顶一下！请看我抄来的文章段落：1961年吴宓来访问陈吴宓先生远道来访陈寅恪先生，陈先生

1961年，吴宓先生远道来访陈寅恪先生，陈先生赋诗一首，其中一句曰“留命任教加白眼，著书惟剩颂红妆”。陈先生是学贯中西学贯古今才华乱串的大师的大师，他为什么会穷十年之力去研究柳如是，是一个众说纷纭的问题。大师自有大师的思想，我们不便猜度，但众所周知，1949年，陈先生没有选择离开，有人猜想，并非源于他爱新的国家，而是源于他家世渊源。

尽管陈寅恪先生没有如梁漱溟先生那样，做出什么仗义直言的惊人之举，但他远离社会喧嚣，不参与由郭沫若领导的御用史学团队，仍以自己独特的方式践行着“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专心做学问。

晚年的陈寅恪先生最后两部书，一部是《论再生缘》另一部是《柳如是别传》（《钱柳因缘诗证释稿》），在中国奠定的“男权主义”的历史中，柳如是只是一个女人，一个妓女，按照普遍的观点，在当时只是一个漂亮和有才华的妓女，所谓的“秦淮八艳”。按照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严耕望先生说法：“除了研究先生本人及钱谦益、柳如是者之外，要读、必须读的人也不会多，因为论题太小，又非关键人物”，甚至可以说是正道人士所不齿的人物，这个，作为主流的学术工作专家如风流倜傥的郭沫若应该不齿的。

正如陈寅恪先生在《柳如是别传》的缘起中所言：“披寻钱柳之篇什于残阙毁坏之余，往往窥见其孤怀遗恨，有可以令人感泣不能自己者焉！夫三户亡秦之志，九章哀郢之辞，即发自当日之士大夫，犹应珍惜引申，以表彰我民族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陈寅恪先生从1935年研究武则天开始，到秦妇、崔莺莺、杨贵妃、韦丛、琵琶女、陈端生，再到柳如是，这并非是一时冲动。晚年陈寅恪先生“著书惟剩颂红妆”，更兼卷首缘起之红豆，并非孤鸿落照，意味着从政治史和制度史的前沿作出无可奈何的退却，亦决不可与自娱式的“文儒老病销愁送日之具”等量齐观，而是来自他的文化使命感，他把柳如是当作理想化的人格标本，追寻那种他惟恐失落的民族精神。

    他的诗词曰：“卅年断肠史，一生咏红妆”，“著书惟剩颂红妆”，是一种无奈。吴宓先生说：“寅恪之研究‘红妆’之身世与著作，盖藉此察出当时政治(夷夏)、道德(气节)之真实状况，盖有深素存焉，绝非清闲、风流之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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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阿堵兄的文章。 -加州花坊- ♀ (0 bytes) () 05/14/2012 postreply 17:51: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