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天“香港人”“大陆人”成了热词汇。看到有些同胞的语言和心态，实在有些汗颜。
小的时候，没有见过真正的“香港人”，只见过和香港“有关”的人。那年代，和“香港”沾了边的人都不是“人”，是“有海外关系的人”。被毛主席的光辉照耀过的人大概都知道那是什么意思。所以我一直以为，那些身在海外又热烈希望毛主席的光辉再次照耀神州大地的“大陆人”，一定在国内没了三代以内的亲戚，或者那些亲戚都做过些他们非常不屑、或者非常对不起他们的事情。
后来直到出国，在国内和“香港人”的交集都很小，对他们没什么特别的映象。出国以后，认识交往的“香港人”也没什么特别不同的地方。倒是几年前回国一次偶遇，我对“香港人”这个概念有了很具体的映象。
那次回去，在一个老朋友家遇到两位香港女客人。她们是一个教会的自愿者，二十几、三十来岁，在西昌昭觉附近扶贫，那时候来成都办事，顺便买些文具书籍等补给。
她们扶贫的地方交通不方便，少数民族多，汉彝杂居，可以用原始落后来形容。那里的农民很多基本的东西都不会，穷的渣都没得掉。解放五十年，人们生活没什么改变，只是知道了“社会主义就是好”这个“硬”道理。我这朋友在那里当过知青，当年曾经裹一身油亮的老羊皮，在县城街上一蹲几天，白天卖梨，晚上看西昌特别亮特别大的月亮，对革命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结合有很切身的体验。
和她们闲聊中知道，她们这个扶贫的项目从九十年代中期开始已经搞了十几年，很多人轮流来做。她们两个已经在那里两三年了。其中一个有家有孩子在香港，另一个在那里干过一期，回香港后，现在又回来，是第二次了。
她们在乡下的一些日常活动除了普及农业知识，普及教育，还有就是教妇女如何缝纫、怎样注意讲卫生防病。教缝纫是为了她们可以做一些东西卖钱帮衬生活。普及卫生常识是因为那里象所有贫困的地方一样，妇女是家庭的脊梁，但因为没有基本的卫生常识，妇女病很多，对原来就贫困的家庭来说，经常是灾难性的。
“借羊还羊”是她们的一个扶贫项目，是“授人以渔”最严谨的翻版。就是把一对羊“借给”农民，三年以后农民要把“借”的羊还回来，而产的小羊，则自己留下来。有自己的羊，就可以继续发展。但因为不懂技术，农民的羊病死冻死的很多。她们就教农民如何养羊，如何防病，如何接生护理羊羔等。她们甚至还要教农民如果“种”草，以保证羊的饲料可以自给自足。
她们的扶贫还和别的项目配套，例如，参加“借羊”项目的农户的孩子必须上学。她们买的文具书籍，一是给这些孩子，二是为了教其他上不了学的孩子。
我觉得奇怪，那么偏远的地方，我们这些四川人一般也不会走到那里，她们怎么会知道，还一去好多年。她们说发起人是一个美国人，牧师兼医生。解放前就长期在昭觉附近为少数民族和穷人行医。开放后又回到昭觉几次，想继续扶贫。这个医生后来去世了，他的教会却没有放弃他的遗愿，成立了一个公益服务机构，往西昌地区派专业医护人员扶贫。后来又延伸到农业、畜牧业、技能培训、教育等，派来很多专业人员。这些人，都是自愿者。其中，很多的自愿者都来自香港和台湾。
听她们淡淡的谈她们的项目，我心里除了尊敬还是尊敬。透过她们运作项目的细节，我能想象得出她们一天的环境和条件。她们是一天一天和农民在一起，穷乡僻壤风里去雨里来几年。她们不是偶尔作态的走马观花发点钱，高高在上的恩赐指点一番。她们教人自立，而不是教人如何感谢她们。她们做完自己的项目后就回归平常的生活，不会去炒作炫耀标榜。后来我的好几个朋友都让自己的孩子在暑期去那里做义工帮忙。回来后，小孩子们都知道了什么是感动的感觉。
那天是在朋友家吃的自己做的家常菜。晚上另外的朋友开车送我，也顺便把她们送回她们住的公寓。后来朋友说，每次她们到成都来办事、买需要的补给、联系药品农药一类的事，自己都很节简。机构在成都买了简陋的公寓，就是我们送她们回去的那里，非常一般的小区。她们来成都就住那里。很多时候吃饭就是方便面，事情办完马上就回去了。我这朋友也很敬佩她们，每次她们来成都能帮忙的就尽量帮。但受她们感染，都不好意思请她们去餐馆吃饭，所以每次都是在家里自己做。不过朋友老婆也是老知青，做得一手好川菜，所以他也不觉得太歉疚。
这两个香港人和她们的同事给我的映象实在太深。很了不起的奉献，很实在、很平淡低调的言行。我知道自己做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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