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骂人式民主的历史渊薮 (2010-01-11)
一次参加会议，碰到一位台湾的资本整合的操盘手，此君来大陆十几年了，谈及台湾的政治选举，一句话总结道：普通百姓可以对着台湾的总统府大骂，警卫还得陪着说好话，作为大陆人，根本不可能理解这样的举动。
我当时就在想，台湾所谓的民主制度，只不过是政客们争夺权力的工具，看看台湾一地鸡毛的选举，中国人那种粗鲁和谩骂的恶性，在这个舞台上表演的淋漓尽致。
或许，我们不理解什么是台湾式的民主，难道骂人也是一种民主吗，难道瓦解权威主义的炮弹竟然是脏话？想一想中国的古代历史，我便找到了这种骂人民主的一些线索。
中国人骂人是有传统的，而且特别是党争是有渊源的，比如著名的三次党争，正是权威主义解体的典型。第一事件是晚唐的牛李党争，这次斗争加速唐王朝的覆亡，表面上看两党争论的焦点是选举产生官员还是通过科举产生官员，对待藩镇是姑息迁就还是加强中央集权。但实质上是政客们置国家稳定于不顾，争权夺利，最终加速了晚唐王朝的灭亡。
另一个事件是王安石变法，也就是新旧两党之争。王安石作为激进派，不顾实际地实施休克式疗法，妄图在短期内改变北宋立国以来的旧规陋习，但在实践中效果却大打折扣，政治上乱扣帽子，乱打板子，不但没有实现理想的效果，反而加剧了政治上分野，使得本来十分脆弱的北宋王朝，旧疾未改，又添了朋党之争的新疾。
第三个事件是明末的阉党和东林党的内讧，后来阉党用残酷的手段对付东林党，东林党也以丑化的形式反对，整个社会都卷入这场无休止的内讧，直到明朝覆亡。
两党之争在华人影响的世界里最为凶险，因为这个世界两党之争不仅仅是在程度上十分激烈，而且斗争起来不要命，必然是你死我活的结局，不象西方政党选举，胜利者大度，失败者也很大度，选举时的政见不同与选举后政治建设毫无关系，不存在你死我活的问题。
所以，在过去的很多年内，新加坡、日本、韩国以及朝鲜、越南等儒家文化影响深厚的国家，大多是一党独大。在这些国家里，党其实只是一种形式而已，真正上是维护本国政治上的权威统一，而不至于沦为朋党之争危及经济和政治，事实上，一党独大式的结构统治，并没有阻碍经济的发展，这些国家也都取得不少成绩。
台湾的经济是在走下坡路，执政党怪在野党阻挠，在野党怪执政党无能。谁都不愿意对历史负责任，两党互相推诿，乱象丛生。华人世界有一个误解，一党独大就是专制，其实，一党独大未必就是专制，而多党之争表面上你攻击我我讨伐你显得很民主，其实不是这样的。党只是形式，真正的是在行动上是否真正的顺应历史，理性的实施民意，而不是借民意来达到权威主义的目的。
华人世界多党轮流执政或者两党互相攻伐，只能加速国家的衰落，这是因为中国人的思维与西方式思维不一样，中国深受权威主义影响几千年，有所谓的正统与非法的思维，政客们的你死我活的斗争如果没有规则，导致的是多党都不对历史负责，互相推卸责任，残酷的党争变成了政治斗争，政治斗争则影响整个社会的稳定与发展。
实际上，在孔丘时代，中国陷入了大国互相攻伐，大鱼吃小鱼的混战之中，中央权力急剧沦陷，孔子看到中央政权的衰落导致诸侯割据给中国带来的沉重灾难，所以，孔丘先生所谓力主权威主义和秩序主义是无可厚非的。但随着中国这个农业社会疆土越来越庞大，帝国如何把成千上万的小农捆绑成一个帝国，形成一种合力，逐步成为最核心的问题，孔丘的权威主义在历史的选择中逐步成为正统。然而权威主义一旦搞不好，就形成了专制，内部分裂倾向越来越严重，于是，总是会出现党争或者诸侯割据。正是因为如此，儒家在政治上的权威主义，使得华人影响的世界，一旦搞成多党互相攻伐，必然是社会衰落与经济衰退的征兆。
梁心
《联合早报网》
一次参加会议，碰到一位台湾的资本整合的操盘手，此君来大陆十几年了，谈及台湾的政治选举，一句话总结道：普通百姓可以对着台湾的总统府大骂，警卫还得陪着说好话，作为大陆人，根本不可能理解这样的举动。
我当时就在想，台湾所谓的民主制度，只不过是政客们争夺权力的工具，看看台湾一地鸡毛的选举，中国人那种粗鲁和谩骂的恶性，在这个舞台上表演的淋漓尽致。
或许，我们不理解什么是台湾式的民主，难道骂人也是一种民主吗，难道瓦解权威主义的炮弹竟然是脏话？想一想中国的古代历史，我便找到了这种骂人民主的一些线索。
中国人骂人是有传统的，而且特别是党争是有渊源的，比如著名的三次党争，正是权威主义解体的典型。第一事件是晚唐的牛李党争，这次斗争加速唐王朝的覆亡，表面上看两党争论的焦点是选举产生官员还是通过科举产生官员，对待藩镇是姑息迁就还是加强中央集权。但实质上是政客们置国家稳定于不顾，争权夺利，最终加速了晚唐王朝的灭亡。
另一个事件是王安石变法，也就是新旧两党之争。王安石作为激进派，不顾实际地实施休克式疗法，妄图在短期内改变北宋立国以来的旧规陋习，但在实践中效果却大打折扣，政治上乱扣帽子，乱打板子，不但没有实现理想的效果，反而加剧了政治上分野，使得本来十分脆弱的北宋王朝，旧疾未改，又添了朋党之争的新疾。
第三个事件是明末的阉党和东林党的内讧，后来阉党用残酷的手段对付东林党，东林党也以丑化的形式反对，整个社会都卷入这场无休止的内讧，直到明朝覆亡。
两党之争在华人影响的世界里最为凶险，因为这个世界两党之争不仅仅是在程度上十分激烈，而且斗争起来不要命，必然是你死我活的结局，不象西方政党选举，胜利者大度，失败者也很大度，选举时的政见不同与选举后政治建设毫无关系，不存在你死我活的问题。
所以，在过去的很多年内，新加坡、日本、韩国以及朝鲜、越南等儒家文化影响深厚的国家，大多是一党独大。在这些国家里，党其实只是一种形式而已，真正上是维护本国政治上的权威统一，而不至于沦为朋党之争危及经济和政治，事实上，一党独大式的结构统治，并没有阻碍经济的发展，这些国家也都取得不少成绩。
台湾的经济是在走下坡路，执政党怪在野党阻挠，在野党怪执政党无能。谁都不愿意对历史负责任，两党互相推诿，乱象丛生。华人世界有一个误解，一党独大就是专制，其实，一党独大未必就是专制，而多党之争表面上你攻击我我讨伐你显得很民主，其实不是这样的。党只是形式，真正的是在行动上是否真正的顺应历史，理性的实施民意，而不是借民意来达到权威主义的目的。
华人世界多党轮流执政或者两党互相攻伐，只能加速国家的衰落，这是因为中国人的思维与西方式思维不一样，中国深受权威主义影响几千年，有所谓的正统与非法的思维，政客们的你死我活的斗争如果没有规则，导致的是多党都不对历史负责，互相推卸责任，残酷的党争变成了政治斗争，政治斗争则影响整个社会的稳定与发展。
实际上，在孔丘时代，中国陷入了大国互相攻伐，大鱼吃小鱼的混战之中，中央权力急剧沦陷，孔子看到中央政权的衰落导致诸侯割据给中国带来的沉重灾难，所以，孔丘先生所谓力主权威主义和秩序主义是无可厚非的。但随着中国这个农业社会疆土越来越庞大，帝国如何把成千上万的小农捆绑成一个帝国，形成一种合力，逐步成为最核心的问题，孔丘的权威主义在历史的选择中逐步成为正统。然而权威主义一旦搞不好，就形成了专制，内部分裂倾向越来越严重，于是，总是会出现党争或者诸侯割据。正是因为如此，儒家在政治上的权威主义，使得华人影响的世界，一旦搞成多党互相攻伐，必然是社会衰落与经济衰退的征兆。
梁心
《联合早报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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