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共两党的受降之争

抗战期间，国共两党名义摒弃前嫌，但其貌合神离，乃人所共知。一旦战争结束，两党就为胜利果实的分配，直接撕破了脸。国民政府说中共破坏抗战，毛泽东则说蒋介石是从峨眉山跑下来“摘桃子”。但究竟谁能来受这个降，还要战场上见真章。

 

 

    蒋介石下令：日军必须向国军投降

日本人在美国原子弹和登陆的压力下，突然投降，中国人没来得及反攻，就要抢着接收沦陷区与日军装备了。从地理条件上说，当时国府的游击区几乎全部崩溃，国军主力退居西南，留在敌后的仅剩阎锡山等部。与之相反，八路军在华北、新四军在江南等沦陷区建立了大片根据地，受降时当然是“近水楼台”。

李宗仁因此有一个建议，“我政府对此问题亟应早为筹划，作适当的军事部署。等到胜利的爆竹一响，我大军便一浪继一浪向北方推进。如原驻河南、安徽和苏北的国军，即向山东、河北前进；原驻山西、宁夏、绥远的，则向察哈尔前进。各该军所遗防地，则向后方部队递补。如此不出一月，华北所有重镇及津浦、平汉交通线皆为我大军所有，然后再令日军集结，就地解除武装。”

    蒋介石虽未把李宗仁的空想当回事，但也不能坐视“共军”抢走受降荣誉。1945年8月10日，日本通知盟国接受《波茨坦公告》后，蒋介石即电令陆军总司令何应钦，“警告辖区以内敌军，不得向我已指定之军事长官以外，对任何人投降缴械”，同时对伪军“应策动反正，并迅即确保联络”，让他们“先期控制敌军撤离后之要点要线，以待国军到达。”天皇发布投降诏书后，蒋介石又授权何应钦，如果日伪军“对非指定之部队”投降,“得由陆军总司令下令以武力制裁之”。

所谓“指定部队”，即国民政府规定受降的各个战区、方面军。如第二战区以司令长官阎锡山为主受降官，在太原接受日军第1军投降；第九战区以司令长官薛岳为主受降官，在南昌接受日军第11军投降；第二方面军司令官张发奎，在广州接受日军第23军投降。

 

   中共创造条件，意图自行受降

   为防止中共抢先向日军受降，蒋介石特意电令国军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也即八路军总指挥朱德：“本委员长经电令各部队一律听候本会命令, 根据盟邦协议, 执行受降之一切决定。”要求朱德“集团军所属部队，应就原地驻防待命，恪守盟邦共同协议之规定,各部队勿再擅自行动。”国民政府在事实上禁止了中共参与受降。

   但这一纸空文并不能对中共产生什么约束力。毛泽东发表《对日寇的最后一战》后，八路军、新四军即着手准备受降。朱德发出六道命令，在要求各地八路军接受日伪军投降的同时，命令吕正操等部向东北进发。新四军下达总反攻命令，任命黄克诚、罗炳辉、叶飞、粟裕、刘长胜分任江苏、安徽、浙江三省主席和南京、上海两特别市市长。

地方长官不能只有空衔，还要有辖区。所以在8月15日下午，就有一名自称是“新四军军使”的章克，到南京派遣军总司令部，要求面见冈村宁次，协商武器接收事宜。日军已奉国府命令，要向指定国军投降，对这个章克自然不予理会。在冈村宁次看来，“缺少武器的共军，其急欲获得日军武器的迫切情况，由此可见。”

冈村宁次在回忆中，还举了新四军强行接收的几个例子，“江苏省松相镇警备队，12月份受到共军的猛烈攻击，丧失三分之一的兵力突围而出，中队长战死。”“江苏省高邮警备大队受攻击攻击，激战二日，受重大损失，终于被共军解除武装”“山东省泰安附近的第十一独立警备队（司令官洼田少将以下约四千人），接到中国总司令部命令，全副武装向济南集中。但被优势的共军包围，要求交出武装而陷于窘境。”在华北与苏北，日军“为对共军之攻击实行自卫战斗，共死伤七千多人。”

    因日军肯严格遵从国府号令，受降中没有发生什么大的意外。如今井武夫（中国派遣军副总参谋长，日军投降代表之一）所说，“芷江会谈以来，国民政府在受降工作中，看到日军依然坚守建军以来的纪律，从未发生丝毫纠纷。尽管国民政府以外的其他中国部队顽固地加以威胁，甚至受到中共军的攻击，但日军严厉拒绝将武器和设施移交给他们，而是全部移交给中央军。”

     

     国军受降了日军，但没能接收所有沦陷领土

国军统共受降日军114.5万，至1946年4月收缴日军步骑枪68.6万支、手枪60.3万支、机枪30万挺、各种火炮1.2万门；步机枪子弹1亿颗，手榴弹和各种炮弹各2000万颗。此外还有战车383辆、装甲车151辆、卡车15785辆、马74159匹；飞机1066架、舰艇1400艘。

向中共方面投降的日军则极少。只有驻江苏高邮的日军独立混成第90旅团的一个大队891人向新四军投降；驻山东禹城的日军第47师团的一个大队613人向八路军投降；以及日军第101教育飞行团第4练成飞行大队17名飞行员，24名机械师，27名机械员，180多名地勤人员在辽宁本溪向八路军投降。

    在关内受降人数上，八路军、新四军“吃了大亏”，但并没有少占地方。仅自8月9日至9月2日（此时日军已投降）的“全面反攻”中, 敌后战场就“收复”县以上城市150余座, 歼灭日伪军7.8万余人。

当然，对中共来说，最大的接收胜利还是在东北。苏军在接受关东军投降后，不仅默许中共武装进入东北，还将大批武器交予他们。如最早进入东北的曾克林部，即从关东军最大的苏家屯军火库里运走了2万支步枪、1000挺轻重机枪、156门迫击炮、山炮和野炮。抗联的周保中在接收了长春大本营的军火库后, 也运走步枪5万多支、轻机枪2000多挺、重机枪800余挺、弹药1200余万发。

依据学者李长林的研究，中共方面通过苏军直接或间接获得的日军装备，至少包括步骑枪30万支, 各种炮1600多门(含迫击炮、掷弹筒)，以及坦克20辆。种种事件无不说明，自日本投降那一刻开始，国共内战就已经爆发了。  

 

（参考资料：蒋纬国总编《抗日御侮》、《冈村宁次回忆录》、《今井武夫回忆录》、《李宗仁回忆录》、汪朝光《国民政府对抗战胜利之初期因应》、黄力民《中国战区各受降区受降史事考略》、司马戡《中国战区日军投降始末》、杨津涛《百万侵华日军的武器去哪里了》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