包括风格。因为我认为，一个建筑并不是属于政府，也不是开发商的，它是属于这个城市、这个时代的。建筑师就是一位代理人。我要把这个建筑放在历史、环境里去考虑，怎么能对这个地儿好，这是我对建筑师的理解，其他人不用有这个理解，开发商他也不是专业的，政府他也不用管这个。也许他能想好、也许想不好这个事儿。但是如果建筑师不想，就没有人想这个事儿了。如果开发商让你做什么你做什么了，或者政府让你做什么你做什么了，就等于就没有人去考虑这个建筑在时代、历史中的位置，和它具体跟人、跟环境的关系了。做这个判断，就靠建筑师自己。有可能有一种情况是我判断就是这样的，他不接受，这是有可能的。
纽约时报中文网：你同国内外的开发商都合作过，觉得国内外的行业氛围有什么不一样？
马岩松：反正就我现在所见，我觉得国外的开发商其实更实际，比中国还中国，不敢创新。从市场对他们的压力，还有政策对他们的压力来看，都不是一个创新的环境。市场压力一大，就使地产商变得很实际，很少把重要项目交到那些建筑师手里。现在很多外国的年轻建筑师都很艰难。
而中国的空间很大。中国地产界现在有两种人，一种是有人文思想的一批人，这里面包括政府的人，也有开发商。但这些人不是中国最成功的，在中国最成功、排名最靠前的开发商，还是走产业化路线的那一类。他们的市场做得特别好、有品牌、大批量生产，符合现代工业化潮流。中国的千城一面，他们“功劳”很大，但我觉得这也是正常的。不过至少，还有一小批开发商在争取，在人文或文化理想上有一些追求。这也是现在一些独立建筑师还能活着的原因。
纽约时报中文网：你在外国也会做“山水城市”的项目，来介绍这个理念吗？
马岩松：对，有可能。其实这不是一个品牌，也是一种思想。思想会表现出不同的形式。比如说我们现在在洛杉矶的比弗利山那个项目，它不是很高，就五层楼。我们做了很多花园，把尺度减小，有点儿小山坡，成为很适合人体尺度的住宅。我觉得通过对自然的运用和安排，也制造出了一种意境，这跟西方的生态建筑还不太像。当然“山水”并不一定是同一种形式的，其实可以很多样。刚才我说的西方城市的危机，我觉得也是在这儿：能不能把自然当成精神的一部分，而不只是谈生态、技术层面的东西呢？这也是在人类回归自然的大浪潮下的一种思路吧。
纽约时报中文网：如果北京下一步要往宜居方向发展，你有什么建议？
马岩松：我觉得就是做“山水城市”。我提这个，有很强的个人意愿在里面。“山水城市”是一个普适的东西，应该说它是钱学森首先提出来的更合适，但是他没能实现。我就是想用我的实践证明，他的提法是可行的。但我还是希望有更多的建筑师参与实践，更多理论家参与研究，把他的想法给实现出来。
纽约时报中文网：除了做项目，还有没有通过其它途径实践它？
马岩松：我也在写书、做演讲，自己也做一些住宅方面的研究，都是关于这方面的。现在最要紧的工作，就是定义什么是“山水城市”。我此前说的很多是比较感性的东西，还需要把它更具象化。如果让搞城市规划的人看的话，要让他可以明白你的意思。
纽约时报中文网：不光是一个建筑层面的理念？
马岩松：对，其实是从一个城市层面的考虑。我更重视的是城市。刚才说了，我们生活的很多问题，都是城市规划的问题。建筑其实有一定的灵活性，你得给不同的人表现不同价值观的机会，它们组成了一个城市。但是规划上是得有统一思想的。
采访、撰稿：吴燕
编辑：安思乔
设计、制作：John Lee
图片提供：MAD建筑事务所
© 2014 The New York Times Compa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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