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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报看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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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学者杨凤岗谈“牛津共识”
IAN JOHNSON 2013年10月23日
今年8月末，来自中国四个主要意识形态派别的20多名公共知识分子聚集在牛津大学(Oxford University)的威克里夫学院(Wycliffe Hall)，讨论中国面临的问题。这四个派别是，新儒家、新左翼、自由主义和基督教研究。值得注意的是，这群在中国公众生活中经常吵得不可开交的人，居然达成了一份被称为“牛津共识”的文本，他们用四点共识表达了对一个多元自由的中国的期望。
与《零八宪章》等更加具有争议性的文件相比，这份声明十分温和。《零八宪章》的创意来自于目前在狱中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这些共识只是简单地表达了希望中国继续致力于多元化，以及政治领域的公平正义。点击阅读《关于中国现状与未来的若干共识》全文。
签名者中包括中国一些最杰出的学者和作家，他们经常发表有关社会问题的著作和言论，包括著名新儒家学者陈明，基督教徒、社会学家何光沪，新左翼影评人吕新雨，以及自由派哲学家徐友渔。这份声明在中国没有被广泛报道，不过，有影响力的杂志《南方人物周刊》发表了有关的长篇特写，这或许意味着，这份声明与政府不断收紧公众讨论的举措并不完全冲突。
“牛津共识”的参与者杨凤岗是一名基督徒，也是中国宗教社会学研究的先锋。他是普渡大学(Purdue University)社会学教授，也是该校中国宗教与社会研究中心(Center on Religion and Chinese Society)主任。中国宗教与社会研究中心是研究中国宗教最有影响力的机构之一，定期举办会议和学术交流活动。
我最近与杨凤岗谈论了这一共识，以及它对中国公共领域辩论的意义。
问：这是怎样发起的？
答：发起人是温州的基督徒王文峰。他曾经在新加坡参加了一个研讨会，并在那里发起了这个论坛。前三届论坛都是在新加坡举办的，只讨论基督教神学。第四届在韩国举办，第五届，也就是上一届，与会者包括了新儒家的代表人物。但是这次他们请来了新左翼和自由派的学者。
问：在西方，一群知识分子聚在一起然后发布一份声明，这可能不是什么值得关注的事情。那么“牛津共识”有什么意义？
答：我认为它的重要性有若干个层面。新左翼和自由派，这两派公共知识分子已经停止对话。当他们收到邀请的时候，首先问的一个问题是，你还邀请了谁？如果受邀者包括另一阵营的人，他们就不参与。他们之间的关系已经紧张到了这种程度。但是这一次，他们心甘情愿地一起待了整整三天。
问：是不是因为地点在国外？
答：这个嘛，表面上看，牛津是很有吸引力的。如果是享有盛名的牛津大学，无论你属于哪个阵营，这都不重要了。还有组织者王文峰，他真的很谦和。他没有与其中的任何人发生过争执。这说服了很多人。
问：在中国，这些政治标签的含义与西方不同。你如何定义新左翼和自由派？
答：很难定义。在我看来，新左翼与老左派或毛派不同。新左翼明确表示，他们不愿意被称作“左派”。但是他们喜欢被叫做“新左翼”。许多概念和术语是从西方的左派借鉴过来的。他们批评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和全球化。这才是他们的理论来源，而不是旧的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或毛泽东思想。但是每次对话他们的结论都是，一切都是美国的错。不平等现象的加剧、人们失去自己的家——他们会说，这都是因为美国的资本主义。
问：还有自由派，有些人称其为“右派”，怎么定义？
答：他们拥有典型的自由主义观点：自由市场、个人权利、宪政。但是，有趣的是，有些人更接近左派。这些人已经开始这样说：在中国的国情下，我们需要更强大的政府。只有更强大的政府才能改变现状。
我觉得，这些阵营正在重新洗牌。这次论坛之后，我个人认为，只有两个阵营：一个阵营支持政府担当更大的职责，另一个阵营倡导个人权利。所以我认为，国家主义和个人权利是更大的分歧。因此，分成四个阵营可能意义不大了。据我所知，一些自由派的人们认为需要一个更强大的政府。大多数新儒家的代表人物都支持这一点，甚至连刘小枫这样的基督徒学者也已经成为更强大政府的倡导者。
问：也就是说，所有人都可以坐在一起对话了。
答：是的，我们得以发表了这份公开的声明。虽然里面没有什么惊天动地的内容，这四个阵营可以达成一份共识，这本身就很重要。
中国人说，这个国家正变得四分五裂，你从中可以看出这些阵营是多么难以相容。但是现在，他们可以谈论这件事，从共同点开始，然后再看我们的分歧是什么。我认为，这正是中国社会当前所需要的。这四点共识包含了左派、自由派、新儒家和基督教学者关心的问题。虽然在声明的语言方面，人人都得做出妥协。不过，你可以看出，这份文本仍然表达了他们的观点。
在那几个晚上，我们展开了非常有趣的讨论。但我们之间存在着信任，有些人说，“没关系，我信任你的表述。”人们有这种感觉，必须取得进展，达成共识，否则这个国家就会分崩离析。
问：论坛选择的参与者非常有趣。与会者中有基督教徒或者基督教学者，但是却没有传统宗教，比如道教和佛教的代表，是不是这些领域缺少学者？
答：主要问题是，公共知识分子是谁？是在中国表达公众意见的人。这么一想，你就会发现几乎没有佛教或道教的公共知识分子。在微博上，我关注了很多佛教法师。他们中几乎没有人谈到或关注公共问题。
问：你觉得为什么会那样？莫非他们是由政府指定的，因为他们从政府那里得到了更多好处——比如在寺庙重建、软贷款等方面的好处？
答：我认为那当然是一个问题。他们更加附和政府的观点。但是，我也觉得他们可能没有能力参与这种公开辩论。现如今，活跃的公共知识分子不仅上过大学，而且还有研究生学位。但是在佛教徒和道教徒中你很少发现这样的人。
问：这让我想到，在中国，不同信仰之间的对话很少。你几乎从来没有看到宗教团体自己齐聚一堂。这就好像是中共说了：如果你觉得有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会去解决，但你们自己不要谈论，因为有可能演变成是在搞独立，我们不希望那样的事发生。
答：我们在讨论中也涉及了这个问题。我们有这种感觉，只要能提出些什么都是有意义的。我们不知道政府会有什么反应，但这至少可以表明我们是可以携手合作的。这群人担心，当局可能会独断专行，不听取任何意见。当我们坐在一起的时候，我们是知道这一点的。
问：有趣的是，基督徒也参加了讨论。当然，它一开始就是一个基督教神学论坛，但来自其他团体的参与者显然认为，跟基督徒和基督教学者交谈没有什么不妥。政府有时候把基督教视为外来宗教，对它不那么认可。
几年前，有人出版了一本书，列出了中国的主要群体。其中包括传统的左派、社会民主主义者、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者，再加上一些新的群体——但是没有基督徒。当时你可以忽略基督教，因为它没有任何社会影响力。但现在，基督徒参与了讨论。我觉得，这是基督教学者在公众论坛的亮相。
问：但十年前不是有个“文化基督徒”(cultural Christian)运动吗？
答：那个运动是把基督教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和文化资源，而不是表达社会或政治问题的力量来介绍的。当时是文化：神学、历史和艺术。但这一次，它的重心是在对社会和政治问题的关注上，比如法治，权力应该来自于人民，平等，公正。
问：对于这场辩论，基督教的一个重要贡献就是，权利是上帝赐予的，而不是国家授予的，这意味着国家或政府不能随心所欲地把这些权利拿走。这有讲到吗？
答：是的，讲到了。一个有趣的例子是何光沪。他签署了《零八宪章》。在最初的签名者中，他是唯一的宗教研究学者。从那时开始，他变得更加公开地宣扬自己的立场。他的基督教信仰已为公众所知。多年来，他曾对这件事缄口不言，但现在他感觉有了信心，可以公开谈论它了。
问：你是如何定义中国的公共知识分子的？在中国，公共空间是有限的，西方人经常觉得它只存在于微博上。这些知识分子如何参与公共生活呢？
答：微博是其中之一。那些不在微博上的人会以其他方式参与。他们会收到演讲的邀请，有时会出现在电视上，或者给报纸和杂志写文章。尤其是，他们会参加会议。有趣的是，在中国，媒体对会议非常关注。像这样的会议如果在西方召开，记者不会在乎这些事情。但在中国，媒体会进行报道。会议成为了人们表达关注的平台，他们的意见也可以传播出去。
问：下一阶段是什么？你们会再举行会议吗？
答：他们希望能再举办一次会议，地点可能是在巴西，以便把中国置于全球语境之中。我认为，他们希望邀请所有四个阵营的人，但这个共识并不强烈，声音还很轻。这取决于人们如何应对。
这跟《零八宪章》之类的不一样。措辞非常柔和，即使老左派也没法反对，我觉得政府也没法挑出什么毛病来。
问：也许以后就不需要什么共识了，只需要一个平台来供大家讨论。人们应该有不同的观点，因为任何国家都不会只有一个观点、一个共识。关键是人们要用礼貌的、建设性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观点。
答：我也是这么想的。以后，我们可能会进行真正的辩论。这次确实进行了一些辩论，也有一些有趣的交锋，但总的基调是，大多数人都认为很难进行真正的辩论，我们还是先保持友好的关系，而不要太强势地推出自己的观点。因此，他们希望一开始这样就可以，但是，展开真正的辩论，表达不同的意见——不是情绪化和多愁善感，而是有意义的论辩，那才是一种健康的方式。如果能做到那样，就太好了。但愿这是通往真正辩论的开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