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常有人把中国的各种弊端归因为党文化的腐蚀，比如说：当下的中国社会现状，为何如此不堪？因为道德沦丧人性泯灭；人性为何泯灭？因为制度腐败；制度为何腐败？因为共产党专制；党为何专制，因为那个邪恶的党文化！
先不去追究这个推论的逻辑性，我的问题是：党文化是怎么来的？
人的思想不会是天上掉下来的，党文化也一样。
其实，不是我一个人有这样的疑问，学者们早就论述过了。其中比较著名的是金观涛（1947年生于浙江，1970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化学系，曾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访问研究。曾任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讲座教授、当代中国文化研究中心主任；现任台湾政治大学讲座教授，中国美术学院南山讲座教授。代表作有《毛泽东思想与儒学》）
金先生的基本观点是：共产党理论（党文化）的形成是儒家思想把马列主义中国本土化的结果，党文化实际上和儒学一脉相承。
儒学是马列在中国生存的土壤，这个观点是我自己思考的结果，本来想写一点自己的东西，看了金观涛先生的文章，觉得还是他说的透彻。下面我就尝试把金先生的观点总结概括一下，如有出入，以《毛泽东思想与儒学》和《儒家文化的深层结构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影响》为准。
（以下文字多为金文的浓缩版，不完全代表本人观点）
大多数人认为，自五四以来，传统文化已被破坏，从表面看的确不假，尤其是一个接一个的群众运动，移风易俗、学习雷锋、斗私批修等等，加上文革，传统文化似乎已在砸烂封资修中被社会遗忘。
其实，历史经常和人开玩笑，有时它想走进一个房间，实际上却走进了另一个房间。从某种意义上看，正是这一系列的思想改造运动导致了传统文化的加固和恢复。
我们无法忽略这样一个事实：中国传统文化之沉渣（例如皇权主义、极端的文化专制），是以文化革命中最革命的面目出现的，而文化革命本身无非是几十年来一系列越来越左的思想批判运动的最终结果。
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代言人自居“反传统”然而一次次运动之后，我们发现企图批判的传统仍然如高山般地坚定地屹立在我们面前。这一切给人一种毛骨悚然的感觉：一个民族的传统似乎是一种无法超越的群体无意识。
原因在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所以能成为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乃在于它的基本结构自本世纪四十年代发生了变化，这个变化是在儒家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影响下实现的。
马克思主义经过中国化之后就变成了党文化，而这种文化包含着一种在其深层结构上十分类似于儒家文化的思想系统。几千年前已经死去的思想家是不能直接束缚我们今天文化的。传统的力量从来在于它是一种现实的存在，特别是那些表面上是属于今天的文化，我们已不把它称作传统，但实际上却是和传统同构的思想。
儒家文化的一些最基本的结构：儒家文化在结构上最大的特点是伦理中心主义。也就是伦理价值现在整个文化系统中占居中心位置，相比之下使得知识系统显得十分单薄。儒家文化具备了一个和西方基督教文化甚至于其他一切文化在基本结构上的差别：这就是，人的价值判断和道德规范可以来自于人本身，而不需要来自于神的启示以至于其他别的系统(包括知识系统)。在道德本位的文化中，知识系统必定处于从属地位。
党文化的特征就是伦理中心，其理论基础源自于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
刘少奇是“毛泽东思想”的创造者，是党文化的开山鼻祖——“三天不学习，赶不上刘少奇”。
在马克思和列宁的经典文献中，并没有十分强调在改造社会中必须改造自己。而用改造自己和改造社会的关系来阐明共产党员要进行修养的理论根据确是刘少奇的一个创造。从此，刘少奇找到了一个把儒家伦理结构和马克思主义结合起来的交汇点。刘少奇提出的改造思想和目标，这就是：“做马克思、列宁的好学生。”
在论证了“修养”就是学习马、列品质，做马、列的好学生之后，接下来的问题必然是如何“修养”，这时刘少奇碰到了十分类似于两千年来儒者一再面临的问题，这就是：“如何修身”。
儒者修身做圣人的办法不外乎“格物致知”、“实践”、“体验”、“良知和顿悟”，任何一个作为“圣人”学生的儒者的修身中有一条是少不了的，这就是学习“经典”。刘少奇也用了极大的篇幅来讨论如何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的问题。并批评了知识本位主义。
在伦理中心主义看来，立场正确与否、道德是否纯洁最终决定你能否接受真理，这几乎不言而喻。而刘少奇在写修养时，在很多知识分子心目中，马克思主义仍是知识中心的，而非道德中心的。于是，刘少奇要用很大篇幅来批判这种倾向。他再三指出，如果把一个具有无产阶级立场(但理论知识较少)和不具备无产阶级立场但理论水平较高的人相比，前者容易理解马克思主义，后者却不能。是的，刘少奇的这一立场决定论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里程碑，它极大地震撼了当时知识分子的内心世界，使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发生了潜移默化的改变。
一旦知识中心论被破除，人们再次发现，对于理解马克思主义，立场、品质是决定一切的，这样他们就很容易被那本来潜伏在内心深处的儒家传统吸引过去，于是，探索和怀疑的勇气为一种虔城的学习圣人著作的心态所取代。要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学经典中的方法和知识是从属性的，重要的是纠正立场，使自己思想纯化。马克思主义沿着伦理中心主义发展的历程就这样开始了，而且不可阻挡。
刘少奇还作出了一个惊人的创造，他明确提出了社会上的阶级斗争和共产党人内心的思想斗争(包括党内思想斗争)存在着某种同构对应。
做一个新人——无产阶级革命家就在下意识上和传统上与中国知识分子十分熟悉的做圣人不谋而合，那些古老的传统，那些在现代西方潮流冲击下使中国知识分子觉得已经没有意义的目标(由于它们的丧失而带来了迷茫和长期内心的失落)马上复活了。而且这种复活是用了一种科学世界观的名义。此外，这种同构对应使得共产党员的修养有着十分明确的标准：这就是为消灭私心杂念而斗争。
至此，中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进一步朝着道德理想主义方向发展，它使得思想意识斗争和阶级斗争的同构效应有可能直接转化为“内圣外王”进一步的社会目标。众所周知，儒家的“内圣外王”，一方面要求每个儒生通过修身来达到“齐家“治国”平天下”，更重要的，它主张依靠道德教化来实现理想社会。
在马克思那里，共产主义理想社会的达到主要是靠生产力的发展。到了列宁时代，强调了改变上层建筑的重要性。但无论是马克思，列宁和斯大林都不可能想到，可以通过无产阶级道德教化来达到共产主义。依靠道德教化来建立理想政府以至达到大同社会，这确实是儒家内圣外王发展的必然结果。
其实，从1957年后，党文化就走上了这样一条道路。从反右，四清一直到发动文化大革命，越来越左的口号支配了全党，最后整个大陆开始了“斗私批修”，“灵魂深处爆发革命”的做圣人的运动。
我们知道，在儒家的“义“利”的关系中，并非主张要绝对取消个人利益。孔子对待功利的态度是：“学也，禄在其中。”朱熹对儒家的有关个人功利和义的关系作了更清楚的解释，他说，“在其中”就是“不求而自至之意”。在结构上，刘少奇《修养》中主张的个人利益和党的利益的关系和朱熹所说的“不求而自至”十分相象。刘少奇一再指出，党员不应考虑个人利益，但作为上级和党组织应在符合党的利益的前提下尽量考虑党员的个人利益和个人发展。这也是使党员在为党献身之时，个人利益可以“不求而自至”。正因为如此，文革期间批评刘少奇的修养是“吃小亏，占大便宜”。确实，文革时主张的“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和刘少奇主张的由党的组织来考虑党员个人利益是不太相同的。正因为文革时批判《修养》后提出的那种绝对禁欲主义实际上不具有现实实行的可能性，(特别是当党的组织受到冲击和破坏后)所以它很快被淹没在说假话、开后门的腐化之中。
党文化如此要求党员：他们(真正的共产党员)能设身处地为人家着想，做到“将心比心”“能爱人，能恶人”，做到“忠恕”，以及“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他们有最大的勇气，因为无私心，则有如“日月之蚀”。他们最能实事求是，不进行偶像崇拜。只有他们才能“慎独”，不怕批评，最诚恳、坦白和愉快，做到“事无不可对人言”。他们具有高尚的品质，有自尊心、自爱心，宽大、容忍与委曲求全。特别是在被人误解时能相信党。最后，一个真正的共产党人可以做到“杀身成仁”和“舍生取义”的最高境界。这些，确实同儒家经典所提倡的一模一样。实际上，党文化的结构基本上可以把儒家的道德精神包容进去了。
综上所述，党文化与儒家文化具有高度的一致性，因为儒家文化是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并不断中国化的社会文化土壤或背景，这就导致了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有两个思想根源，一个是马克思主义，一个是中国传统文化，主要是儒家文化。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绝没有脱离中国社会与中国的历史文化。就理论上来说，中国的民本主义传统、大同理想的传统、内圣外王传统、知行合一传统、实践理性传统、唯物论传统、辩证法传统等，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都起过这样那样的作用。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其实就是在儒家文化的土壤上进行的。 没有儒家文化就不可能有马克思主义的传入与中国化。所谓“中国化”，在一定意义上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儒家化。
换句话说，如果中共真正奉行原始的“马克思主义”，中国也不会遭受一次又一次的浩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