稍前写了一个关于郑永年的小文，不知被哪里的自媒体转载，引来了各方“关注”。我本想不再谈论这个是非之人。不曾想，近来在“油管”看了一个郑永年发言视频，顿感愤怒。我自认为研究了多年的政治学，大致也能算是做得到价值中立。对于观点，无论左、右都不会产生好恶。而鄙人对郑某人的愤慨，是出于对此人离间内地与香港之间关系得逞之后种种丑态。两面三刀、巧舌如簧、操弄学术话语，实为学人不耻。
先说发言。视频里郑永年一段浙江口音讲话，显得洋洋得意。在下这十数年间，各种场合听郑永年演讲也不少了。这位郑老兄的江浙口音暂且不提，此人英语之差，令人怀疑他是怎么在美国拿到博士学位的？看起来，郑永年应该是在他的香港中文大学某个只有洋人和“高等”华人们的场合中宣讲。或许是身处真鬼子和假洋人之中，即便作为坊间追捧的“国师”，郑某人倒是一点都不用掩饰他对中共、对习近平的瞧不起。
依照郑永年的论述，香港社会是现代化的，共产党和习近平是反现代化的。所以香港的各种冲突是港人和香港社会在誓死捍卫他们的“现代性”。此处暂不提“现代化”与“现代性”能否如此轻易划上等号。单单是把香港放在“现代化”这边，而把共产党放在“现代化”的对立面这点上，就在基本的政治学和历史常识上大有问题。
众所周知，共产理论的缔造者是马克思。而马克思主义是对于十八、十九世纪在西方资本主义兴起过程中所产生的一系列问题的应对。针对资本主义的兴起和发展，马克思提出的解决方案并不是回到封建社会，而是要大规模地对现有社会进行改造以适应人类社会经济生活的巨变。马克思称之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所以，奉马克思主义为思想正朔的苏联和中国，是不大可能反“现代化”的。马克思主义就其本质是一种左翼的现代化理论。可以说，在应对“现代化”问题时，中国共产党主张了一种不同于西方的解决方案，走的是不同于欧美的道路，但这并不代表中共在现代化和现代性的立场上与西方社会完全相反。
在中国近代的话语体系中，“现代化”问题是和中国的封建主义相对并存的。只是说在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压迫之下，中国“现代化”这个目标与反帝、反殖这些追求民族独立民族自由的理论结合在了一起。既然这位郑教授近来反复地定义中国共产党是“使命型政党”，那他又怎么会突然忘记，中国共产党有一个不变的本质使命，这个本质使命从根源上就是和“现代化”、“现代性”紧密联系的！话说回头，在外人看来，郑某人的“使命型政党”论，也着实是在绕着弯地揶揄共产党“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而已。对于中国共产党的本质使命，历版党章皆有明确阐述。这位号称是“最懂中国”的郑教授为何选择性地遗漏这一点？在下费解。
中国、苏联早期底子薄，前者是从半殖民地起步的，而后者又刚刚离开农奴制不久，都有大量的封建社会残余。这些是存在于历史现实层面上的事实。但就此判断中国或中国共产党“反现代化”，恐怕无论在学理，或在事实上都显得不通。
郑永年的这种会议发言，恐怕并非一时心血来潮。郑某人从三、五年前起就变着法儿在内地和香港之间制造矛盾。郑某人先是以新加坡国师身份，抛出“香港治权不在中国”论，挑动中共领导人最敏感的国家统一和国安问题神经；而后又转身恐吓香港，抛出“断水论“，把中国共产党与内地塑造成毫无同胞之意、手足之情的残暴猛兽。在这一点上，郑某人倒是一以贯之，他臆想中的中共行使权力方式总是和索马里海盗无异。不过，后来传闻郑某人有个人生活作风问题，他在香港问题上的煽风点火倒是停歇了一阵，最近是又开始了。
民族独立运动和共产主义革命给中国带来了“现代性”和“现代化”运动。香港没有经历过大的民族运动，其“现代性”是通过殖民主义植入的。中国共产党与港人在面向“现代化”的过程中，曾经处在两条平行的轨道，两者之间应该不存在对立。郑某人把中共和习近平说成是反香港现代化的幕后黑手，恐怕是犯了常识错误。把中共要“管”香港和“反现代化”联系起来，郑国师这屎盆子真是扣得无比娴熟。
历史层面上, 主权、治权这些早在近代之前就产生了。中国先天就是天下帝国，没有这些劳什子。只不过中国在近代是通过民族主义、共产主义运动补了这一课，而且补得很曲折，走了弯路。按照北京的要求，要在香港实现治权主权转移，建立国族想象，那就直接补中共喜欢的治权主权国族的课就是了，没有必要在香港补革命竞赛、专政手段这些课。中共有大量的历史教训，证明革命竞赛的得不偿失。当代的中共政治领袖都经历过文革，这些政治智慧肯定都是有的，不会盲目听信某个新加坡“国师”。假若真地参照郑国师的方法，对香港断水、断电，施行恐怖统治，那么制造出来的恐怕就不是什么“现代化”、“反现代化”问题了，而是在手足同胞之间刻下巴以冲突式的仇恨记忆了。
鄙人愚见，郑永年一直以来强行把港人和中国共产党划分成两个对立面。在中国这头，其立意是要在内地舆论中鼓动、制造一种需要迫切行动的合法性，用舆论倒逼中共对香港采取超常规的手段；在香港这一头，郑某人又顶着海里“国师”头衔，在一群香港“精英”面前，把中共说成是逆转香港现代化进程的洪水猛兽，与所谓的“城邦论”交相辉映。唯一不同者，“城邦论”言出市井之徒，立论粗鄙，香港有见识者大可置之一笑。而“中共反香港现代化论”有郑教授这等“国师”人物加持，又何愁港人不胆颤心惊，不争先恐后地反共反中呢？
参考文献：
[1] 香港治权不在中国论, https://www.zaobao.com.sg/forum/expert/zheng-yong-nian/story20190820-982364
[2] 中共反现代化论,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D6djImlwHTk
[3] 断水论, https://p.dw.com/p/3OGSI
先说发言。视频里郑永年一段浙江口音讲话，显得洋洋得意。在下这十数年间，各种场合听郑永年演讲也不少了。这位郑老兄的江浙口音暂且不提，此人英语之差，令人怀疑他是怎么在美国拿到博士学位的？看起来，郑永年应该是在他的香港中文大学某个只有洋人和“高等”华人们的场合中宣讲。或许是身处真鬼子和假洋人之中，即便作为坊间追捧的“国师”，郑某人倒是一点都不用掩饰他对中共、对习近平的瞧不起。
依照郑永年的论述，香港社会是现代化的，共产党和习近平是反现代化的。所以香港的各种冲突是港人和香港社会在誓死捍卫他们的“现代性”。此处暂不提“现代化”与“现代性”能否如此轻易划上等号。单单是把香港放在“现代化”这边，而把共产党放在“现代化”的对立面这点上，就在基本的政治学和历史常识上大有问题。
众所周知，共产理论的缔造者是马克思。而马克思主义是对于十八、十九世纪在西方资本主义兴起过程中所产生的一系列问题的应对。针对资本主义的兴起和发展，马克思提出的解决方案并不是回到封建社会，而是要大规模地对现有社会进行改造以适应人类社会经济生活的巨变。马克思称之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所以，奉马克思主义为思想正朔的苏联和中国，是不大可能反“现代化”的。马克思主义就其本质是一种左翼的现代化理论。可以说，在应对“现代化”问题时，中国共产党主张了一种不同于西方的解决方案，走的是不同于欧美的道路，但这并不代表中共在现代化和现代性的立场上与西方社会完全相反。
在中国近代的话语体系中，“现代化”问题是和中国的封建主义相对并存的。只是说在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压迫之下，中国“现代化”这个目标与反帝、反殖这些追求民族独立民族自由的理论结合在了一起。既然这位郑教授近来反复地定义中国共产党是“使命型政党”，那他又怎么会突然忘记，中国共产党有一个不变的本质使命，这个本质使命从根源上就是和“现代化”、“现代性”紧密联系的！话说回头，在外人看来，郑某人的“使命型政党”论，也着实是在绕着弯地揶揄共产党“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而已。对于中国共产党的本质使命，历版党章皆有明确阐述。这位号称是“最懂中国”的郑教授为何选择性地遗漏这一点？在下费解。
中国、苏联早期底子薄，前者是从半殖民地起步的，而后者又刚刚离开农奴制不久，都有大量的封建社会残余。这些是存在于历史现实层面上的事实。但就此判断中国或中国共产党“反现代化”，恐怕无论在学理，或在事实上都显得不通。
郑永年的这种会议发言，恐怕并非一时心血来潮。郑某人从三、五年前起就变着法儿在内地和香港之间制造矛盾。郑某人先是以新加坡国师身份，抛出“香港治权不在中国”论，挑动中共领导人最敏感的国家统一和国安问题神经；而后又转身恐吓香港，抛出“断水论“，把中国共产党与内地塑造成毫无同胞之意、手足之情的残暴猛兽。在这一点上，郑某人倒是一以贯之，他臆想中的中共行使权力方式总是和索马里海盗无异。不过，后来传闻郑某人有个人生活作风问题，他在香港问题上的煽风点火倒是停歇了一阵，最近是又开始了。
民族独立运动和共产主义革命给中国带来了“现代性”和“现代化”运动。香港没有经历过大的民族运动，其“现代性”是通过殖民主义植入的。中国共产党与港人在面向“现代化”的过程中，曾经处在两条平行的轨道，两者之间应该不存在对立。郑某人把中共和习近平说成是反香港现代化的幕后黑手，恐怕是犯了常识错误。把中共要“管”香港和“反现代化”联系起来，郑国师这屎盆子真是扣得无比娴熟。
历史层面上, 主权、治权这些早在近代之前就产生了。中国先天就是天下帝国，没有这些劳什子。只不过中国在近代是通过民族主义、共产主义运动补了这一课，而且补得很曲折，走了弯路。按照北京的要求，要在香港实现治权主权转移，建立国族想象，那就直接补中共喜欢的治权主权国族的课就是了，没有必要在香港补革命竞赛、专政手段这些课。中共有大量的历史教训，证明革命竞赛的得不偿失。当代的中共政治领袖都经历过文革，这些政治智慧肯定都是有的，不会盲目听信某个新加坡“国师”。假若真地参照郑国师的方法，对香港断水、断电，施行恐怖统治，那么制造出来的恐怕就不是什么“现代化”、“反现代化”问题了，而是在手足同胞之间刻下巴以冲突式的仇恨记忆了。
鄙人愚见，郑永年一直以来强行把港人和中国共产党划分成两个对立面。在中国这头，其立意是要在内地舆论中鼓动、制造一种需要迫切行动的合法性，用舆论倒逼中共对香港采取超常规的手段；在香港这一头，郑某人又顶着海里“国师”头衔，在一群香港“精英”面前，把中共说成是逆转香港现代化进程的洪水猛兽，与所谓的“城邦论”交相辉映。唯一不同者，“城邦论”言出市井之徒，立论粗鄙，香港有见识者大可置之一笑。而“中共反香港现代化论”有郑教授这等“国师”人物加持，又何愁港人不胆颤心惊，不争先恐后地反共反中呢？
参考文献：
[1] 香港治权不在中国论, https://www.zaobao.com.sg/forum/expert/zheng-yong-nian/story20190820-982364
[2] 中共反现代化论,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D6djImlwHTk
[3] 断水论, https://p.dw.com/p/3OGS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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