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左春和
中国知识界的精英主义未熟先老已经是一种悲摧的事实，信仰和认知能力的先天不足，导 致他们无法像自己说的那样生活。知识精英本来应该像克尔凯郭尔说的那样，“你怎样信仰，你就怎样生活”。但是任何缺少了生命原初澎湃力量的人，已不具有承 担当下的勇气和能力，对于哲学王的模仿终究也是一种蹩脚的想象。无论是呼唤告别革命，还是对于秩序的保守，都不是直面现实的开拓，仅是知识老化之后的技术 空转和虚荣。
人是被抛的。被逐出伊甸园之后的人类面临了巨大的恐惧与虚无，自然的瞬息万变才被生存压力转 化成知识。科学的话语体系和主体的客观性的陈述成为知识的必要条件，这都需要共同体内部达成可以验证的共识。它的目的以人类最根本的价值取向为依归，从而 必须符合生命的要求。因此，生命成为任何知识真伪的唯一试纸，而不是知识本身。只有生命才是知识的裁判，而不是相反。也就是无论任何知识体系构筑的如何庞 大，编织的如何精巧，它的目的还是围绕着生命本身。正如鲁迅在《华盖集》中所说：“我们目下的当务之急，是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苟有阻碍这前途 者，无论是古是今，是人是鬼，是《三坟》《五典》、百宋千元，天球河图，金人玉佛，祖传丸散、秘制膏丹，全部推倒他。”这就说，人首先要生存，然后是温饱 与发展，扼杀这些生存价值的知识必须滚开。我想这是知识的初衷，也是知识当初确认的模样，任何知识应该是人之成为人的有效工具而已。
但 是，从知识的诞生开始就出现了知识王，解释世界、主宰世界、预言世界也成为知识精英的欲望。本来，任何知识的形成都缘于人类共同的试错和经验，并必须在不 断变换的语境中进行检验。纯粹理性判断是在应然意义上的参照，它并不能代替实践理性中的现实判断。可以说每一天所发生的事实，都在提醒知识假定体系防止固 化，现实冲突也在预防知识体系的老化，以免知识成为生命的奴役。只有活生生的现实才是知识之母，知识精英应该改善现实而不是领导现实，知识精英的美德就是 节制。休谟说，理性是并且应当是激情的奴隶。权力意志是生命的不竭动力，理性往往是知识的结果。无论是哲学王还是贩夫走卒，都无法摆脱生命的基本特征和要 求，没有人能够逃出这种生命本身的既定性。所以，检验一种知识的是否有效，或者检验其是否老化还是已经僵死并不是多么困难，只要看它是扩大了生命的自由空 间，还是压制了生命的合理要求即可。
知识在发展过程中很容易转化为技术崇拜，一旦形成技术崇拜势必将现实 中的生命要求消融，从而走进一种精致的形而上学或者技术垄断。以此拉开与芸芸众生的距离。知识在脱离普通生命之后建立了自己的话语体系和科学体系，以此指 导和预测人类的生活。人类历史以来，的确不能离开知识精英的伟大作用，但是知识的技术崇拜很容易形成精英主义，从而不再克制自身的领袖冲动，陷入一种理性 的自负：偏执地为人类设计未来，或者进行各种乌托邦构想。
近些年有一个常用的词就是“专业训练”，意味着 一种专业的能力和资格，同时也意味着对专业利益的保护和封闭。这样一来，只有“专业训练”的人才有资格在某一“专业”内发言，实际上拒绝了生命本身的表达 冲动，进入了一种专业游戏。专业细分化之后，知识精英的自负开始高度自恋和迅速膨胀，不断靠技术理性推导出的假定系统无限扩大为文化霸权，从而获得一种阶 级快感。在此情况下，一些知识精英以“专业训练”的名义蔑视来自生命与现实的检验和质疑。这些知识精英认为只有他们才掌握了通往真理的钥匙，没有经过“专 业训练”的人不具备探讨真理、自由与设计未来的权利。
中国当代知识精英主义根本不具备自负的条件，一方面 没有粗壮的知识气质，当代的知识体系只是一种技术移植，而没有本土原创和文化构建，所以缺少了发自知识本身的骄傲，只是一种表面化、翻译腔的炫耀；一方面 文化体系的历史呈现了断裂状态，任何嫁接即便再精巧，也不具有西方知识诞生的文化底色和精神背景，只是一种表情化的低级模仿。虽然儒家也是精英主义的，但 是当代儒生已经辱没了儒家的本义，不但无法加入现代政治文明构建，而且在内圣方面也已滑落为世俗主义的利益合作。可以说，当代知识精英主义尚处于皮毛状 态，本可以在自己的土地上依靠历史的教训进行自泪开拓，但是，稍一起步就沦为了精巧的利己主义者，并急于同大众和暴民划清界线，从而进入一种专业的、神秘 的、纯粹的、安适的知识游戏。这种先天不足一是因为真正传统气血的断绝，一是因为投机主义挥舞的利益橄榄。这样一来，中国的知识精英主义就无法落地行走， 既没有福柯的洞见，也没有萨特的勇气，更没有中国古代文士的耻感。他们不想体证自己的乌托邦，只是想让大众成为他们的使徒。
然 而，中国当代的知识精英主义是不甘寂寞的，由于先天精神不足无法进入形而上的玄思，虽然一直在梦想贵族化自身，但哲学王并不为其降临这一荣耀。终究禁不住 利益中心的诱惑，必然想训导大众，并欲图领袖时代。尽管有异质文明的熏染，骨子里还是想“为万世开太平”。这种自授的正义逻辑意味着天已降大任于他，他因 掌握了“知识”的权力就可以用“知识”规训人们的生活。其实，在后极权社会，学院已经不再是真理的城堡，而成为学术垃圾的工地，因他们必须每天接受教学量 化的权力训导，其知识生产并不具有现实意义的承接。但由于生存中的恐惧，他便以拥有文化权力的盾牌而傲视大众，本质上是现实权力的合作者。本来，精英主义 又是极权主义的早期状态，它极易导向极权统治，是开放社会的敌人。在一个缺少超验信仰的社会，知识的高度技术化之后，它一方面用“专业”话语神秘化绝对化 自身，对自己进行权贵意淫；一方面又总想启蒙、领导大众，只是稍一行走，便露出了奴才的底裤。
对于纯粹知 识的迷恋是精英主义的本性，这也并没有什么过错，因为现实世界也需要一个纯粹的知识体系。但是中国当代知识精英主义的自恋并非出于对纯粹知识的迷恋，而是 一种认知能力和智识缺陷。由于过早离开了大地，已经没有兴趣谛听蚂蚁的歌唱，心目中只有五彩斑斓的凤凰。他们根本听不懂福柯的声音，知识分子应该在道义上 反对来自任何政权的一切暴力，然而对于反抗极权的暴力不能在权利意义上放弃。告别革命有一个重要的前提，就是现实权力具有民主的诚意和图谱，并已具备告别 革命的法治框架和公民社会基础。否则，任何知识移植只是一种语言游戏，它忘掉了知识产生的语境和它当初面对的敌人的品质。每个人都不愿继承历史的仇恨，都 愿意与历史有个切割，但这往往是知识精英主义的一厢情愿。现实的顺沿逻辑并未忏悔自己的历史之恶，奥斯维辛之后，有一种偏执依然在疯狂生长。因此，还是赫 伯特的回答掷地有声：“永远不宽恕，因为你无权以那些人的名义来宽恕，那些倒在黎明之前的人。”
对于知识 的精英主义自负，我不怀疑他们的知识谱系，只看作他们自足于一种阶级优势和技术傲慢，尤其在后极权社会成为一种利益计算，因此不再顾及贩夫走卒的权利呻 吟。久而久之，这种自负的精英主义就走进了一种自我设置的语言幻觉和知识欺骗，由于江湖上有人成为自己的粉丝，因此，连自己也已经信以为真。这实际上是另 一种反智主义，因为走不出自设的知识假定体系，放不下知识王的幻觉，自身的知识架构已迅速钙化，成为了自身生命的奴役。有时候，奴役这东西的确能令人享 受，不论他是知识王，还是市井无赖，都无法超越人性的局限。知识的激活往往需要成本，它来自现实中矛盾与冲突所造成的代价，而精英主义怎么甘愿去赴汤蹈 火？米瑟斯说：“谁想面对真正的生活，而不被生活所奴役，谁就不应当躲避到生活的谎言中寻找安慰。当企求的成就没有到来，当命运的打击将长期的辛劳所得瞬 间化为乌有时，他应当将努力再增加四倍，他应当毫无畏惧地面对不幸。”
没有人天生喜欢革命，也没有人天生 热衷暴力。所有革命与暴力都不是孤立地从天而降，往往是现实各种因素交织的结果。所以，精英主义没必要充当任何秩序保守的说客，每个人都有理性，但生命的 鲜活本身也必须保有激情。一个人所需要的生活秩序是一种必要，但任何秩序不能化约人的尊严与自由。因此，一个人要成为人就永远不能放弃生命的激情，虽然理 性可以作为一种常态。正是对于激情的保留才有理性的可能，也才能促成现实权力的收敛和妥协。任何精英主义无法进行道德质疑和行为邪恶的豁免，没有外部规约 的精英都可以形成权力膨胀。实践证明，西塞罗说的没错，“人与人在本质上都是一样的”。既然如此，任何精英都不会是天降大任于斯，也不具有垄断真理和正义 的资格，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只能是法律契约而不是师徒。作为每一个理性的人都不会不计成本地去冒生命之险，任何革命和暴力只是一种生命在存在意义上的突围， 无非为生命和尊严寻找应激通道。现实中的生命有共同的本能，遇到着火会逃跑，遇到水流会躲避，饿了要吃饭，渴了要喝水，遇到压迫就要反抗。这种人类共同的 本能反应，用不着什么形而上学和逻辑推演，它是生命得以存活和传承的必要条件。
康德指出：“无人有这个权 利，强迫我们以他认为可以使其他人得到幸福的特殊方式得到我的快乐。相反，每一个人都有权用一种最适合他自己的方式来追求他自己的幸福。当然，前提是不能 损害他人为追求他们自己的目的而奋斗的自由，只要这种自由无损正义。”今天，真正的知识面临着历史的双重任务：一方面摆脱后极权主义的恐惧笼罩，尽快还原 生命本身的真实意义。一方面必须警惕精英主义与极权主义的合作，并刺破精英主义建筑的知识谎言，才能真实地还原我们面对的生活。因为精英主义既无法摆脱极 权主义的历史遗产，也走不出一种既定的改良框架，并在纯粹知识体系和道义论证中就剔除了生命自卫反抗暴力的权利。这同样是对生命的压制，其精英主义的身份 又妨碍了真理的及时出场，是另一种奴性的狂欢。精英主义散发的对于乌克兰和台湾学远的指责与恐惧，说明他们确有成为富贵的幻想，稍一得瑟就钻入技术理性的 石榴裙下。其实，对于民选政权的绝对赞美和清官情结如出一辙：一种是技术崇拜的臣仆，一种是权力治下的丑角。只是对民主花翎的拥戴暂时遮掩了愚腐的马脚， 但在生动的生命与自由面前，终于逃不过奴性的试纸。即便是民选的权力也只是一种相对的不得己，并不意味着代表恒久的全体意志。如果以此之义豁免其异化和背 叛，民选权力也可能成为独裁。同样的是，程序正义只是弱者一种纯粹的知识愿望，而舞台上的权力则是活着的现实之王，既可以撕咬程序，也可以借程序自卫，还 可以威胁利诱知识来摇尾乞怜。
专业知识的过于精巧不仅会老化自身，还会诱惑一批又一批犬儒尽情把玩和自 慰，然后构筑自娱自乐的话语霸权，拥“技”自重。这时候，它已不承认生命得以行走的人间沃土，这同样是另一种乌托邦的知识暴力。在压制生命的傲慢中，它自 以为是的纯粹理性、客观公正与专业训练，确确实实让我闻到了腐朽的裹尸的气息。这是中国知识精英主义的遗憾，它还未能长大成人就已经急速衰老了，以至于连 它自身也已经丧失了自辩自明的斗志，在面临民间社会的质疑和批判之时，已经遁回到观影识人的柏拉图洞穴。
奥 威尔关于革命的异化有他的历史语境和文化与制度底色，并不一定能够适应未来和所有国家和地区。精英主义重申奥威尔定理实际上是另一种犬儒主义，也是劝告民 众放弃自由与行动的兴趣。但是，现实中不断面临的压迫和侵害无法证明社会自身的自行变革，也无法等靠知识精英的顶层设计，况且自由与行动是生命不可缺少的 重要组成。正如阿伦特所说，政治行动基本上不是促进社会福利的工具，而是人类显现一己本性的活动，政治参与不是民主社会中公民的消极负担，而是人们创造历 史的积极权利。人类要摆脱囚徒状态，就必须具有政治参与的兴趣，因为每个人已经无法逃避政治权力的笼罩，这是现代社会不可逆转的事实。在政治参与中才能辨 析各种承诺与谎言，并检验知识的训导及个人的生命经验，以便促进社会的文明与发展。政治参与并不是对政治权力的崇拜，而恰恰是因为对政治权力及其人性的不 信任。
知识体系是稳定和静止的，而现实充满了变化和冲突，甚至暴力和流血。尤其在生命的权利和自由被逼区 得无处可走之时，生命的求生与应急本能便无法再耐心听从知识精英主义的教诲，只有在反抗中才能打开生存的应急通道。在惨酷的现实面前，任何正当的应急防卫 都无法提前进行逻辑推理和论证，只能行使弱者最后的权利。精英主义之所以劝告人们放弃这种权利，并不是他们的知识谱系，而是现实的利益立场。知识专业化之 后已经形成了熟练的利益链条，只有把持住有别于“乌合之众”的技术层次才能赢者通吃。但在自媒体时代，人们已不是“乌合之众”，民智已开，勒庞正在谢幕， 每个人都不再愿意沉浸在权力与文化的双重奴役中，每个人都想真实、自由地生活。边沁说：“我们实施的为摆脱我们被它们奴役状态的每一种努力，无非只是表明 和确认他们对我们的统治”。
选择“Disable on www.wenxuecity.com”
选择“don't run on pages on this doma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