丢掉自己特有的主流价值观的国家或民族,是一个失魂落魄的国家或民族，也是一个随波逐流的国家或民族，更会是一个奴性十足的国家或民族。
中国社会主流价值观问题是中国大众心痛的问题。说好听点是“中国社会主流价值观“迷失”，说委婉点是“中国社会主流价值观偏失”，说激进点是“中国社会主流价值观被颠覆”。说直白点其实是中国社会的主流价值观已经沦为“拜金主义”。中国已经沦为第一“拜金主义”国。如果把新中国前30年和后30年的主流价值观作个比较可以概括为由“责任”转变到“利益”——由“奉献”转变到“索取”—— 由“奉公”转变到“唯私”。
一个国家和民族的主流价值观有如此大的反差，发展到让整个社会的人们都不愿接受和面对（包括那些在转变中得到很多好处的人们）的地步，真让人痛心疾首。一个国家和民族的主流价值观的转变绝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更重要的是它必需经过居多因素的共同催化才能完成。居多因素中国家主政意识、国家体制、传统思想与文化的继承与批判、法律法规、精英引领、媒体渲染、文化艺术熏陶等是主流价值观转变的内在因素。国际气候是主流价值观转变的外部因素。这居多因素有些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有些起着辅助作用。
有人提出了如下一些观点；
中国已经沦为第一“拜金主义”国。拜金主义价值观由来已久，但它在中国传统社会从来没有成为主流意识形态过。不幸的是，当代中国，我们正以国家民族意识形态的形式确立了这种难登大雅之堂的价值观。当然，这种确立尚是羞答答的，暗度陈仓式的。
中国社会经历了30多年改革开放的激荡，一个利益多元、思想活跃的中国把1949年成立的那个新中国又一次更新、重塑。而我们的主流价值观也在风云变幻的环境下发生着根本的变化，也许正迷失着方向……
主流价值观体系的崩溃始于国际观
国际关系体系与人民的日常生活距离最远，一般人对国际关系的理解远远弱于对身边日常生活的理解。所以，对国际体系的判断基本来自本国精英的看法，精英们对国际体系的看法变了，整个社会的国际观也随之变化。
在中东，美国采取了令世人瞠目结舌的政策——无条件地支持以色列做任何事情，不惜得罪该区域所有的穆斯林国家。除了占全国人口不到2％的犹太人，美国似乎没有多少“利益”去实行这种政策。与该区的穆斯林国家不同，以色列没有石油，也并不居于交通要道，支持以色列种族清洗政策甚至还导致了美国国内的不安全。但是，大多数美国人对深究国际关系没有兴趣。美国对中东政策的教育、研究、制定、宣传、执行，都掌握在犹太人精英集团的手中，他们成功地引导了美国的国内舆论，把反对美国中东政策与反犹主义、反基督教文明，甚至与支持希特勒的法西斯大屠杀联系在一起。
同样，在中国，绝大多数人并不了解国际事务，对国际关系的看法大多来自精英。倘若精英们认同美国领导的国际体系，这个世界就没有压迫与被压迫民族之分，而是一个以美国为核心的“国际文明社会”在创造和维护进步的国际秩序，是美国正在领导与反文明、反进步的“流氓国家”进行正义战争。在国际关系现实中，妥协和讨价还价是一回事，持有某种国际观是另一回事。国际观变了，妥协和讨价还价的性质也会变。1975年，是前苏联经济非常健康的年代，是自信心膨胀的年代，但在该年举行的第一次“欧安会”上，前苏联签署了“赫尔辛基协议”，向西方的国际观缴枪。当一部分前苏联的知识精英改变了对国际体系的认知，其核心价值体系就开始了自内而外的多元化历程，直至最终崩溃。
政治观的迷失：民族价值观让位于普世价值观
如果认定现代民族是虚无的，如果相对于外族利益而言的本民族利益不是至上的，如果爱国主义是可以反对的，那么，民族的政治价值观就要让位于所谓的“普世政治价值”。迷失了民族观，会丧失对本民族政治文明的自觉，就会轻浮地谈论“普世政治价值”信仰，而无视其能否适应本国特殊的社会结构。
人类道德观是普适的，但政治价值观的所谓“普适”性明显不是事实，过去不是，现在也不是。只要人类社会还存在不同的社会结构，政治价值观就丰富多彩，政治文明也就丰富多彩。例如，罗马的政治价值观风靡整个罗马帝国，却与中国汉朝的政治价值观不同，因为两国的社会结构不同。若小农的中国也奉行罗马的政治价值观，这世界上就没有“中华文明”了。美国军威给阿富汗带来了“民主”，也制造了军阀混战和世界上最大的毒品生产基地。
道德观的迷失：拜金主义横行，成为社会的主流价值
改革开放伊始，由于我们国家急于在经济上彻底摆脱贫穷落后的面貌，制定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战略。在这一战略思想指导下，30年来，我们国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我们的国力和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改善。可是，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这种战略思想也有它的缺陷——把全国人民的注意力和行为方式或活动方式全部集中到“发财致富”上了。历史唯物主义原理告诉我们：人们的行为方式或活动方式决定人们的思维和思想意识。这样一来，经过了30年的潜移默化，一种足以将整个国家民族摧毁的价值观——拜金主义价值观——正在甚至已经生成了。
拜金主义价值观的最大特点是“高效率”——它能够让一个人或一个国家一夜暴富。因为，这种拜金主义价值观必然导致这样一个逻辑：为了金钱，可以不择手段。
走红后的《非诚勿扰》引发了一系列关于“物质”“拜金”的热议一直没有平息，一段时间各大重量级媒体纷纷发声，炮轰物欲横流、拜金炫富的相亲节目，将当前中国社会上拜金主义的危害性，提高到损害社会肌体的高度。
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的奉行者，是辩证唯物论者。无论从历史、现实的角度还是从道德、学术的角度，我们都有必要用辩证唯物主义观点来研究中国社会主流价值观转变的问题。不然现实与最广大的人民的愿望南辕北辙越陷越深,整个国家离心离德人心涣散，最终会危害我们的国家和民族。
辩证唯物论认为，任何事物的变化都源于内因与外因的相互作用。其中，内因是事物变化的根本，是规定性的因素，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它规定着事物的发展方向；外因是事物变化的外部因素，是矛盾的次要方面，外因只有通过内因才能发挥作用。所以中国社会主流价值观的转变其根本性的因素源于我们自己。在内部因素中，起主导作用的因素可以归结为“主政意识”。一个国家的“主政意识”包涵着一个国家的发展方向、一个国家机器的运转在为什么人服务等因素。它决定着一个国家的体制、决定了传统思想与文化怎样继承与批判、决定了一个国家的法律法规、决定了精英向何方引领大众、媒体渲染方向如何、文化艺术熏陶的内容和标准是什么等等。
中国后30多年的发展是在特别的意识支配下进行的。首先，中国的韬光养晦实际上不是在隐藏锋芒而是让中国的一些保证国家安全的高端项目下马，使中国彻底没了锋芒。没了“金刚钻”中国在世界上就失去了她应有的分量。中国实际上在放任西方世界，让它们在世界上为所欲为，把整个世界搅得昏天黑地、乌烟瘴气，邪恶势力在几乎没有限制的环境中迅速发展，使西方势力及其思想在世界蔓延，所以中国的韬光养晦为这种蔓延之势立下了汗马功劳。中国没有在世界局势的平衡上作出应有的贡献，在西方恶势力肆意妄为的时候，世界上也没有了公平、正义，没有了道德。面对这种形势中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一个世界大国，在国际大势中无视公平、正义和道德意识，所以，这些良好的价值观在中国失去市场也是很当然的事。中国主张让一少数人先富起来。既然要让少数人先富起来，那么方针和政策必定是有利于少数人的不会利于多数人。它与中国人传统观念中的天下为公恰恰是背道而驰的。这本身就是对传统价值观的冲击。中国的“猫”理念，其核心价值就是捞钱。因为有了这样的国家意志,中国的人才标准、居多行业标准都贴上了钱的标签。只要能抓到钱就是“好猫”其它都可不论。所以人生下来就是冲着钱来的，你读书也好、工作也罢都是为了钱。如此，医生这原本救死扶伤的职责转化为捞病人钱的使命；官爷们把为人民服务的职责转变为“为人民币服务”；经济学家们只要谁给钱就为谁说话——于是中国出了不少为外国利益集团说话的“专家”……它把中国人的价值观彻底引向了深渊。中国的“过河”理念就是一个让人们迷茫的东西，它在主观和客观上都导致了人们的迷失，所以人们找不着方向，让人自己去趟不走歪路才怪。其实，只要我们认真分析和思考会发现这些问题都缘于主政意识，其他因素都是为其服务的。国际形势是外因，它是每一个国家努力的结果。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中国作为一个世界大国，它的一举一动都会影响世界，所以如果把主流价值观的转变归结为世界形势，倒不如说中国实际上做了这种转变的推手。
值得人们深思的是，中国有两首歌曲，对中国后代的影响不可低估。一首是《老鼠爱大米》。这首歌也反映了歌曲创作时代的迷茫性——其实是人们意识的迷茫。这首歌可以说歪曲了“爱”的真意，迷失了“爱”的本质。但这首歌本身并无大碍唱唱也就罢了。可是，正是因为有了这首歌，才有了后来的《狼爱上羊》，它彻底颠覆了“爱”的本质意义，它混淆黑白、颠倒是非。因为歌曲的特殊传播效应对后代人思想意识影响是深远的，它正好与当今社会一些人的意识相呼应，以至于有人要让秦桧夫妇的跪像“站起来”，还有人要给汪精卫戴上爱国的帽子。前不久我在一隋唐历史剧里看到本是昏暗到江山社稷都易主的杨广被歌颂，剧中把杨广描绘成一位胸怀国家和子民而修建大运河的明主，为真挚的爱情宁可舍弃江山的殉情者。这样一位皇帝都可以歌颂世界上还有什么历史人物不可以被赞美呢？这些都是一步一步慢慢过渡的，它们要在人们不经意间彻底颠覆人们的是非观、社会的价值观。
中国需要怎样的价值观呢？有人提出了“理性、诚信、正义、公平、科学、教养、创新、竞争”的主流价值观。这些人们是可以探讨的，也值得人们去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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