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4年的中国上海，只要照章登记、缴纳税款，并接受卫生检查，卖淫就是合法的。当时华文第一大报《申报》，更多聚焦于妓女的日常生态报道。那是一个充满了情欲、暴力与金钱算计的隐秘之地———
上海山西路16号是一处花烟间——— 在禁烟之前，这里是鸦片馆与妓院的混合体，禁烟后则是纯粹的下等妓院。花烟间的老鸨名叫王小红，有一天，上海城内的865号华人捕快发现她“凌虐”妓女王余氏、薛朱氏，遂向捕头报告，将两妓与老鸨一并拘押到公共租界内的法院——— 会审公廨。
在1914年1月6日的庭审中，妓女王余氏供称，她原籍归城，夫名王雪山，胞兄余光锦现在原籍，她本人被一个叫张怀宝的人拐来，卖作娼妓。薛朱氏则表示，自己是清江县人，丈夫薛长元于前年出外当兵，她本人是被张锦兰诱至上海，以一百元洋钱卖给老鸨王小红，时常遭受虐待，请求解救。老鸨在随后的审讯中，则否认虐侍。
会审公廨是中西联合审判，谳员(法官)是聂襄谳，他与美国领事卓君商议后，判罚老鸨王小红二十五元洋钱充公，余、朱两位妓女则暂送济良所收容。他们还去函给清江县知事署，请转告妓女的家属前来上海认领。
济良所是一家有基督教背景的专事解救娼妓的民间机构。在收容余、朱两位妓女之前，它在上海已经开展救助活动十余年。大量被拐卖的妓女，让济良所有了施展的舞台，与会审公廨的良好关系，也能保证她们第一时间领走被虐待的妓女。
拐卖妇女儿童的情况有多猖獗，从上海《申报》1914年1月7日的版面内容即可见一斑。在前述“鸨妇虐待妓女”的新闻之前，是一则讲述上海三区夏正郎的孩子被一班男女拐卖，警方将匪犯拘留法办的报道。接下来的两则消息，从标题“逃妇尚难给领”和“拐卖女子之疑团”即可知，同属堕入青楼故事。
社会秩序混乱，导致很多良家女子成为妓女。另外一个原因是贫穷，有些妓女是被亲人卖到窑子里的。这中间发生很多故事。1914年1月13日，上海普庆里妓女林文仙偷偷随母亲徐王氏逃离妓院，欲乘火车回苏州，被老鸨张阿玉追至车站———接下来的剧情要怎样演？
《申报》两天后的报道，对此叙述得极为简单而克制：老鸨将林文仙母女“扭控三区警署，移解初级检察厅。经戴检察官预讯一过，判徐王氏交还带挡洋六十元，将女领回择配。”
徐王氏要拿出60元洋钱，才能将女儿从妓院领回。为何如此？因为按照当时的法律，不仅妓院可以公开经营，父母等法定监护人也可立约卖女。林文仙显然此前是被家人卖到妓院去的。但即便如此，会审公廨也支持妓女从良———前提是她们缴纳了赎身费。
对一般妓女而言，卖淫生活自是苦难的历练。除了本文开头所涉及的老鸨虐待外，还要满足各种嫖客的怪诞需求。妓女在提供性服务的时候，也会产生五味杂陈的爱情，或更多是为了赎身而与其他男子私奔。
在上海山西路清和里307号雉妓院内卖身为生的孙巧宝，就寻了一个机会与贩卖烟土的山东人田正山逃离出去。老鸨孙王氏在细密侦查之下，获得她们在松江路大同客栈910号房间内“奸宿”的信息，于1914年1月19日凌晨带人将她们堵个正着。此事惊动捕房，捕头经过简略讯问后，就将田正山“暂行开释”，而妓女孙巧宝和老鸨孙王氏，则“分别拘留，候解公堂讯夺”。
比较幸运的是田正山，他在卖淫合法化的语境下拐走妓女而未受处罚。《申报》在做这篇报道时，没有交代孙巧宝因何成为妓女，但从老鸨也被拘留这一点看，可能存在非法买卖或虐待。
另一个案例发生在20多天之后，沪北清河坊一弄妓女花黛英，在2月12日晚，被“狎客”金听彝叫到附近一家名叫洪素云的处所陪酒，不料一去不返，和跟班的大姐阿宝一同找寻无踪了。妓院的老板朱杏生认为失踪性质属卷款潜逃，他盘点了一下该妓随身带去所有权归妓院的金饰衣服，大约值数百金，当即报捕房查缉。时隔一天，他们就在城内找到“狎客”金听彝。金听彝并不认账，被扭送法办。金听彝此前供职洋货业，现在一家黄包车公司任经理，因并无证据证明他“串诱逃逸”，所以在缴纳保证金后，就被放了出来，等候进一步的审理。
可以随身穿戴数百金的金饰衣服，并可以出外陪酒，花黛英显然不是当时所谓的“野鸡”或花烟间的下等妓女。像她这样的高等妓女，在清末即已存在，只是彼时更强调的是她们卖身之外的才艺表演，民初进一步肉欲化而已，妓女间仍然存在相对固化的等级差别。(来源:南方都市报 南都网
民初的妓女难称拥有自由之身，但高等妓女的收入却也非一班工薪阶层所可比攀。她们也因此成为匪徒垂涎的目标。
妓女花黛英失踪之后半个月，在上海西藏路20号挂牌的妓女苏云仙，傍晚6时许乘坐黄包车经过贵州路转角，忽然被三个上海口音的匪徒拦住。其中一匪拿出手枪进行恐吓，另外二匪则将该妓所带价值250元的金镯抢走。三人随后向附近弄堂内逃逸。
除了被打劫，妓女还可能遭遇各种敲诈。这不只是高等妓女的独特遭遇，“暗娼”也在所难免。
“暗娼”当然是比较低等的妓女。民初虽然卖淫合法，但对暗娼却亦予以打击———这是民初扫黄的精髓所在。变相的旅行社，其旗下所谓的女性“向导”(导游)，多操皮肉生意。还有部分旅社，会借住宿方便，容留妓女卖淫，与住宿者交易。
位于上海英租界广东路正丰街235号的上海旅社，即是此类性质，除了卖淫外，这里还聚赌抽头。在被人告发后，捕房于1914年2月25日晚将旅社老板朱芹益和妓女王月英一并拘留。王月英供称，她父母双亡，早年在青岛卖娼，现转到上海旅社，纯系自愿。因其自愿，捕房遂将其释放，而旅社老板朱芹益则因“故违定章”被罚50元洋钱充公。
那是一个妓女自由从业的年代，但妓女鲜有自由。和现在卖淫无自由，但“小姐”们在执业时却拥有来去自如的人身自由适成反差。1914年，正是娼妓业无法可依的最后时刻。关于禁娼的呼声随后开始高涨，禁与疏的交锋中，时代在20世纪中叶最终选择了封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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