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说的：“一张白纸没有负担，好画最新最美的图画，”甚至我们这些二把刀们，文革中头一年半，成天不上课，后来复课闹革命算是学了点子东西。可是真的实际干起来那就不一样了。我们翻出了果树栽培学，就边干边学起来了。
但是要画好这幅画也不容易，那文革组长毛太太刚出了新口号“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我们要帮助农民发展经济作物，多挣钱是冒了大风险的。我们之前有个中专生在负责果树生产，全县只有些李子，杏子和沙果，海棠之类的。虽然我们去的三道营子有个大大的梨园，可是17年了从没结过果子。我们俩一看，全是杜梨。学过园艺的人都知道，苹果，梨，橘子等许多果树要先种砧木，然后再嫁接你要种的品种的接穗。他们不懂，买了别人的砧木苗种了下去，都长成了巨大的树不结果。
翻了书看到有一种高接换头的方法，就是把树头分别嫁接上好的梨树品种，我们学过嫁接不愁，可是嫁接什么品种可以在这么冷的地方生长哪？我们就去请教王毓芳，就是那位下乡没吃饭的技术员。她们植保站以前试过，延边的苹果梨可以在这儿落户，那是一个大品种。当时有一些果树生了腐烂病，需要治疗，那里的药好哪？查了查在广州有出产。
我就和领导说了要出差去打接穗，买农药，要到延边，要去广州。那个领导是个跟着国民党军队起义的村里出来的革命军人，朝鲜战场上受了伤腿瘸了。老头不错，没说什么就批了。我可是飞出去的鸟，就去旅游了。当然先回北京看了马大，直接我就跑到了齐齐哈尔农药厂，去看了我的大学的好朋友陈夫人，她是湖南人，我给她带去了豆豉炒腊肉，老陈给我们做了土豆沙拉，在那儿渡过了难忘的几天，述说着毕业后的事情，她又说我是知足者常乐。在东北时有火墙，虽然是冬天但是很暖和。
从那儿我去了延边，这延边可是与内蒙不一样，他们不像蒙人都不会説蒙古话，走到哪儿他们都说朝鲜话，到了商店也如此，你要是不会说朝鲜话，他们都不爱理你。我找了延边农业局，他们把我介绍到他们最大的果园，参观了他们的绿绿的苹果梨，个子比二十世纪梨还大，很甜，我买了接穗请他们寄回内蒙。在那儿吃了他们的朝鲜冷面和打糕，看到他们都在用洗脸盆买大盆大盆的辣椒面，回家做朝鲜辣菜，真香呀。住在招待所里他们正在开会，那些妇女都烫着头发，穿着裙子，特别爱唱歌，跳舞。那时候烫头发可是资产阶级的表现，我心里想他们可不管江青怎么说，该怎么样还怎么样。
从那儿我又回了北京，然后就带上马大经上海去广州。在上海看了我的姨妈，我还是大串联时去看的她，她高兴地对邻居说，这是我的外甥女来看我了。我串联时把沿路捡的传单都放在了她那里，她问我带不带走，我早对革命没兴趣了，就把那些东西都扔了。表妹让她的先生帮我买了去广州的票，还看了住在姥姥家的小表弟。然后就经过江西到了广州。到了广州比去延边还糟糕。那叫到了外国了一句也不懂，我无法和三轮车夫交谈，只好当了哑巴，拿笔写字，到什么地方，就全交给他了。买了农药就托运回内蒙了。住在那儿那个冷就别提了，厚厚的棉被盖着睡在凉席上，半夜打哆嗦，比东北冷多了。
一不做，二不休，我的另一个大学好友在湛江，我就坐上船沿珠江到了江门，从那里转汽车到了湛江。那里的天气暖和多了，看了那里的火山湖，市里教育局组织的中学生的体操赛（我同学的单位）。吃了老叶同学阿龙请的饭。印象最深的是那里的苦茶，有一晚上马大发烧，我们和同学在街上走，她就买了一杯给马大喝下去，第二天一早就好了，所以后来我对苦茶很有感情。
我们离了湛江坐火车到柳州换车，再坐到北京。我和马大在柳州下了车就跑到附近的农贸市场去看，卖猫的，卖猴的，卖什么的都有。两广人和我们就是不同。我们没在桂林下，直接到了北京。送下马大，碰到了多年未见的邻居富大妈家的二姐，她问我干什么去啦，我说出公差到了东北，广东， 她马上大声地和富大妈说，你看还是上大学好吧，就是不一样，可以到处去看看。
不过我这是欺负了人家老刘没文化，虽然在同一个地区出差，却走了不同的路线。回去老刘没说任何话就给报销了，他还真的不懂中国地理，我在他这张白纸上画了一幅大大的地图。现在想想这是我的罪性的体现，后来反腐我就想其实人人都是罪人，我也得着机会就贪了，所以要国家好，每个人都是关键，自己都要反自己的罪，国家才会好。
但是要画好这幅画也不容易，那文革组长毛太太刚出了新口号“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我们要帮助农民发展经济作物，多挣钱是冒了大风险的。我们之前有个中专生在负责果树生产，全县只有些李子，杏子和沙果，海棠之类的。虽然我们去的三道营子有个大大的梨园，可是17年了从没结过果子。我们俩一看，全是杜梨。学过园艺的人都知道，苹果，梨，橘子等许多果树要先种砧木，然后再嫁接你要种的品种的接穗。他们不懂，买了别人的砧木苗种了下去，都长成了巨大的树不结果。
翻了书看到有一种高接换头的方法，就是把树头分别嫁接上好的梨树品种，我们学过嫁接不愁，可是嫁接什么品种可以在这么冷的地方生长哪？我们就去请教王毓芳，就是那位下乡没吃饭的技术员。她们植保站以前试过，延边的苹果梨可以在这儿落户，那是一个大品种。当时有一些果树生了腐烂病，需要治疗，那里的药好哪？查了查在广州有出产。
我就和领导说了要出差去打接穗，买农药，要到延边，要去广州。那个领导是个跟着国民党军队起义的村里出来的革命军人，朝鲜战场上受了伤腿瘸了。老头不错，没说什么就批了。我可是飞出去的鸟，就去旅游了。当然先回北京看了马大，直接我就跑到了齐齐哈尔农药厂，去看了我的大学的好朋友陈夫人，她是湖南人，我给她带去了豆豉炒腊肉，老陈给我们做了土豆沙拉，在那儿渡过了难忘的几天，述说着毕业后的事情，她又说我是知足者常乐。在东北时有火墙，虽然是冬天但是很暖和。
从那儿我去了延边，这延边可是与内蒙不一样，他们不像蒙人都不会説蒙古话，走到哪儿他们都说朝鲜话，到了商店也如此，你要是不会说朝鲜话，他们都不爱理你。我找了延边农业局，他们把我介绍到他们最大的果园，参观了他们的绿绿的苹果梨，个子比二十世纪梨还大，很甜，我买了接穗请他们寄回内蒙。在那儿吃了他们的朝鲜冷面和打糕，看到他们都在用洗脸盆买大盆大盆的辣椒面，回家做朝鲜辣菜，真香呀。住在招待所里他们正在开会，那些妇女都烫着头发，穿着裙子，特别爱唱歌，跳舞。那时候烫头发可是资产阶级的表现，我心里想他们可不管江青怎么说，该怎么样还怎么样。
从那儿我又回了北京，然后就带上马大经上海去广州。在上海看了我的姨妈，我还是大串联时去看的她，她高兴地对邻居说，这是我的外甥女来看我了。我串联时把沿路捡的传单都放在了她那里，她问我带不带走，我早对革命没兴趣了，就把那些东西都扔了。表妹让她的先生帮我买了去广州的票，还看了住在姥姥家的小表弟。然后就经过江西到了广州。到了广州比去延边还糟糕。那叫到了外国了一句也不懂，我无法和三轮车夫交谈，只好当了哑巴，拿笔写字，到什么地方，就全交给他了。买了农药就托运回内蒙了。住在那儿那个冷就别提了，厚厚的棉被盖着睡在凉席上，半夜打哆嗦，比东北冷多了。
一不做，二不休，我的另一个大学好友在湛江，我就坐上船沿珠江到了江门，从那里转汽车到了湛江。那里的天气暖和多了，看了那里的火山湖，市里教育局组织的中学生的体操赛（我同学的单位）。吃了老叶同学阿龙请的饭。印象最深的是那里的苦茶，有一晚上马大发烧，我们和同学在街上走，她就买了一杯给马大喝下去，第二天一早就好了，所以后来我对苦茶很有感情。
我们离了湛江坐火车到柳州换车，再坐到北京。我和马大在柳州下了车就跑到附近的农贸市场去看，卖猫的，卖猴的，卖什么的都有。两广人和我们就是不同。我们没在桂林下，直接到了北京。送下马大，碰到了多年未见的邻居富大妈家的二姐，她问我干什么去啦，我说出公差到了东北，广东， 她马上大声地和富大妈说，你看还是上大学好吧，就是不一样，可以到处去看看。
不过我这是欺负了人家老刘没文化，虽然在同一个地区出差，却走了不同的路线。回去老刘没说任何话就给报销了，他还真的不懂中国地理，我在他这张白纸上画了一幅大大的地图。现在想想这是我的罪性的体现，后来反腐我就想其实人人都是罪人，我也得着机会就贪了，所以要国家好，每个人都是关键，自己都要反自己的罪，国家才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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