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许多儿时的过年记忆，随着时间的流逝淡忘，但也有一些往事会永远留在记忆里，永远也挥抹不去，那就是在那些特殊岁月里在我的记忆里充斥着恐怖而不是愉快的几个春节。
老爸属于小心谨慎之人，在那红色恐怖岁月被打倒了一次，后来被拉起来，那以后努力保持政治上正确. 而他有一上司姓吴，我们称他吴伯，比老爸倒霉，曾经像邓大人三起三落，上世纪七十年代初和老爸一起出来没几个月又被关进去，他妻子是医院护士，不原意和他划清界线，也被工作单位开除，送到乡下去，一时什么都没有，带着三个十来岁的孩子和公公婆婆，还有他自己的母亲回到离城十几公里的乡下。
那时老爸掌管着煤炭和石油，手里就有一些配额外的购煤票和柴油票，别看这些在今天看微不足道的小票证，在那个疯狂的年代，这些票证可以使家里访客如云，那时大家都没有钱也没有实物，来的都是空手来求票的，但也有不少手头掌管有配额外的食油票，鱼肉票，布票，等等拿着来交换煤油票的。
我们家没有什么近亲，曾祖父，祖父到我爸这一代都落实只生一个好的政策，我外婆也只有一个女儿，舅舅是收养的，就是我们最亲的亲戚，所以照顾在乡下贫穷的舅舅一家是我们的责任。祖母会管家，每个月得到的这些票证换成实物，除了给舅舅家送去，最大的一件事就是给吴伯家送去。那年头，为了保命，谁都不顾一切与反革命反什么的划清界线，谁敢去接近他们谁就会被打成反党反人民等等什么污七八糟的罪名，吴伯自从被关进去后，他们一家就像得了麻风病一样没人敢接近，甚至有些以前跪倒在吴伯脚下为了升官愿意为他舔屁股的奴才这时都落井下石。
谁去给吴伯家送东西，爹妈和祖母都不能去，因为许多人都认识他们，群众的眼睛是很雪亮的，一有风吹草动马上就会向组织汇报，只有让我两位姐姐送去，后来大姐也被认出来，不能再去了，就轮到我和二姐。老爸交待，快到他们村头，要先转头周围看看有没人跟踪，再进她们住的小巷，观察没有人注意到才能进去，每次去的时候我的心怦怦的跳。
到过年了，过节的物品我们提前好几天就送去，可是老爸要求我们一定要在大年初一这一天去拜年，老爸的理论根据是: 以前吴伯家一到过年如走花灯，如今是门庭冷落，谁都想避开他们，我自己不能去，你们就代表我去给他们一家凑凑热闹。
连续有四个大年初一，我和二姐一大早就得起床，穿得花花绿绿的，两人踩一辆旧凤凰，顶着刺骨的寒风不情愿地出发了，要踩三个多小时才能到吴伯的家人那，有时觉得又冷又累又饿，两人就一路走一路怪爹妈: 别人都不理他们了，为何要我们去安慰他们一家。记忆中我们的出现对吴家非常重要，吴妈做最好的菜招待我们，还给了个小红包，尽管她们已经一贫如洗。吃完饭后我们就回城。这样的事持续到第五年吴伯平反。
吴伯平反后升了官，成了一个大西瓜官儿，老爸宣称从今开始大年初一你们姐妹俩也解放了，他们家现在过年很忙，没时间招呼你们，别去添乱，我一听开心死了。不过第二年我和二姐不死心，跟老爸说还是让我们去吧，看看现在他家有多热闹。果真像老爸说的，大客厅小客厅走廊开了几个茶座，人来人往，点头哈腰，能够坐在大客厅亲自给吴大官人端茶点香烟的像得到无限光荣一样，嘴咧的只看到一脸的牙齿。吴伯母把我们领到吴伯旁边说: XX同志的两个女儿来拜年了. 吴伯一听赶紧给我们冲了热茶，要我们吃了饭再走。
我们跑到厨房去，有许多人在厨房帮手做饭，吴丈母娘对我们唠叨着: " 你们吴伯落难的时候，只有你爹妈惦记着我们，现在你们看看，多热闹! 我看到客厅那些低三下四的笑脸，真恶心!" 吴伯母赶紧说: "妈，不要说了，人都是喜欢锦上添花的多，愿意雪里送炭的少，那些日子不给老吴落井下石就已经了不起的啦。"
上大学后我经常到吴伯家去，他几次对我说: 很奇怪我落难的时候你爸妈一直照顾我家人，可是我出来后他们反而疏远了。
老爸就是这样的人，不喜欢在人家飞黄腾达的时候去凑热闹，所以他一辈子当不了大官，我想主要是他也不期望当大官，无所求就能有正气，就能过得倘然。不过也许老爸有内疚之处，毕竟在吴伯落难的时候他自己没有亲自去照顾吴的家人，而是让小孩出面。
我比老爸那辈人幸运，在国外可以坦然地表达自己的观点，不必扭曲地做人，当然如果我有所求，或者指望国内的单位请回去做点什么招摇过市的事，也得努力保持政治上的绝对正确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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