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聿明的性格决定全家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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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又不是呢？性格决定命运。

杜聿明曹秀清夫妻共有儿女六人，三男三女，大女儿杜致礼，二女儿杜致义，三女儿杜致廉；大儿子杜致仁，二儿子杜致勇，三儿子杜致严。

1944年，大女儿杜致礼在国立西南联合大学附属中学读高中，她们的数学教师是英俊潇洒的杨振宁。

1946年杜致礼考上辅仁大学中文系。

1947年底，杜致礼陪同卧床的父亲杜聿明赴美就医，不料在上海临行前，杜聿明留下，年仅18岁的杜致礼单身前往美国求学。

1949年初，淮海战役结束，国民党徐蚌战场最高指挥官杜聿明被俘。

不久，杜聿明的母亲及其余儿女皆随曹秀清生活在台北。

1949年圣诞节，杜致礼在普林斯顿中餐馆“茶园餐厅”邂逅了5年没见的杨振宁。

1950年8月26日，28岁杨振宁和23岁杜致礼在普林斯顿举行了婚礼。

1951年杨振宁杜致礼有了第一个孩子，爷爷杨武之教授给长孙起名光诺。

1952年杜致礼携子回台湾，在花莲中学当了一名英文教员。一段时间后，回美国与杨振宁团聚。并一直在美国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担任中文教师。

1953年，杜聿明的长子杜致仁赴美求学于哈佛大学。费用系贷款于台湾银行，三年以后负债七千余元。还有一年即可毕业时台湾银行突然中断信贷。那年暑假，杜致仁食宿在其姐杜致礼处，然后寄函台湾央求其母说，还需三千元即可领取毕业文凭，只要能够顺利毕业，所借款项，逐年还清，不在话下。曹秀清别无他法，给蒋介石写了一个申请贷款三千元的报告。半月之后，蒋介石签示下达：准借一千元，分两年支付。于是，曹秀清只好将拿到手的五百元支票迅速寄出。杜致仁只好决定找点活干，自筹学费。杜致礼和杨振宁也好言劝慰，答应为其设法。殊不料当天晚饭之后，杜致仁回到卧室，紧扣房门，再也不曾出来。翌日中午杜致礼餐桌上不见杜致仁，赶去卧室，破门而入，才发现刚满二十二岁的弟弟已经死在床上。床下有一个空药瓶，里面的安眠药一粒没有剩。那是１９５６年。

1957年，杨振宁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杨振宁去瑞典受奖返美未久，杜聿明的母亲在台湾去世。说来杜母也可谓有福之人，如果说蒋介石在上海为她祝寿是沾杜聿明的光，那么蒋介石在台北为她厚葬则是托杨振宁的福。

杜聿明于1959年12月4日获得特赦，应该也是托杨振宁的福。

曹秀清1958年初离台赴美，1963年6月3日，从纽约由日内瓦经莫斯科取道回到北京。

1971年夏，杨振宁于回国访问，是美籍知名学者访问新中国的第一人。

1981年5月7日，杜聿明因病去世。女儿杜致礼、女婿杨振宁皆回国奔丧。5月10日，曹秀清分别向台湾蒋经国先生、台北黄埔同学会的黄杰、袁守谦、萧赞育等发了两份电报，要求台湾当局允许杜聿明在台湾的儿女回大陆奔丧。在给蒋经国的电报中说：“我以悲痛的心情奉告，我夫杜聿明于5月7日晨7时27分在北京病逝。请转知我的二女杜致义、女婿徐炳森，二儿杜致勇、儿媳王贵华，三儿杜致严，三女杜致廉、女婿邢天才等7人，于本月21日前来北京参加追悼会。骨肉团聚，亲视含殓，以尽孝恩，一俟葬仪告毕，即行归返。恳请予以便利，至探哀盼。”

但是，由于两岸阻隔，台湾的儿女只在台湾设立灵堂祭奠。

“我死以后，你哪里也不要去，不要去美国，更不要去台湾，就在大陆定居。大陆虽没有儿女，但政府会照顾你的。”曹秀清遵照丈夫的遗嘱，继续在国内定居。1982年6月，她在香港与台湾的三个儿女见面。这是与儿女们分离了二十余个春秋后的第一次聚会。

1983年，曹秀清被增补为全国政协委员，1984年5月病逝于香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