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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幸存下来,只为今天替台湾志士们说一声“无悔”(陈明忠印象记)

余亮

资深情怀党,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副研究员

 

87岁的陈明忠静静坐在上海书城三楼的签售台旁。刚刚在他的新书《无悔》发布会上,陪伴的人很多,高金素梅在右手,朱实老先生在左手,夫人冯守娥和吕正惠教授坐在第一排笑眯眯地看着他。但这会儿人都不在跟前,有的先去楼上报告厅准备新书研讨,有的在附近忙碌。大妈们排了一长队等签名,这时书没了,营业员赶紧打电话去调取。他一时闲了下来,一个人坐在轮椅上,看了看旁边空着的椅子,有一点茫然地等待着。

8月15日,陈明忠新书《无悔》在上海书城举行新书发布会。

这是2016年8月15日上午的10点半。这一瞬间的孤单他一定不陌生。生命中一大段时间都在国民党的监狱里等待着,就像《百年孤独》里的奥雷里亚诺上校,一生都在等待暗杀者的到来。先是被关进日军监狱,恰逢光复,但1950年因参加“二二八起义”反对国民党被捕,关押十年。出狱后凭借出色的化学知识做制药生意赚了钱,悄悄资助陈映真办左翼文学刊物。1976年他再次被国民党政府投入监狱,备受酷刑。这让他想起1950年代入狱的那段悲情时光,热爱新中国的狱友们一个个走出监狱赶赴刑场,出门时高喊“中国共产党万岁”。冯锦辉与他道别握手的时候,手却是温热的,视死如归。大陆来的地下党员张伯哲赴死前说:“孔子不是说过吗,朝闻道夕死可矣。”狱中安静了下来,他已成为台湾最后一个政治死刑犯。因为台湾保钓人士在国际上大力呼吁援救他,他终于被免死刑,最后由蒋经国昔日秘书马英九出面斡旋,1987年获准保外就医。

吕正惠:这是他的大舅子绑着出去被枪毙的时候。这是吴石。(北京的新书发布会上)

无人听见的歌声

陈明忠回忆录《无悔》的校订者,台湾淡江大学荣退教授吕正惠有一次告诉我,他喜欢两首歌,一首是《歌唱祖国》,一首是《安息歌》,后面一首是陈明忠狱友赴刑前唱的歌。他们的歌声平静,仿佛瞿秋白在说“此地甚好”。

但没人听见他们的歌声,我是说,我们大陆人很长时间不知道也不关心他们的歌声。只有被写在课本、小说里的就义时刻才会被人铭记一段时间,只有热播剧里的余则成才能让人追问一下那些台湾志士的命运。但这样的人曾经何止千万。

我也是近年才知道陈明忠,但已沧海桑田。少年时候我爱不释手的台湾作品都是龙应台、余光中、王鼎钧……优雅的中上层知识分子。那时节大陆统战工作聚焦于老“朋友”国民党群体,相关作品红红火火。而台湾左翼在大陆出书,非常不容易,这次出版堪称幸事。

陈明忠的小伙伴陈映真1980年代终于有机会来到魂牵梦绕的大陆新中国交流,结果落花有意流水无情,不受大陆作家欢迎。他说改革开放要警惕跨国公司的负面,以诉苦文学著称的张贤亮立刻打断他,“跨国公司快点来污染我们吧!”难说谁是谁非,实在是相隔久远,两边预期落差太大。

台湾志士终于活到与祖国相逢,而大陆的作家经历了极左惊魂,这时一心想着拥抱美国。今天的年轻人不再知道《安息歌》,却熟悉《十年》——“十年之后,我们是朋友还可以问候,只是那种温柔再也找不到拥抱的理由,情人最后难免沦为朋友”。直到近年来中国发展成就被混乱中的世界另眼相看,台湾志士的声音才重新被大陆民族主义者发现。

1995年,台湾导演侯孝贤拍摄影片《好男好女》,伊能静出演白色恐怖时期的牺牲者、共产党人钟浩东的夫人蒋碧玉。蒋碧玉父亲的角色,侯孝贤特意邀请钟浩东曾经的狱友陈明忠先生扮演。

而陈明忠,1980年代在狱中看到了大陆的伤痕文学,一群“聪明”人写的东西,控诉极左政治的伤害。陈明忠不懂怎么回事,深受打击,难道自己梦寐以求的大陆已经不再珍惜那场革命了?所有的流血牺牲还有什么意义?他那被酷刑、死亡、无助重压住的身躯,全凭对新中国的热望活下来,一时间希望全没了。只有失落过的人才能体会这样的痛苦吧。但真的猛士敢于面对惨淡的现实,作为岛内极少数偷偷阅读鲁迅作品的人,他坚强地开始调整自己的思路去理解大陆的变化。

他说:“台湾左派内部的一个分歧点就在这里。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才开始接触社会主义的人(文革左派)的看法,和新民主主义革命时代就开始接触社会主义的人(譬如我这一代)的看法,就很不一样。在新民主主义时期参加共产党或接触社会主义的人,对改革开放有一定的理解。因为新民主主义者,本来就主张在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实行现代化、采用资本主义方式、利用资本主义、又限制资本主义,然后才过渡到社会主义。这个过渡时期所采用的,不是完全自由开放的市场经济,而是有限制的市场化。”“我一直在想这个问题,终于慢慢厘清了自己的思想。我跟刘少奇一样,可以说是两阶段革命论者。我主张先用国家的力量搞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搞现代化,但要朝着社会主义目标,就是邓小平说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前进。没有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没有现代化,就不能让中国人民富裕起来,也不能让中国真正强大起来。那样的话,什么社会主义都不要讲了。”

这个看法倒是接近大陆的现实主义者。

侥幸存下的回忆

在上海书城,他用颤抖的手拿着讲稿。头发花白,却没有睡意昏沉,很开心的样子,口齿也比我想的清楚。他从小先学日语,汉语也是闽南口音。出生大地主家庭,在日据时期接受教育,以为自己是日本人,却不断被日本人侮辱殴打——考试成绩比日本人好,挨打;打架打赢了,被围起来打。这才渐渐发现自己不是日本人,而是光荣的中国人。于是开始不服从日本人,直至被抓起来。

台湾光复,民众夹道欢迎国军,很快却发现国军不比日军好多少,五子登科,一片狼藉,终至“二二八事件”。龙应台在《大江大海》里轻描淡写地解释成国军衣衫褴褛给人印象不好,引发矛盾。“台独”分子则把“二二八”描述成民进党的功劳。实际情况复杂的多,具体可参见《无悔》。而陈明忠等人此时接触到共产党的思想,同情苦难的工农,开始心向 “红色中国”。

但余则成们终于在白色恐怖中被屠杀殆尽。凭着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过一人的精神,国民党再次大开杀戒,像1927年“四一二”一样,不仅杀共产党,还杀任何同情左翼的本党人士。“四一二”毁灭了国民党自身的优秀基因,“二二八”毁掉了岛内的优秀人才。国民党如今已沦为民进党穷追猛打无力还手的对象。按照陈明忠等人的说法,日后的“台独”、媚日、族群撕裂、两党恶斗等各种乱象无不源自那时。

倏忽半世纪。陈明忠1987年出狱后依然不为大陆人知。统派人士希望老一辈能出回忆录,但老一辈认为做事比说话重要,不愿多回忆自己。台湾左翼元老林书扬2012年去世,把一生战斗往事带走,无人知晓细节。吕正惠和陈宜中受台湾《思想》杂志主编钱永祥之托,找陈明忠做了一次访谈。没料到此文后来在大陆网络上引起不少反响,比如观察者网很多读者就认为提供了另一种了解台湾的视角。陈明忠终于答应做口述,中国社科院文学所的李娜自告奋勇做访谈录音并整理。在包括夏潮联合会等组织和朋友的帮助下,才有这本书的面世。

林书扬(右)和陈映真(左)(1991年)

书中有无数的人名,有许多无常的故事,有揪心的背叛,更有超越囚徒困境的友谊。他牢记着他们,他们的在天之灵一定知晓。只引两段:

“蔡寄天自首了,后来成为有名的反共文艺理论家,改名蔡丹冶。蔡寄天被审讯时,知道(同志)洪幼樵快要搭船出逃了,他撑着,预料那天船已经开走后,才供出洪幼樵,没想到因为台风,船没有走,洪幼樵就被捕了。洪幼樵被捕,讲出了谢富的事。谢富从新店调回‘军法处’,被处决。”

“自首的人什么都得讲,如果不讲,后来被发现了,就是死刑。我被捕一段时间,蔡(仁雄)没有被抓,蔡就判断我没有讲他。所以他后来自首时,也不讲我。说起来,大家都是胆子大,所以蔡很佩服我,他对我也真够朋友。那时候只要郑海树和蔡仁雄任何一个提到我,我恐怕就难逃一死。”

能活下来的都是侥幸。他也记得一个卖鸦片的犯人,在他被吊在监狱里只能脚尖着地的时候,在他脚下垫了一床棉被。细看下来,简直就是一个真实版的《红岩》。

研讨会上,罗岗教授忍不住说,大陆知识界和互联网上都有一股否定革命史真实性的潮流,陈老先生简直是活化石,以往课本里革命者忍受严刑拷打的故事,跑到现实中来了。

《无悔》研讨会

他对酷刑只提到了老虎凳,然后感佩赵一曼烈士能经受住那么多块砖,他加了几块砖就受不了了,用刑的人说再加一块砖你就终身残废了,他就招供自己参加了“社会革命党”(他瞎编的政党),暂时躲过了一阵折磨。不过最终还是只能坐在轮椅上。

2014年吕正惠教授发来《无悔》的序言,希望我发表于观察者网。我读完之后就把标题改成:《台湾志士,再不回忆就晚了》。有两个意思,智勇的实践者认为睚眦必忆没意思,那是文人的事情。但是这段经验史宝贵,老先生再不回忆就会失去。另一个意思,我们再不认识、回忆他们就晚了,我们甚至不知道失去了什么。

因为长期待在狱中与世隔绝,吕正惠担心陈明忠对外界不太了解。不过论及大是大非,老先生明显比许多快乐的常人们清醒。受过这么大的折磨,却没有盲目仇恨,对“二二八事件”能有实事求是的评价。据杨渡先生讲,在美国有“台独”分子希望陈明忠说“二二八事件”中国民党屠杀三十万人,他严辞拒绝了。他还促成了连战访问大陆。

今天在上海书城,他对大陆读者说:这辈子做了21年牢,但并不后悔,对自己的一生也还算满意。“为什么呢?我开始反抗日本的时候,中国还在抗战;加入地下组织的时候,国共正在内战,第二次坐牢出狱,中国正在改革开放的艰难时期;而现在,中国无论在经济能力还是国际地位上,节节高升,以前的世界霸主美日等国日渐衰弱,而中国越来越强,中国人可以在世界上扬眉吐气。当年我在高雄中学感觉到的民族屈辱,已经得到了洗刷。我有生之年能够看到中国繁荣到这个样子,我已经觉得非常开心,没有遗憾了。还有一点小小的遗憾,就是有生之年也许看不到两岸统一,也看不到我衷心向往的‘自由人联合体’了,但我相信大势是挡不住的。”

我们这些幸福的人,每天关心粮食、蔬菜,还有王宝强。当然,这也是陈明忠老先生高兴看到的,在他看来,中国人终于可以过上不受洋人压制的生活,想干嘛干嘛,爱吐槽啥就吐槽啥。今天的中国俨然成了世界的安全岛,发展大势向前,当然也问题重重。不过已经生活在大国里的许多人往往忘记殖民时代三流民族的痛苦,忘却了那种对一个挺直腰杆的祖国的渴求,只聚焦于不满之处,甚至不乏对自己国家的嫌弃。大陆没有陈老先生想象的那么好,更有他想象不到的妄自菲薄。而海峡对岸,一般民众也乐不思蜀,幻想小国寡民的确幸,甚至会有想做日本人的奇妙心思。

孤独或者热闹的两岸青年

台湾坚定的统派人士不多,上月在台北小店聚餐,一次就见到了好几位。他们倒是蛮清醒。作者王睿认为台湾人自我感觉处于中华文明边缘地区,容易产生这样的心态。

不过在大陆人眼里,台湾又是某种中心——在冷战体系里台湾成了美国的前沿阵地,联系西方体系,无怪不少大陆人不自觉地心向往之。可惜现在轮到一些大陆人落花有意流水无情。有人到PPT论坛上献殷勤,却被台湾网民骂回来——谁和你做一种人?

也许用一句围城来解释这种现象太简单化。台北的青年学者邱士杰和黄琪椿都表示台湾人的这种心态很奇怪,在嘴巴上对大陆人有莫名其妙的仇恨,对日本人有莫名其妙地爱,但是都不真实,因为没有基础。同一个民族,同一种语言,且大陆从未对台有过战争侵害,怎么会如此?在我看,这大概就是生活轻盈时代的人才有的zuo吧(请理解zuo这个上海词汇,它是小确幸的一部分,在大陆一样存在)。

近年来大陆小粉红与台湾小确幸互相大撕特撕,让台湾统派朋友有些担心,尤其担心媒体的夸张放大。他们对喜欢的观察者网也发出了希望:有些事点到为止,不必争一朝一夕,放大矛盾反给台独派送牌。

新人类的世界了。陈老先生不一定了解这些。但老一辈的一句话令人觉得不必多说什么——吕正惠教授自称因中国文学而知道自己是个中国人(他是研究古代文学的,今天的文学就不一定有此功效了),他有名的一句话是,“在我死之前,让我做一个中国人”(见蔡翔教授文章:《台湾本省吕教授,爱烟爱酒爱北京》),和陈明忠一个意思。

饭桌上,王睿对我说,看到吕正惠这句话,怦然心动。在高中教国文的他感觉太孤单了,不用说就知道同事不认可他对中国的认同。张方远倒是决然地说:“我从来都是中国人。”但一样的孤独——在教初中时候他也被学生质问凭什么说我们是中国人。全怪学生吗?王睿说,台湾新的国防教育课本居然删除了抗战,把金门炮战作为国史最著名战争,悄然摒弃中国记忆。

陈明忠一辈老人终将幸福地离去。而年轻人依然在孤独中努力,或者在浑浑噩噩中确幸。陈明忠大约会教导晚辈,别那么多牢骚。对中国民众的牢骚,他大概也会表示理解,但还是会说别忘了有更重要的事情等你们动手去做。

研讨会上,有讨论者认为要加强对台文化统一工作。但文化统一是个什么东西?失去历史体验,失去对当下现实的随机应变,文化就是一句学院派的空话。研讨嘉宾大多寄望于年轻人。有人吐槽现在的两岸恋情人都沦于自利主义文化。我倒认为没什么好奇怪的,马克思说过一段话,大意是一场政治经济社会运动产生的后果,总会迅速和自己的起源断绝关系(农民做了皇帝,社会主义的子孙变成了小资等等)。不必痛心疾首,只有直面变化。改变也往往出人意料,十年前谁想到今天打破“世界公民幻想”的居然不是左派,而是小粉红或者自干五呢?(推荐易莲媛论文:“帝吧出征”过后,如何理解年轻一代的“情感结构”

指望通过阅读来改变青年恐怕也不会顺了心意。阅读会改变人,但远远不够。所有阅读丰富但做事经验狭隘的人都有相同的迂腐气质。不过阅读领域的某些1984王国还是应该打破。我曾和不少知识青年聊过读书,他们说喜欢看奥威尔,但却只看《1984》或者《动物庄园》,听都没听过作为社会主义者的奥威尔作品比如《向加泰罗尼亚致敬》、《巴黎伦敦落魄记》。老大哥死了,一九八四长存。

在90后翻墙扔表情包的年纪,陈先生正在打游击战、坐牢。热爱穿越小说的人,也许应该穿越一下这段历史。对台湾志士的思考,涉及到我们对传媒世界、对两岸关系、对中国文明的总体思考。

无悔

陈明忠说自己生错了时代,但没有走错路。这大概是生不逢时的意思。那些做了烈士的台湾同志,也险些完全湮没于历史。以至于长期调查白色恐怖受害者的蓝博洲先生在研讨会上说,陈先生就是失败者,因为失败才会谈“无悔”,必须直面失败。不过我们知道,他们也正是那个大写中国的一部分。

据说苏联无名烈士墓的墓碑上篆刻着:“你的名字无人知晓,你的功绩永垂不朽。”而对于那批早已逝去的台湾志士来说,你的名字无人知晓,你的功绩无处寻觅。今天也只有陈明忠代替诸君出来说了一句:无悔。

最后提一下,陈老先生比王宝强幸福,因为有一个始终不舍不弃的爱人冯守娥相伴。她也曾在白色恐怖时期坐牢十年,哥哥被枪决。陈明忠入狱期间,她一直努力营救和等待。

陈明忠先生和爱人冯守娥

(文/余亮;马雪对本文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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