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谈新道家学说
老几
冯友兰先生说，研究中国古代哲学有两种途径，一种是照着说，一种是接着说。我自己加了一条：证着说。“照着说”：照着说的是文学家，历史学家，哲学史家；是试着回到当时的环境，去理解作者的真实思想，而不仅仅是表面文字。因为书不尽言，言不尽意，孤立的从书本理解必然是不完全的。
“接着说”：接着说的是哲学家，是试着把古人带回到现实世界，按照其思想逻辑推论会对现实说些什么。有人以为古人知识少，带回来也没有用处，这是不懂得有思想的见识与知识本身毫无关系。今人几乎所有的思想，都可以追溯到两千多年前的古代。
“证着说”：是把古人的思想，通过科学实践来检验，这样做来推陈出新，发扬光大。证着说的是科学家，是量子时代科学家的优势。
对于什么家也不想是的人，不过是看看原文，再看“大”家怎么说，然后用科学检验的方法加以验证，出来的结果是啥就是啥，美其名曰：“科学思想家”。同时以上面这三条腿走“道”的，可以称之为“科学道士”。新道学必得是“科道”，科学道；新道士必得是“科道士”，科学道士。
必须要说明的是道家学说与道教完全不是一回事，道家的道士是顺应自然，寻求真理；道观里的道士，是挑战自然，超越人类自身的极限。“顺为人，逆为仙”，同名为道士，一顺一逆，道不同不相为谋。为了不混谈，称道教的为仙道士。
冯先生在《中国哲学简史》里面将传统道家归为三类：杨朱为代表的早期道家，老子为代表的二期道家，和庄子为代表的三期道家。先生为人稀里糊涂，做学问也有点类似。比如他因袭刘歆的说法，认为道家出于隐士，好像儒家的隐士都不存在似的。如果按老冯的分法，恐怕很容易就可以把墨子和孔孟都按“黄埔”几期论之，多省事，何必分什么儒家墨家？姑且说之，姑且听之。
上面说的这是传统意义上的道家。“新道家”一词最早也是冯友兰的发明，指魏晋玄学。当代也有号称新道家的，标志性人物是董光璧，于1991年首先提出。我才于近期偶然这个发现进展。他们的很多观点与老几一致，完全是狗熊所见略同。
下面附一篇摘录介绍：
当代新道家是我国学者董光璧于1991年首先提出，以区别于冯友兰所说的新道家（即魏晋玄学）。严复、李约瑟、汤川秀澍、卡普拉等人是新道家的先驱，而陈鼓应、杨鹏、刘军宁、秋风、菊园、张远山、刘剑虹，菊篱、章星球、胡孚琛、沈善增、董光璧、黄友敬、张绪通、熊春锦、远志明、杨汝舟、萧天石、周力行、周锡山、汪水、许抗生、孔令宏、宫哲兵等人则是近年来新道家的活跃人物。在此时刻宣传新道家，主要是想在吸收西方先进文化思想的基础上，借助传统文化的优质资源，促进中国的文艺复兴，实现新的诸子百家争鸣，使古老的中华文化再次焕发青春，和中国社会相互促进，共同进步。
中国几千年的文化，是一个复合型的文化，是道家、儒家、佛家和法家思想混合在一起的文化，互动冲突，汇成中国传统思想的洪流。对这不同文化脉流对中国的影响，学者们从古到今争论不休。近代以来，在西方思想的冲击下，君权被推翻，“五·四”运动喊出了打倒孔家店的口号。西方文化的进入，激荡起了中国自己内部的“文明冲突”。而决定中国命运的力量，往往来自中国自身的文明体内。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西方的思想进入中国，不得不受中国自己的文化形态所影响。在市场化、全球化、个体竞争化的今日，传统文化中的哪一脉更适合于现在的社会发展？这是当代中国学者必须关心的问题。
这样的问题被反复提起：中国的文艺复兴应该复兴什么？中国有自由思想的传统吗？中国古代，尤其是先秦有个人自由思想吗？有值得复兴的人文主义资源吗？上个世纪的新文化运动和自由主义阵营都以否定传统著称，难道他们就把孩子与脏水一起泼掉了吗？《道家文化研究：道家思想在当代》一书提供了一些不同寻常的答案。那些现代思想史上最有代表性的中体西用论者、最激进的反传统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从中国的传统中找到了长期被忽略的宝贵思想资源。他们找到了以老子代表的道家思想。魏源视《道德经》为“救世之书”，曾国藩甚至提出“以老庄为体，禹墨为用”。王国维说，《老子》……以为专制君主之戒。然则世以愚民罪《老子》，何以知《老子》之学哉！严复强调：“《老子》者，民主之治之所用也。”号称要只手打倒孔家店的吴虞视老庄为反专制的消极革命派。胡适则特别推崇老子无为而治的治国理念，发掘老子思想中被尘封的自由思想，认为这一思想与现代民主政治不谋而合。陈寅恪先生既钟情于中国传统又执著于自由之精神，他认为，中国以后若想在思想上自成系统，有所创获，必须一方面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民族之本位。此二种相反而相成之态度，乃道教之真精神，新儒家之旧途径。由此可见，中国近现代上有代表性的自由主义思想人物均不约而同地把目光转向了老子，转向了道家思想。而直到本书问世之前，中国自由主义与道家思想的联系几乎被完全忽略，甚至被断然否认。这也说明，中国有自由传统，但这个微弱的自由传统，不仅很少被正视，得不到发扬光大，而且常常被掩埋。但是如果中国在古典时代有自由的思想资源，那么，中国的文艺复兴就有了复兴的对象。
原文见
中国几千年的文化，是一个复合型的文化，是道家、儒家、佛家和法家思想混合在一起的文化，互动冲突，汇成中国传统思想的洪流。对这不同文化脉流对中国的影响，学者们从古到今争论不休。近代以来，在西方思想的冲击下，君权被推翻，“五·四”运动喊出了打倒孔家店的口号。西方文化的进入，激荡起了中国自己内部的“文明冲突”。而决定中国命运的力量，往往来自中国自身的文明体内。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西方的思想进入中国，不得不受中国自己的文化形态所影响。在市场化、全球化、个体竞争化的今日，传统文化中的哪一脉更适合于现在的社会发展？这是当代中国学者必须关心的问题。
这样的问题被反复提起：中国的文艺复兴应该复兴什么？中国有自由思想的传统吗？中国古代，尤其是先秦有个人自由思想吗？有值得复兴的人文主义资源吗？上个世纪的新文化运动和自由主义阵营都以否定传统著称，难道他们就把孩子与脏水一起泼掉了吗？《道家文化研究：道家思想在当代》一书提供了一些不同寻常的答案。那些现代思想史上最有代表性的中体西用论者、最激进的反传统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从中国的传统中找到了长期被忽略的宝贵思想资源。他们找到了以老子代表的道家思想。魏源视《道德经》为“救世之书”，曾国藩甚至提出“以老庄为体，禹墨为用”。王国维说，《老子》……以为专制君主之戒。然则世以愚民罪《老子》，何以知《老子》之学哉！严复强调：“《老子》者，民主之治之所用也。”号称要只手打倒孔家店的吴虞视老庄为反专制的消极革命派。胡适则特别推崇老子无为而治的治国理念，发掘老子思想中被尘封的自由思想，认为这一思想与现代民主政治不谋而合。陈寅恪先生既钟情于中国传统又执著于自由之精神，他认为，中国以后若想在思想上自成系统，有所创获，必须一方面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民族之本位。此二种相反而相成之态度，乃道教之真精神，新儒家之旧途径。由此可见，中国近现代上有代表性的自由主义思想人物均不约而同地把目光转向了老子，转向了道家思想。而直到本书问世之前，中国自由主义与道家思想的联系几乎被完全忽略，甚至被断然否认。这也说明，中国有自由传统，但这个微弱的自由传统，不仅很少被正视，得不到发扬光大，而且常常被掩埋。但是如果中国在古典时代有自由的思想资源，那么，中国的文艺复兴就有了复兴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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