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笔 |“知识分子” ■杨争光
一
雷吉斯·德布雷：“知识分子有它的历史，但却是一个新词，它出现在法国，在1898年的德雷福斯案件期间《震旦报》的一篇宣言里——所谓德雷福斯案件，简单来说就是公开抗议一个无辜的人被宣判。”
在西方，先有知识分子的存在和漫长的成长历史，后有其名。
中国的政治史、思想史和文化史中，有这样的存在么？比如，苏格拉底式的人物及其作为？大概没有。
中国式的知识分子应该是有的。比如：春秋战国时的诸子百家。那个时候，有中国式知识分子生存的土壤和空气。后来似乎没有了。有源头，却断流了，没有传承的历史——我说的是自由思想的精神传承。
有的是“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仁人”、“君子”。
当然，这也是一种传承。
“达则奴才，穷则精神自慰”是其另一种表述——这并不刻薄。
二
雷吉斯·德布雷：“具体来说，‘知识分子’这个新词是在政治对抗，对立的背景中出现的。”
孔子终其毕生的努力，周游列国，不过是要寻找“主人”，做“家狗”。
“知识分子”是不惜甘做“野狗”的。
没有完美无缺的秩序。面对现存秩序，“对抗”是“知识分子”的基本立场，但不是唯一的立场，比如：预警。
“知识分子”，不管在体制内还是体制外，他不是现存秩序的“附庸”，更不是秩序中既得利益者的“共谋”，他是现有秩序的变量，“不稳定因素”。他的立足点是社会的公平和正义。是人类精神和道德的提升和进步。
孔子没找到主人，终于做先生,教学生了。
三
雷吉斯·德布雷：“知识分子和传统意义上的文人，哲人是不一样的，就像弗朗索瓦.于 连说的，中国的道家，其实没有很多想法，不会表明态度。他们主要关注的是自然。而儒家意义上的文人，是服从于君主的权利，满足于君主的选择。和这种天人合 一的官僚主义文人统治的传统比起来，欧洲的知识分子更多的是用笔和自己的思想进行干预，往往没有得到政府公开的许可，就像萨特说的，知识分子是管闲事的 人。”
中国的“仁人”、“君子”是官僚政治体 制中人，或努力要成为官僚政治体制中人。被体制剔出去的，甘做“野狗”的少有。“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是其自我贴金式的表述。其实 是有牢骚的，不让做奴才之后的牢骚。从一部绵长的文学史中就可以看出，闪光的精神和才情大都是奴才的才情。
萨特的“管闲事”和鲁迅所说的文人的“帮闲”和“帮忙”是不同质的。
中国没有或少有“管闲事的人”。
中国的读书人信的是“一心只读圣贤书”，因为“书中自有黄金屋，颜如玉”。有了黄金屋和颜如玉的时候，也就是体制中人，自家人了。
在相对健康的体制中，成为“自家人”不是问题。问题在于，成为自家人以后的丢失自己，或放弃自己，做奴才，当太监。
对于萨特所说的“闲事”，我们大多是“各人自扫门前雪，不管他人瓦上霜”。
读书，成为知识人，然后成为官僚，就是所谓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是中国读书人的基本路径，至今没有改道。
而且，有丰厚牢固的民间基础。“公务员”成为求职热门，不仅是因为求职者，更在于求职者的父母。
没有开放、自主的人民，就不可能有真正自主开放的社会和国度。
国家掌握了全部资源，知识分子就失去了生存的土壤。读书人的“独善其身”也实在是无奈的一种选择——但不能贴金。被迫选择并不丢人，丢人的是在自慰的同时，掩护“被迫”。
四
雷吉斯·德布雷：“我们能够从历史中得到什么样的教训呢？就是知识分子与政治权力是一种反比例关系……在中国的国家政权最强的时候，知识分子就变成了臭老九。”
在变成“臭老九”之前，几十万读书人已进了劳改农场，其中绝大多数不是“知识分子”，而是知识人，被误判了。
但读书人、“知识分子”变臭，是从这里开始的。先是“被臭”，然后是“自臭”，且不知其“臭”，或虽知其“臭”却按耐不住，一味的继续“臭”，于是就越来越“臭”。是人都知道的。
五
雷吉斯·德布雷：“法国历史学家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中……认为，当一个旧的政治制度和一个新的价值系统之间不兼容的时候，权力与权威相分离，社会就会进入有震荡强度的变革时期。
雷吉斯·德布雷：“我们注意到，往往都是知识分子发动并掀起革命，但不管是资产阶级革命或社会主义革命，这些革命者们马上就会回过头来攻击知识分子。”
这 是革命获得政权之后的需要，西方和中国是一样的。不一样的是，西方的革命在政权建立过程之后并未停止，“这些胜利的起义者，他们最初总是通过受到教育的人 来进行整治反抗，但最终他们又会取消所有的知识反抗的可能性。这就是为什么革命进入第二阶段时，总是会要建立起一个法治国家，把国家建立在社会力量的公开 和制衡的基础之上。”
中国没有这样的革命的第二阶段。知识反抗的归宿是，要么被“招安”，要么被消灭。
强权需要的是拥护和维护，而不是“制衡”。也不允许“制衡”。
六
雷吉斯·德布雷：“1919年的五四运动在中国确实是让传统的文人士大夫的变化，使他们成为西方意义上的知识分子。”
五四运动并没有在中国培育出知识分子阶层，也不可能培育出这样的阶层：
中国没有知识分子的传统和历史；
没有知识分子成长的土壤。
但是，五四运动培育了中国的知识分子意识：
社会批判意识。
民主政治的理想。
个性自由精神。
还有，贡献了鲁迅——他从未妥协地，和刀剑与刀笔顽强对抗，把自己坚持到了生命的最后。
就“知识分子”来说，鲁迅具有原型的意义——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原型。
鲁迅的存在，也证明了他所在时代相对的社会宽容。在此之后，中国再也没有过这样的宽容。
鲁迅不应该是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绝唱，但迄今为止，他似乎还是绝唱，难有续响。
中国需要的是鲁迅，而不是孔子。孔子所有的“思想”精髓，中国几乎每一个乡村的聪明人都可以合盘托出，并能身体力行。但在鲁迅的世界里，已是常识的东西却需要在中国普及
首先需要普及的是读书人、知识人、文化人！
七
“管闲事”和中国式知识分子没有好的缘分。
“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是中国式知识分子所崇尚的立身行事的胸怀和境界，也是中国式知识分子的一种宿命性表达。
达，居庙堂之高，在其位，要谋其政，要兼济天下，无暇顾及“闲事”。
穷，处江湖之远，做假隐士，也叫社会贤达，要独善其身，管不了“闲事”。
在穷与达之外，还有文革时张志新式的一种命运：割断喉管，被迫害致死。
“割断喉管”，在中国，对知识分子来说，具有其象征性有意义。
八
不管闲事，或不愿管闲事，是有理由的：
“将来的历史会说话的”。“时间会证明的”。
听起来似乎无可厚非，实则是逃避。是放弃。是对天赋权利的背叛。它已经损害了我们的精神品质。
放弃现在，何以有将来的历史？
而时间是无语的。
时间也会“失语”。
不管是对政治、文化、艺术，还是对重大的社会事件，放弃对当下的判断和评判，是自私，也是堕落。
这种现实的造成，除了外在的迫压和自在的奴性，也与我们几千年重死人轻活人的脾性有关。
在对原始经典的注解和挥发中不断建构和延续，是中西方思想史共有的现象，但风貌完全两样。
西方思想史的每一个阶段，都有伟大的思想家兴风作浪，扩展视阈，开掘深度，提升高度，使他们和他们民族思想的历史波诡云谲，高潮迭起，群星闪耀。我们曾经有过自己的宇宙观。
我 们的起点并不矮于洋人，也有伟大的思想家和他们的典籍站立在我们思想历史的源头。我们也在注解和挥发中建构延续我们的历史。不同的是，在我们这里，源头的 原型和原典是神化的，非人的。孔子到清代的时候，其头衔写成文字，足可以成为阅读和记忆的考题。几千年的历史，依然还是那几个人，除了原典，再无经典。书 倒是写了不少，勉强能成为思想家的却寥若晨星，用手指头就可以数过来。如果细究起来，还都有近似犬儒的嫌疑。这就是我眼里的中国思想史的真相。它的高度依 然是源头的高度。
我们的思想在不断地萎缩。
面对死人，面对当下，我们的膝盖骨都是软的。
我们没有自塑的自信，没有自尊。我们也许有判断，却没有评判的勇气，更没有扩张的野心。
扯这么远，不过是想说，严肃的判断和评判是不能完全交给时间的。更不能以各种各样的原因做借口，放弃判断和评判的权利。
不负责任的应景是可耻的。
放弃应有的评判同样可耻。
注：法国雷吉斯·德布雷2010年6月3日在北京演讲的记录整理稿，载《南方周末》文化副刊2010年6月10日，标题为《知识分子与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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