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高铁搞到今天负债四千六百亿，这个烂摊子已成了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移植台湾最大的失败样板。
文化评论者南方朔今天在中国时报发表文章说，随着全球财经结构的改变，古典的剥削现象无论在型态与规模上，也跟着出现了巨大的变化：
其一，乃是资本流动更加在全球畅通无阻，一个在各国赚取成长果实的全球资本利得阶级已形成，并日益壮大。
其二，则是公司财团在私有化及参与公共建设的名义下，将国家纳为剥削对象，这是个公共资源私人化的过程，公司财团是透过掏空国家而间接的对国民做着剥削。
也正因此，当代法国思想家布赫迪厄（Pierre Bourdieu）遂指出，这样的机制乃是一种“剥削到底的乌托邦”。它造成的结果，乃是贫富差距的日益无限大，政府债务也跟着无限大。由于工程、交通、保险、医院这些公共利益部门愈来愈公私不分，权责不明，整个社会赖以存在的内聚力也渐趋荡然；再加上长期失业的固定化，以及工作机会的不稳定，社会尽管日益不公平，但这种不公平只会造成人们为了自保而更加的自私自利。英国前首相柴契尔夫人说：“没有社会这样的东西。”她的话所指的，就是在这样的状态下，只有单独而惊恐不安的个人，每个个人都已被驯服。
以上这种新的剥削图像，指的就是一九七○年代末期开始出现，八○年代扩及欧美，一九九○年代后散布到各新兴经济体的所谓“经济新自由主义”。所谓的 “新自由主义”乃是一组意识形态，它表面上将古典自由主义里的“个人”概念神圣化与美化，但它说的“个人”，实质上只不过是“公司财团”的代号；另外则是政府的职能里，除了军队和警察权外，它都一律加以丑化，认为政府必然无能。在这两大编造的前提下，它遂推演出一串说辞─公营事业必须民营化（即财团化）。政府的工程、医疗、机场道路、休憩文化设施，甚至包括监狱，都应委交民间办理，认为这样才会有效率。在这些说辞的包装下，资产阶级遂取得了掏空国家的话语支配权。
新自由主义的这组意识形态，在一九八○年代末进入台湾，由于它符合当时的政治与经济气氛，遂很快的就有了“促进民间参与公共建设法”的制定，以及各种 BOT等的出现，迄至目前中央与地方大大小小的BOT案已约七百件。由许多重大BOT弊案，如北投缆车BOT案，南港展览馆BOT等，我们已可看出，台湾的BOT已成了政商勾串利益输送的最佳快速道。任何工程只要挂个BOT的帽子，政府就可撇掉责任而与财团上下其手。BOT的政商勾串，选举绑桩，对促进公共建设少，养出了一堆财团则真，财团透过BOT来掏空国家，间接的对国民做着规模空前的剥削。
而台湾所有的BOT案里，最壮观的当属高铁BOT案了。高铁乃是整个台湾政府一切力量都不一定办得好的重大工程，但却草率的决定BOT，当时竞标的 “台湾高铁”或“中华高铁”其实都不够格，都是小孩玩大车，用杂货店去经营大百货公司。如此草率的BOT，难怪搞了十年下来，政府会由零出资变成实值的最大出资人了。高铁搞到今天负债四千六百亿，这个烂摊子已成了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移植台湾最大的失败样板。若干年后全球经济学家讨论新自由主义时，已势所难免的一定会把高铁案做为解说的特例。
由高铁案我们已看到台湾BOT案的失败，也正因此，在没高铁案时，焦点已不能只放在这个案子本身，而应将全台湾BOT案做一次总清查和总检讨。新自由主义的BOT概念，在意识形态上即值得怀疑，纵使要采行，范围也应严格设限。而在台湾，政治与商业缺乏纪律和权责观念，当我们以“捡进篮子就是菜”的态度来搞BOT，难怪不但不能促进公共利益，反而因有如此便利管道，而让贪腐、贿赂、掏空国家等行径更泛滥了。
因此，在高铁出问题的此刻，我们的政府已应全面检讨BOT了。而更重要的是，台湾过去那种动辄拾人牙慧的政策思考模式也应调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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