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薄熙来进入北京第二实验小学。而那一年，我从北京第二实验小学毕业。我们未曾碰过面。北京第二实验小学的原名是北京师大二附小，坐落在西单手帕胡同，一条东西走向的小胡同。回忆薄熙来的一些文章说，北京第二实验小学是高干子弟小学，手帕胡同里停满了许多高干的小轿车。其实，我从未见过校门口有小轿车。那可能是后来的事情了。
北京第二实验小学原来是一所民主党派，戏曲界，工商界，和知识分子子弟集中的小学。我和弟弟进入这所小学是因为我的母亲是民主促进会的成员，是通过民主促进会的介绍而进入的。当时的校长叫做陶淑范，她在解放前就已经是著名的儿童教育家，解放后被选入人大代表。实验二小的老师都必须是北京师范大学毕业，所以教育质量非常高。我在小学时比不上那些名人子女，例如郭沫若的两个儿子，郭世英，郭明英，兄弟倆帅气且才华毕露；黄炎培的两个女儿，黄当时，黄丁年，一对美貌而文静的姐妹花。还有许多京剧界名流。他们也不是乘小轿车来上学的，而是坐三轮车。学校门口就在手帕胡同，一条狭窄细长的胡同，每天早上有二十几辆三轮车停在学校大门口，由老妈子陪同这些名人子女来上学。中午，这些三轮车再次来到学校门口，是老妈子来给这些名人子女送饭的。
我毕业的时候，这所小学的升学率最高，受到许多中共的高干们的青睐，于是他们的子弟才开始涌入。有的是从北京西郊的十一小学转学过来的。不过，军队的子弟们仍然喜欢留在十一小学，那里有许多特权。而政界的领导人则喜欢把子女转送到第二实验小学。学校里也没有十一小学里那么多高干子弟的特权，但是学生们都很努力学习，竞相争取最好的成绩。我从来没有坐过三轮车上学，觉得和乘坐三轮车上学的同学们是两个阶级。我需要徒步从西京几道走到石驸马大街，再从手帕胡同的西口走到学校，全程要走半小时，路上自己买一个烧饼吃，自己带中午饭。
回忆薄熙来的文章里提到一个叫作关敏卿的女老师，她也教过我数学。在她之前，是一个姓赵的老师教我。赵老师教的非常好，很受同学们的欢迎。后来不知什么原因，赵老师被抓走了，于是关敏卿老师就来代课。学校里除了名人子女外，也有附近一些下层居民的子女。我和这些人比较合得来。记得有一位叫作史一刚的同学，父亲是给某京剧院名流拉胡琴的琴师，在同学中地位不高，喜欢与我一起玩， 也喜欢同我一起做功课。第二实验小学经常请社会名人来学校做报告，以便激励同学们的励志。但是，史一刚同学心无大志，做作业的时候也喜欢抄我的。他只想继承父业，早些挣钱，他想当一名京剧琴师。有一天赵老师发现我的数学题做错了，而且史一刚同学的错误刚好和我的一样，就把史一刚同学揪出来罚站。还质问他，“你是不是抄了御xx的题？“， 史一刚同学只好承认。赵老师就质问他，问他是叫作”史一刚“还是叫作“屎八缸”。在班上，他很觉得孤立，没有面子。而我却很同情他。小学毕业的时候，大家都奋勇地投靠北京最著名的学校，我也劝他和我一起投考名校。但是他非常泄气，婉拒了我的邀请。同班同学杨振和黄力明投靠了中央音乐学院附中，其他人都考上了师大女附中，师大男附中，北京四中，北京八中。只有我的朋友史一刚同学投考了北京京剧院琴师学习班，以后当了一名京剧琴师。同班同学里的很多人后来都成为了名人。杨振成了中央乐团的小提琴手，黄力明成了东方歌舞团的交响乐队指挥和国内有名的指挥家。文革后期，听说郭世英和郭明英同学都在文革中惨死，同学都很黯然悲伤。
有一次越南共产党主席胡志明来学校参观。我们穿戴整齐的少先队队服，手捧鲜花列队欢迎。胡志明走进了教室。。。参观结束以后，胡志明主席并无多大的喜悦。后来听说，他质疑地问道，这样培养出来的孩子，将来怎么能革命？
每个同学从小学三四年级就要参加至少一项课外活动。我被史一刚同学拉去参加学校的乐队演奏。他拉得一手好听的二胡，而我的小提琴却经常走调。于是我改学油画和航空模型。我做了一架滑翔机，能飞很高，被学校看中。学校聘请大诗人艾青来学校访问，他朗诵了他的著名诗句”当我走在莫斯科的红场上“，他的朗诵抑扬顿挫，非常感人。结束的时候，老师叫我把自己做的滑翔机模型献给了艾青。这件事后来在我年幼的心灵中越来越激起我对科学的兴趣。第二实验小学就是这样秉承陶淑范校长的教育思想，在幼小的心灵里启发儿童的兴趣爱好，学生们所受到的启迪，在以后的人生道路上渐渐发挥出作用。现在突然在网路上读到艾青的儿子艾未未的许多消息。但是他那肥胖的裸体和手指向上的动作，与他的父亲艾青的文质彬彬和学者的风范，真是天壤地别。
1955年冬天，每个班上选十几名同学参加与苏联小朋友的新年联欢。我被幸中。晚会在旧的北京饭店举行。学校要求每名同学穿皮鞋和节日盛装出席。而我只有一双球鞋，也没有节日盛装，就这样寒酸地去了。与其他同学的盛装相比，心中很忐忑。苏联小朋友和第二实验小学的一些同学表演了很多节目。记得我的一位同学表演了拉锯，他用锯条演奏了几首苏联乐曲，把苏联小朋友们乐坏了，一个劲儿地喊叫”咪－－咪－－“。节目结束的时候，大家互赠礼物。一位苏联小男孩热情地把我拉到一边，他先打量了我的穿戴，看出了我的寒酸，很同情地把我介绍给他的妈妈， 然后送给了我一大堆苏联儿童读物。我不懂俄语，但是书中的插图显示是”小人国游记“和”大人国游记“，和许多其他书籍。苏联小朋友从小就有这么多的儿童读物，真让我羡慕。后来我也开始爱看书，慢慢喜欢上了医学知识。孩子的教育，和养成读书和勤奋的习惯，必须在好的小学里接受启蒙和鞭策。
薄熙来居然也是从这所学校毕业的。回忆他的文章里特别描写了他对关敏卿老师的师生友情。颇为感人。薄熙来被山东济南法院重判无期徒刑。罪状包括，与其妻贪污高达两千多万元。不过我仔细阅读各项贪污罪，大部分是记载在博谷开来的名下的。对于那样骄横的贪婪的妻子，他到底应该承担多大的责任？两千多万，其实在中国只是一个小数目。我的许多同学，这些年来在北京五环以内都置有五套以上的房地产，其价值也有上千万了，而且不需要象薄熙来一样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只要看看病，拿几个红包，就可以如此富有了。今天中国的农村乡长，倒卖土地给开发商，其私人财富也都不亚于这个数目。世界上哪一个国家的领导人没有罪？布什攻打伊拉克就是借口萨达姆拥有大规模的杀人武器，完全是莫须有，而为他的借口去死亡的战士和平民却成千上万。欧巴马没有罪？！他与其妻子度假挥霍的民脂民膏也不只这个数字。毛主席没有罪？！那么多政治运动，排除异己，含冤而死亡的人数也有上千万。为什么评价毛主席就要考虑功与过？而评介薄熙来就只考虑罪过而不论功劳。“功大于过”，一直是共产党教育我们衡量人的方法论。全中国的几百个城市，如果都能建设得象重庆市一样美好，一样安全，此乃中国人之大幸。打倒薄熙来，也许是因为别的原因，例如他可能参与了周永康的党内斗争。
北京第二实验小学原来是一所民主党派，戏曲界，工商界，和知识分子子弟集中的小学。我和弟弟进入这所小学是因为我的母亲是民主促进会的成员，是通过民主促进会的介绍而进入的。当时的校长叫做陶淑范，她在解放前就已经是著名的儿童教育家，解放后被选入人大代表。实验二小的老师都必须是北京师范大学毕业，所以教育质量非常高。我在小学时比不上那些名人子女，例如郭沫若的两个儿子，郭世英，郭明英，兄弟倆帅气且才华毕露；黄炎培的两个女儿，黄当时，黄丁年，一对美貌而文静的姐妹花。还有许多京剧界名流。他们也不是乘小轿车来上学的，而是坐三轮车。学校门口就在手帕胡同，一条狭窄细长的胡同，每天早上有二十几辆三轮车停在学校大门口，由老妈子陪同这些名人子女来上学。中午，这些三轮车再次来到学校门口，是老妈子来给这些名人子女送饭的。
我毕业的时候，这所小学的升学率最高，受到许多中共的高干们的青睐，于是他们的子弟才开始涌入。有的是从北京西郊的十一小学转学过来的。不过，军队的子弟们仍然喜欢留在十一小学，那里有许多特权。而政界的领导人则喜欢把子女转送到第二实验小学。学校里也没有十一小学里那么多高干子弟的特权，但是学生们都很努力学习，竞相争取最好的成绩。我从来没有坐过三轮车上学，觉得和乘坐三轮车上学的同学们是两个阶级。我需要徒步从西京几道走到石驸马大街，再从手帕胡同的西口走到学校，全程要走半小时，路上自己买一个烧饼吃，自己带中午饭。
回忆薄熙来的文章里提到一个叫作关敏卿的女老师，她也教过我数学。在她之前，是一个姓赵的老师教我。赵老师教的非常好，很受同学们的欢迎。后来不知什么原因，赵老师被抓走了，于是关敏卿老师就来代课。学校里除了名人子女外，也有附近一些下层居民的子女。我和这些人比较合得来。记得有一位叫作史一刚的同学，父亲是给某京剧院名流拉胡琴的琴师，在同学中地位不高，喜欢与我一起玩， 也喜欢同我一起做功课。第二实验小学经常请社会名人来学校做报告，以便激励同学们的励志。但是，史一刚同学心无大志，做作业的时候也喜欢抄我的。他只想继承父业，早些挣钱，他想当一名京剧琴师。有一天赵老师发现我的数学题做错了，而且史一刚同学的错误刚好和我的一样，就把史一刚同学揪出来罚站。还质问他，“你是不是抄了御xx的题？“， 史一刚同学只好承认。赵老师就质问他，问他是叫作”史一刚“还是叫作“屎八缸”。在班上，他很觉得孤立，没有面子。而我却很同情他。小学毕业的时候，大家都奋勇地投靠北京最著名的学校，我也劝他和我一起投考名校。但是他非常泄气，婉拒了我的邀请。同班同学杨振和黄力明投靠了中央音乐学院附中，其他人都考上了师大女附中，师大男附中，北京四中，北京八中。只有我的朋友史一刚同学投考了北京京剧院琴师学习班，以后当了一名京剧琴师。同班同学里的很多人后来都成为了名人。杨振成了中央乐团的小提琴手，黄力明成了东方歌舞团的交响乐队指挥和国内有名的指挥家。文革后期，听说郭世英和郭明英同学都在文革中惨死，同学都很黯然悲伤。
有一次越南共产党主席胡志明来学校参观。我们穿戴整齐的少先队队服，手捧鲜花列队欢迎。胡志明走进了教室。。。参观结束以后，胡志明主席并无多大的喜悦。后来听说，他质疑地问道，这样培养出来的孩子，将来怎么能革命？
每个同学从小学三四年级就要参加至少一项课外活动。我被史一刚同学拉去参加学校的乐队演奏。他拉得一手好听的二胡，而我的小提琴却经常走调。于是我改学油画和航空模型。我做了一架滑翔机，能飞很高，被学校看中。学校聘请大诗人艾青来学校访问，他朗诵了他的著名诗句”当我走在莫斯科的红场上“，他的朗诵抑扬顿挫，非常感人。结束的时候，老师叫我把自己做的滑翔机模型献给了艾青。这件事后来在我年幼的心灵中越来越激起我对科学的兴趣。第二实验小学就是这样秉承陶淑范校长的教育思想，在幼小的心灵里启发儿童的兴趣爱好，学生们所受到的启迪，在以后的人生道路上渐渐发挥出作用。现在突然在网路上读到艾青的儿子艾未未的许多消息。但是他那肥胖的裸体和手指向上的动作，与他的父亲艾青的文质彬彬和学者的风范，真是天壤地别。
1955年冬天，每个班上选十几名同学参加与苏联小朋友的新年联欢。我被幸中。晚会在旧的北京饭店举行。学校要求每名同学穿皮鞋和节日盛装出席。而我只有一双球鞋，也没有节日盛装，就这样寒酸地去了。与其他同学的盛装相比，心中很忐忑。苏联小朋友和第二实验小学的一些同学表演了很多节目。记得我的一位同学表演了拉锯，他用锯条演奏了几首苏联乐曲，把苏联小朋友们乐坏了，一个劲儿地喊叫”咪－－咪－－“。节目结束的时候，大家互赠礼物。一位苏联小男孩热情地把我拉到一边，他先打量了我的穿戴，看出了我的寒酸，很同情地把我介绍给他的妈妈， 然后送给了我一大堆苏联儿童读物。我不懂俄语，但是书中的插图显示是”小人国游记“和”大人国游记“，和许多其他书籍。苏联小朋友从小就有这么多的儿童读物，真让我羡慕。后来我也开始爱看书，慢慢喜欢上了医学知识。孩子的教育，和养成读书和勤奋的习惯，必须在好的小学里接受启蒙和鞭策。
薄熙来居然也是从这所学校毕业的。回忆他的文章里特别描写了他对关敏卿老师的师生友情。颇为感人。薄熙来被山东济南法院重判无期徒刑。罪状包括，与其妻贪污高达两千多万元。不过我仔细阅读各项贪污罪，大部分是记载在博谷开来的名下的。对于那样骄横的贪婪的妻子，他到底应该承担多大的责任？两千多万，其实在中国只是一个小数目。我的许多同学，这些年来在北京五环以内都置有五套以上的房地产，其价值也有上千万了，而且不需要象薄熙来一样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只要看看病，拿几个红包，就可以如此富有了。今天中国的农村乡长，倒卖土地给开发商，其私人财富也都不亚于这个数目。世界上哪一个国家的领导人没有罪？布什攻打伊拉克就是借口萨达姆拥有大规模的杀人武器，完全是莫须有，而为他的借口去死亡的战士和平民却成千上万。欧巴马没有罪？！他与其妻子度假挥霍的民脂民膏也不只这个数字。毛主席没有罪？！那么多政治运动，排除异己，含冤而死亡的人数也有上千万。为什么评价毛主席就要考虑功与过？而评介薄熙来就只考虑罪过而不论功劳。“功大于过”，一直是共产党教育我们衡量人的方法论。全中国的几百个城市，如果都能建设得象重庆市一样美好，一样安全，此乃中国人之大幸。打倒薄熙来，也许是因为别的原因，例如他可能参与了周永康的党内斗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