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英商建筑设计事务所——公和洋行为外滩中国银行设计新大楼时，堪称大手笔：一座双塔形的ARTDECO高层建筑，最高处300余英尺，换算下来约91米，34层，远高于隔壁沙逊大厦13层楼的77米。设计效果图配发的文字令所有上海人异常振奋：“第一幢摩天大楼俯瞰着上海外滩，被提议的中国银行新大楼”。
不料拆下脚手架，原本准备好好庆祝一番的上海人，只见落成后的大楼，莫名其妙比沙逊大厦矮了1米。种种传说由此而生，最为流传的说法是，中行大楼从34层楼降到18层楼，再降到17层楼，完全是隔壁那位跷脚沙逊从中作梗所致。他仗着高额纳税人的缘故，从租界工部局一路告状到了伦敦，硬生生将中行大楼压低了一头。
可这一说法竟找不到任何史料依据。笔者查找了1933年至1936年的《工部局董事会会议记录》，同样未发现董事会讨论过中国银行大楼建筑的事宜，也未发现任何与沙逊有关的记录。有文章说沙逊向工部局董事会施加了很大压力。不过要知道，工部局董事会的董事中，有好几位中国人，其中贝淞荪还是中国银行上海分行经理，中行新大楼的实际负责人。
中国银行大楼降为17层楼，显然受到了1934年后蔓延的白银危机的影响。因为来势汹汹的白银危机，中行财务状况不容乐观，于是决策者很快调整思路，降低预期，而使34层大楼的设计方案只能束之高阁，流于纸上。这是中国银行楼层大缩水的一大原因。
问题是，中国银行为何一降再降，从18层楼降为17层？如果说从34层大幅降低到18层，还好理解，那么再降一层，又作何解？因为这一层楼，就牵涉到谁是外滩第一楼的问题，实在非同小可。
难道中国银行真的因为白银危机，连一层楼的钱也拿不出来了吗？这一可能性不大，俗话说，瘦死的骆驼比马大，中国银行显然不差这一层楼的钱，因而从经济上也难以解释这一层楼的变化。
在租界工部局的建筑规章中，一个核心思想是限制建筑物的高度，其中有一条规定，所有面向租界公共道路的新建筑物，其靠近临街地段的高度，不得大于道路宽度的1.5倍。但随着上海城市化程度的不断提高，租界地皮的价格不断上升，业主挖空心思要最大化利用地皮，建造高楼大厦是大势所趋。无奈，工部局也不得不放宽标准。
也就是说，只要建筑的楼房前面有相应的空地，包括道路，而且该空地（道路）不会再建筑其他建筑物，那么该楼的高度，可以相当于该空地1.5倍的宽度，甚至于有所突破。所有20年代以后建造的高楼，基本上都是遵循这一规定建造的，当然在有良知的建筑师笔下，有的建筑物非不能也，而不为也，如沙逊大厦。
沙逊大厦实际高度77米，如果以该大楼东侧到外滩黄浦江的距离，按1.5倍计算，大厦建筑至100米高度都不成问题。同样，中行大楼的高度，确实可以按建筑师威尔逊的设想造至90余米。
可是工部局关于建筑规章，还有一些附加条件，如建筑物高度，既取决于它正面所面对的空地或道路，也取决于它侧面所面对的空地或道路。比如，沙逊大厦面对外滩的部分，可以设计造到77米、13层楼高，而面对南京路的建筑物部分，则因为宽度不及前者，只能设计造至10层楼为止。如此，我们姑且不论中国银行大楼面临外滩的正面部分，看看环绕它的其他几条马路，南侧的滇池路，西侧的圆明园路，均不如南京路的宽度，因此原先坐落西侧的另外一座塔楼，又如何得以起造呢？干脆砍掉了事，形成中行大楼前高后低的格局。中行大楼的后部与中间，都在8层以下，有的地方只有4层，大概也是这个缘故。
工部局对于建筑管理一向严格。现在还不敢断定，工部局建筑方面的法规，是导致中国银行大楼最终高度的决定性因素，但很可能沙逊就是利用了工部局对建筑法规的“解释权”。沙逊会说：“瞧，中国银行大楼对着外滩的空地与沙逊大厦一样宽，但其他方向都不如南京路，我加个尖顶也只有77米，他那个大方顶怎么可以超过我呢？这不是把整个外滩风貌都破坏掉了吗？”
因为师出有名，有法可据，工部局当然会予以干预，要求中行大楼的高度不得超过沙逊大厦，中行方面要拒绝也难。宋子文和张嘉璈、贝祖诒等人都是公认的精英人物，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他们的所作所为，必定会与这座城市的气质相符。
这一段，信手拈来，毋庸置疑属于想象的成分。想象与事实之间，隔着多远距离，取决于是否合理，就算是笔者在冥思苦想之际，自我“解套”的一记怪招吧。
选择“Disable on www.wenxuecity.com”
选择“don't run on pages on this doma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