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来以为台湾观选系列到第九就算结束了，不料早上与其他两位团员打的去机场的途中，与出租车司机的偶然的一场对话，竟然成为曲终人散后的意外收获。
我们三人都是十点左右的飞机，因此七点就一起打车去机场。由于昨天晚上告别聚会一直持续到深夜，因此，一上车便进入梦乡。在车的晃动中我突然发现车座前贴着一个广告：乘出租可以打七折。好奇之下，不由问了一句：师傅，怎么乘出租车也可以打折？从来没听说过。这位出租车大嫂悠悠的叹了一口气说：“生意不好作，公司搞的优惠”。就这样，开始了一场我始料未及的谈话。这位姓洪的大嫂语调时而伤感，时而愤怒，时而忧虑。
宋：生意是这几年不好的吗？
洪：也不是了，已经很久了，十多年了吧。
宋：什么原因呢？
洪：政治人物都忙着内斗，哪还顾的上经济？
宋：我有一种感觉，台湾现在没有共同的愿景。
洪：只有眼前的选举。他们是在作（孽）啊。经济越不好，失业的人越多，就有越多的人进入这个行业。竞争就越激烈。
宋：我在台湾一周，也见不到一个外国人。
洪：以前不是这样的。你们住的天母地区，过去是外国人的集聚地，我一直在这开车，我是见证了天母的兴衰（我们宾馆的地方）。
宋：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洪：2000年陈水扁执政后。许多外国公司就开始撤离。我的女儿在德尚（全球著名的律师事务所），结果2001年德尚离开台湾，我的女儿也失了业。
宋：可是现在马英九执政了，应该好一些。
洪：马英九也不是个好东西。他做不了事。缺乏魄力。
洪：我们的选举太多，政治人物都不敢负责。只是讨好一个个群体。
宋：可是民意总是在变。依靠民意怎么能治国呢？
洪：是啊，可是没有办法，有选举。洪：（叹了一口气）咱们东方人啊，引进西方的民主，是不合适。当我们有了自由，却忘了责任。不象西方人，有自由，还有自律。我们没有啊。咱们东方人还是需要管的。
宋：是啊，香港影星成龙今年就说过，中国人还是需要管的，太自由了会乱。
洪：（笑）他说的没错了，只不过他是名人，就会被批评，我们说是不要紧了。你看新加坡，多么有秩序，就是靠严格的法律，管起来的啊。
宋：不过，民主制度一但建立，就很难再走回头路了。除非真的要崩溃了。
洪：这是我们最大的教训。现在只能期待老百姓觉悟。在下次选举时有所改变，但很难，很难。台北还好一些，教育素质高，台南根本不可能。你们大陆，可不能再走这条路。
洪：他们作（孽）吧，反正我不会是第一个倒下的。
宋：明白，先倒下的人就会寻求改变。
洪：（望了一眼外面的一个空地）过去都有建设，都有规划，现在哪里有啊？宋楚瑜干省长的时候，许多项目都有长期的规划，随时都可用，现在哪里有啊。
宋：宋楚瑜是行政能力最强的一个，可惜了，可惜了。洪：他也是运气不好了，输了两次。现在再也没有机会了。
到机场后，洪大嫂还没忘告诉我：一定要买凤莉酥。多好的百姓，这个时候还忘不了推销台湾的特产。在飞机上，我一直在回味与洪大嫂的谈话。突然意识到，这场意外的对话，才是台湾观选之行真正的句号。这一周，虽然与台湾社会各界都有接触，但与真正的百姓交流，却是唯一的一次。陈永顺里长、陈文棠先生以及这位洪大嫂，构成了台湾不同阶层对台湾民主的立体反思。西方的民主不适合东方，对于台湾百姓来说已是不争的结论，哪怕政客再怎样炒作，都无法改变百姓的认知。还有两个问题很值的思考：一是为什么当台湾真的实现政党轮替，真正进入民主社会之时，外国企业为何反而大举撤离呢？显然资本要求的是稳定，不管这种稳定的原因何在，是来自于西方的模式还是东方的模式。西方用民主可以做到稳定，但当东方引用民主做不到稳定的时候，资本就会毫不迟疑的离开。其实美国学者亨廷顿针对东方社会早就说过：秩序最为重要，有秩序没有自由可以，但有自由没有秩序则不行。二是人人都公认宋楚瑜有能力，是不可多得的人才，但却没有用武之地。民主制度究竟是如何发现、培养和使用人才的呢？
在桃园机场买凤莉酥的，我用人民币付的账，我在香港转机时也是这样做的。但出乎我意料的是，机场找给我的零钱竟然也是人民币！而在香港，找的零钱只是港币。足见一年多来两岸关系非比寻常的发展。去年我参加“总统”观选，人民币还不能兑换，但这一次，在机场就已经可以直接兑换了。这个意义不仅仅是两岸，显然人民币已经实质性的展开了全球化可兑换的路程。
到达香港，看到广告，才知道东亚会正在举行的事，而且台湾也派代表队参加。但是我在台湾却一无所知。来到北京，终于看到平和、没有政治硝烟、没有抹黑、没有人为的编造谣言、没有刻意的制造社会对立和仇恨、没有色情和凶杀的报纸，也终于看到全方位报道全球的报纸。知道俄罗斯发生了伤亡惨重的火灾，知道巴基斯坦发生了恐怖袭击，还知道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召开。感觉终于回到了正常社会。这种感觉我在法国也能体会到，何以到了台湾这种感觉就没有了呢？不管有没有新闻自由，我在中国和法国都没有信息孤岛的感觉，何以台湾引入西方的制度和新闻自由后，就变味若此呢？ 我甚至对一向不喜欢的《南方周末》都有了亲切感，毕竟和台湾比起来，这是一份严肃的报纸，不是一份不分是非，只问蓝绿的报纸。我不由想起如果民主化后《南方周末》的两种可怖命运：要么破产卖掉，要么沦为一家小报。台湾《中国时报》之今天，恐怕就是民主化之后《南方周末》的明天。
在北京机场，有一个细节再次震撼了我。可能是由于疲劳，感觉不适，出关时被留下测了体温，并发给我一个口罩，前后不到十分钟，等到我再去取行李时，竟然已空无一人，我的行李也被机场人员收走！这种效率令在法国生活十年的我瞠目结舌。如果是在法国，行李这个时候还没有出来呢。不由叹道：中国这种超大规模的国家，是不能用常规来思考的。我在去台湾之前，法国媒体正在报道中国每天注射一百五十万的甲流疫苗。按这个速度，法国六千万人四十天全都搞定。而中国则需要近900天！哪个时候恐怕甲流都不存在了。其实民主也一样，古希腊小城邦可以实行直接民主，但后来的西方国家都只能实行代议制的间接民主。美国这种规模的国家甚至选总统都是间接选举。从而以适合自己的形式做到了国家稳定和发展。只有印度，虽然号称是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却也是最穷的民主国家（4.5亿人生活在穷困线下）和最不安全的国家之一。其实在我看来，贴什么标签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能否象西方一样做到稳定与发展。中国这三十年不就是这样走出一条全球都认可的路了吗？
我们三人都是十点左右的飞机，因此七点就一起打车去机场。由于昨天晚上告别聚会一直持续到深夜，因此，一上车便进入梦乡。在车的晃动中我突然发现车座前贴着一个广告：乘出租可以打七折。好奇之下，不由问了一句：师傅，怎么乘出租车也可以打折？从来没听说过。这位出租车大嫂悠悠的叹了一口气说：“生意不好作，公司搞的优惠”。就这样，开始了一场我始料未及的谈话。这位姓洪的大嫂语调时而伤感，时而愤怒，时而忧虑。
宋：生意是这几年不好的吗？
洪：也不是了，已经很久了，十多年了吧。
宋：什么原因呢？
洪：政治人物都忙着内斗，哪还顾的上经济？
宋：我有一种感觉，台湾现在没有共同的愿景。
洪：只有眼前的选举。他们是在作（孽）啊。经济越不好，失业的人越多，就有越多的人进入这个行业。竞争就越激烈。
宋：我在台湾一周，也见不到一个外国人。
洪：以前不是这样的。你们住的天母地区，过去是外国人的集聚地，我一直在这开车，我是见证了天母的兴衰（我们宾馆的地方）。
宋：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洪：2000年陈水扁执政后。许多外国公司就开始撤离。我的女儿在德尚（全球著名的律师事务所），结果2001年德尚离开台湾，我的女儿也失了业。
宋：可是现在马英九执政了，应该好一些。
洪：马英九也不是个好东西。他做不了事。缺乏魄力。
洪：我们的选举太多，政治人物都不敢负责。只是讨好一个个群体。
宋：可是民意总是在变。依靠民意怎么能治国呢？
洪：是啊，可是没有办法，有选举。洪：（叹了一口气）咱们东方人啊，引进西方的民主，是不合适。当我们有了自由，却忘了责任。不象西方人，有自由，还有自律。我们没有啊。咱们东方人还是需要管的。
宋：是啊，香港影星成龙今年就说过，中国人还是需要管的，太自由了会乱。
洪：（笑）他说的没错了，只不过他是名人，就会被批评，我们说是不要紧了。你看新加坡，多么有秩序，就是靠严格的法律，管起来的啊。
宋：不过，民主制度一但建立，就很难再走回头路了。除非真的要崩溃了。
洪：这是我们最大的教训。现在只能期待老百姓觉悟。在下次选举时有所改变，但很难，很难。台北还好一些，教育素质高，台南根本不可能。你们大陆，可不能再走这条路。
洪：他们作（孽）吧，反正我不会是第一个倒下的。
宋：明白，先倒下的人就会寻求改变。
洪：（望了一眼外面的一个空地）过去都有建设，都有规划，现在哪里有啊？宋楚瑜干省长的时候，许多项目都有长期的规划，随时都可用，现在哪里有啊。
宋：宋楚瑜是行政能力最强的一个，可惜了，可惜了。洪：他也是运气不好了，输了两次。现在再也没有机会了。
到机场后，洪大嫂还没忘告诉我：一定要买凤莉酥。多好的百姓，这个时候还忘不了推销台湾的特产。在飞机上，我一直在回味与洪大嫂的谈话。突然意识到，这场意外的对话，才是台湾观选之行真正的句号。这一周，虽然与台湾社会各界都有接触，但与真正的百姓交流，却是唯一的一次。陈永顺里长、陈文棠先生以及这位洪大嫂，构成了台湾不同阶层对台湾民主的立体反思。西方的民主不适合东方，对于台湾百姓来说已是不争的结论，哪怕政客再怎样炒作，都无法改变百姓的认知。还有两个问题很值的思考：一是为什么当台湾真的实现政党轮替，真正进入民主社会之时，外国企业为何反而大举撤离呢？显然资本要求的是稳定，不管这种稳定的原因何在，是来自于西方的模式还是东方的模式。西方用民主可以做到稳定，但当东方引用民主做不到稳定的时候，资本就会毫不迟疑的离开。其实美国学者亨廷顿针对东方社会早就说过：秩序最为重要，有秩序没有自由可以，但有自由没有秩序则不行。二是人人都公认宋楚瑜有能力，是不可多得的人才，但却没有用武之地。民主制度究竟是如何发现、培养和使用人才的呢？
在桃园机场买凤莉酥的，我用人民币付的账，我在香港转机时也是这样做的。但出乎我意料的是，机场找给我的零钱竟然也是人民币！而在香港，找的零钱只是港币。足见一年多来两岸关系非比寻常的发展。去年我参加“总统”观选，人民币还不能兑换，但这一次，在机场就已经可以直接兑换了。这个意义不仅仅是两岸，显然人民币已经实质性的展开了全球化可兑换的路程。
到达香港，看到广告，才知道东亚会正在举行的事，而且台湾也派代表队参加。但是我在台湾却一无所知。来到北京，终于看到平和、没有政治硝烟、没有抹黑、没有人为的编造谣言、没有刻意的制造社会对立和仇恨、没有色情和凶杀的报纸，也终于看到全方位报道全球的报纸。知道俄罗斯发生了伤亡惨重的火灾，知道巴基斯坦发生了恐怖袭击，还知道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召开。感觉终于回到了正常社会。这种感觉我在法国也能体会到，何以到了台湾这种感觉就没有了呢？不管有没有新闻自由，我在中国和法国都没有信息孤岛的感觉，何以台湾引入西方的制度和新闻自由后，就变味若此呢？ 我甚至对一向不喜欢的《南方周末》都有了亲切感，毕竟和台湾比起来，这是一份严肃的报纸，不是一份不分是非，只问蓝绿的报纸。我不由想起如果民主化后《南方周末》的两种可怖命运：要么破产卖掉，要么沦为一家小报。台湾《中国时报》之今天，恐怕就是民主化之后《南方周末》的明天。
在北京机场，有一个细节再次震撼了我。可能是由于疲劳，感觉不适，出关时被留下测了体温，并发给我一个口罩，前后不到十分钟，等到我再去取行李时，竟然已空无一人，我的行李也被机场人员收走！这种效率令在法国生活十年的我瞠目结舌。如果是在法国，行李这个时候还没有出来呢。不由叹道：中国这种超大规模的国家，是不能用常规来思考的。我在去台湾之前，法国媒体正在报道中国每天注射一百五十万的甲流疫苗。按这个速度，法国六千万人四十天全都搞定。而中国则需要近900天！哪个时候恐怕甲流都不存在了。其实民主也一样，古希腊小城邦可以实行直接民主，但后来的西方国家都只能实行代议制的间接民主。美国这种规模的国家甚至选总统都是间接选举。从而以适合自己的形式做到了国家稳定和发展。只有印度，虽然号称是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却也是最穷的民主国家（4.5亿人生活在穷困线下）和最不安全的国家之一。其实在我看来，贴什么标签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能否象西方一样做到稳定与发展。中国这三十年不就是这样走出一条全球都认可的路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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