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现在才知道台北街道名称当初是怎麽搞定的! 你呢?
大江大海一九四九
龙应台最近出版一本新书 "大江大海1949" 我把第二章, copy如下.与大家分享.「龙应台」不是笔名，是真名；父亲姓龙，母亲姓应，她是离乱中第一个出生在台湾的孩子。
第二章 住在一张地图上
我的名字里有个「台」字，你知道，「台湾」的「台」。
我们华人凡是名字带著地名的，它像个胎记一样烙在你身上， 漏你的底细。当初给你命名的父母，只是单纯地想以你的名字来纪念他们落脚、一不小心生了你的地方，但是你长大以後，人们低头一看你的名片，就知道∶你不是本地人，因为本地人，在这里生生世世过日子，一切理所当然、不言而喻，没理由在这地方特别留个记号说，「来此一游」。纪念你的出生地，就代表它是一件超出原来轨道、不同寻常的事情。
在我的同辈人里，你会碰到不少女孩叫「丽台」或「台丽」，不少男孩叫「利台」或「台利」，更多的，就直接叫「台生」。这「台」字一亮出来，你就猜出了他一半的身世∶他的父母，多半是一九四九年中国内战中陆陆续续流浪到这个岛上的外地人。婴儿的哭声，听起来像雨後水沟里牛蛙的鸣声，那做父亲的，把「台」字整整齐齐用黑墨写在红纸上，你可以想像那命名和写字的手，在一个勉强遮雨的陋屋里，门外兵荒马乱，一片仓皇，写下「台」字既透露了一路颠沛流离的困顿，也表达了对暂时安定的渴求。
如果你在台北搭计程车，不妨看一下司机的名字。我每次看，每次都有发现。有一回，碰见一个「赵港生」。
嘿，「港生」啊，你怎麽会在台湾开计程车？
只要你开口问，他就「啪」一下，打开一个流离图。港生的父母在一九四九的大动乱中从滇缅丛林辗转流亡到香港，被香港政府送到调景岭难民营去，一两万难民在荒山上那A字形盖著油布的木棚里战避风雨。你知道，难民营里也是有爱有情有欲的；港生，就出生在调景岭那遮雨棚下。两年以後得到入境许可，来到台湾，弟弟出生了，就叫「台生」。「台生」反而在香港做生意。
你知道香港影星成龙的本名是什麽吗？他叫「陈港生」，你可以猜到他身世的最初吗？稍微打听一下，你就会知道，他的父亲房道龙，在战乱的一九四七年苹身离开了安徽 和县 沈巷镇的老家，留下了妻子儿女。随著战争局势的漂洗，房道龙最後到了香港，改名换姓之外，另外成立家庭，生下的男婴取名「港生」。和他安徽妻儿的那一边，是一个生离死别的悲剧，和成龙这一边，是个患难兴邦的传奇。
今天我从台北的青岛东路到太原路，碰到的司机，名牌上写的是
「问中原」。
「问中原」？
中原，是一个地区，指的是中国的核心腹地；它更是一个概念，指的是中国的文化和权力道统。姓「问」名「中原」，激发的想像就是一个气势万千、跃马中原的光复图腾。他的父母是江苏高邮人，在洪水般的人潮乱流中挤上了船，渡海来到高雄，孩子在港口就落地了，取名「中原」，父母把重新收复故土的悲壮期待，织进了小小孩儿的名字里。
在台北街头，你只要有一点好奇，开口敢问，一问就是一个波澜涌动的时代传记。战後这一代「台儿」，你几乎可以说，整个人就是一枚会走路的私章，是一本半打开的历史地理课本。
我这「台妹」所居住的这个城市，叫做「台北」，更绝了，它是一张大大摊开的中国历史地图。地图有多大？横走十六公里，直走十七公里，就是一张两百七十二平方公里大的地图。
为什麽称它「历史地图」？譬如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前的欧洲全图，就是一张「历史地图」，它里头的「奥匈帝国」，现在没有了。台北城这张街道大地图上的中华民国，是一个时钟停摆在一九四九年的历史地图。
你把街道图打开，靠过来，跟我一起看∶
以南北向的中山路、东西向的忠孝路画出一个大的十字座标，分出上下左右四大块，那麽左上那一区的街道，都以中国地理上的西北城市为名，左下一块，就是中国的西南；右上那一区，是中国的东北，右下，是中国的东南。所以如果你熟悉中国地理，找「成都路」、「贵阳路」、「柳州街」吗？往西南角去吧。找「吉林路」、「辽宁路」、「长春路」、「四平街」吗？一定在座标的东北角。要去宁波街、绍兴路吗？再笨也绝对不会往「西藏路」那头去找。「甘州街」、「凉州路」、「哈密街」、「兰州路」、「迪化街」，哈，猜猜看他们在哪个方向？
我们很多人对国民党的过去的统治历史是有反感的，我们都说，你看，打仗打败了，逃到这个岛上，便淘空了本地人的记忆，把中国地名强加在台北城上，满足自己「勿忘在莒」的虚幻想像，充分殖民主义的嘴脸，可悲可恶。
我一直也以为统治者把台北变成一个中国地图，是一九四九年的一个伤心烙印。失去了实体的万里江山，就把这海角一隅画出个梦里江山，每天在这地图上东南西北走来走去，相濡以沫，彼此取暖，也可以用来卧薪尝胆，自勉自励。
做了一点探索之後，我大吃一惊，唉呀，不是这样的。你认为理所当然的东西，竟然会错。
原来国民政府在日本战败以後，一九四五年十一月十七日就颁布了「台湾省各县市街道名称改正办法」，要求各个地方政府在两个月内把纪念日本人物、宣扬日本国威的街道名改正。学者还会告诉你，其实用「改名」来称，是错的，因为日本人的都市规划不用街名，只有街廓名，所以一九四五年光复以後，台北的街名不是被「改名」，而是被「命名」。
命名的最高指导原则，就是要「发扬中华民族精神」。
一九四七年，是一个上海来的建筑师，叫郑定邦，授命为台北市的街道命名。他拿出一张中国地图来，浮贴在台北街道图上，然後趴在上面把中国地图上的地名依照东西南北的方位一条一条画在台北街道上。
郑定邦又是哪儿来的灵感呢？
不奇怪，因为上海的街道，就是用中国省分和都市来命名的；南北纵向用省分，东西横向用城市。
把整个中国地图套在上海街道上来命名的这个「灵感」，又是哪里来的呢？
那更好玩了。一八六二年，英美租借合并成公共租借，各区的街道都得改名，英美法几路人马各说各话，都坚持保留自己原来的街名，英国领事麦华陀於是订了「上海马路命名备忘录」，乾脆用中国地名来命名，以免白人内讧。上海街道，从此就是一张摊开的中国地图。
让我意外的是，甚至连「建国路」、「复兴路」这种充满政治企图的命名，都是一九四五年日本战败之後 国民政府 给上海街道的名称，而不是为一九四九年以後的台北所量身订做的。
?所以台北城 变成一张中国大地图的时候，国民政府根本还不知道自己会失去中华民国的江山。一切竟然是 历史的意外布局∶一九四九年国民党政权崩溃而撤退到这个岛，以这个岛作为「反攻大陆」的基地，把「光复河山」变成此後最崇高的信条，而台北的街道以完完整整的「河山图」大大地张开，接受这个新的历史命运到来。国民政府在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八日正式迁台在台北办公以後，就更详细地把大陆的地名慢慢填了进来。
我，和我的同代朋友们，就在这样一个已经搭好的历史架构里，在这样一张浮贴扫瞄的历史地图上，长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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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江大海一九四九
龙应台最近出版一本新书 "大江大海1949" 我把第二章, copy如下.与大家分享.「龙应台」不是笔名，是真名；父亲姓龙，母亲姓应，她是离乱中第一个出生在台湾的孩子。
第二章 住在一张地图上
我的名字里有个「台」字，你知道，「台湾」的「台」。
我们华人凡是名字带著地名的，它像个胎记一样烙在你身上， 漏你的底细。当初给你命名的父母，只是单纯地想以你的名字来纪念他们落脚、一不小心生了你的地方，但是你长大以後，人们低头一看你的名片，就知道∶你不是本地人，因为本地人，在这里生生世世过日子，一切理所当然、不言而喻，没理由在这地方特别留个记号说，「来此一游」。纪念你的出生地，就代表它是一件超出原来轨道、不同寻常的事情。
在我的同辈人里，你会碰到不少女孩叫「丽台」或「台丽」，不少男孩叫「利台」或「台利」，更多的，就直接叫「台生」。这「台」字一亮出来，你就猜出了他一半的身世∶他的父母，多半是一九四九年中国内战中陆陆续续流浪到这个岛上的外地人。婴儿的哭声，听起来像雨後水沟里牛蛙的鸣声，那做父亲的，把「台」字整整齐齐用黑墨写在红纸上，你可以想像那命名和写字的手，在一个勉强遮雨的陋屋里，门外兵荒马乱，一片仓皇，写下「台」字既透露了一路颠沛流离的困顿，也表达了对暂时安定的渴求。
如果你在台北搭计程车，不妨看一下司机的名字。我每次看，每次都有发现。有一回，碰见一个「赵港生」。
嘿，「港生」啊，你怎麽会在台湾开计程车？
只要你开口问，他就「啪」一下，打开一个流离图。港生的父母在一九四九的大动乱中从滇缅丛林辗转流亡到香港，被香港政府送到调景岭难民营去，一两万难民在荒山上那A字形盖著油布的木棚里战避风雨。你知道，难民营里也是有爱有情有欲的；港生，就出生在调景岭那遮雨棚下。两年以後得到入境许可，来到台湾，弟弟出生了，就叫「台生」。「台生」反而在香港做生意。
你知道香港影星成龙的本名是什麽吗？他叫「陈港生」，你可以猜到他身世的最初吗？稍微打听一下，你就会知道，他的父亲房道龙，在战乱的一九四七年苹身离开了安徽 和县 沈巷镇的老家，留下了妻子儿女。随著战争局势的漂洗，房道龙最後到了香港，改名换姓之外，另外成立家庭，生下的男婴取名「港生」。和他安徽妻儿的那一边，是一个生离死别的悲剧，和成龙这一边，是个患难兴邦的传奇。
今天我从台北的青岛东路到太原路，碰到的司机，名牌上写的是
「问中原」。
「问中原」？
中原，是一个地区，指的是中国的核心腹地；它更是一个概念，指的是中国的文化和权力道统。姓「问」名「中原」，激发的想像就是一个气势万千、跃马中原的光复图腾。他的父母是江苏高邮人，在洪水般的人潮乱流中挤上了船，渡海来到高雄，孩子在港口就落地了，取名「中原」，父母把重新收复故土的悲壮期待，织进了小小孩儿的名字里。
在台北街头，你只要有一点好奇，开口敢问，一问就是一个波澜涌动的时代传记。战後这一代「台儿」，你几乎可以说，整个人就是一枚会走路的私章，是一本半打开的历史地理课本。
我这「台妹」所居住的这个城市，叫做「台北」，更绝了，它是一张大大摊开的中国历史地图。地图有多大？横走十六公里，直走十七公里，就是一张两百七十二平方公里大的地图。
为什麽称它「历史地图」？譬如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前的欧洲全图，就是一张「历史地图」，它里头的「奥匈帝国」，现在没有了。台北城这张街道大地图上的中华民国，是一个时钟停摆在一九四九年的历史地图。
你把街道图打开，靠过来，跟我一起看∶
以南北向的中山路、东西向的忠孝路画出一个大的十字座标，分出上下左右四大块，那麽左上那一区的街道，都以中国地理上的西北城市为名，左下一块，就是中国的西南；右上那一区，是中国的东北，右下，是中国的东南。所以如果你熟悉中国地理，找「成都路」、「贵阳路」、「柳州街」吗？往西南角去吧。找「吉林路」、「辽宁路」、「长春路」、「四平街」吗？一定在座标的东北角。要去宁波街、绍兴路吗？再笨也绝对不会往「西藏路」那头去找。「甘州街」、「凉州路」、「哈密街」、「兰州路」、「迪化街」，哈，猜猜看他们在哪个方向？
我们很多人对国民党的过去的统治历史是有反感的，我们都说，你看，打仗打败了，逃到这个岛上，便淘空了本地人的记忆，把中国地名强加在台北城上，满足自己「勿忘在莒」的虚幻想像，充分殖民主义的嘴脸，可悲可恶。
我一直也以为统治者把台北变成一个中国地图，是一九四九年的一个伤心烙印。失去了实体的万里江山，就把这海角一隅画出个梦里江山，每天在这地图上东南西北走来走去，相濡以沫，彼此取暖，也可以用来卧薪尝胆，自勉自励。
做了一点探索之後，我大吃一惊，唉呀，不是这样的。你认为理所当然的东西，竟然会错。
原来国民政府在日本战败以後，一九四五年十一月十七日就颁布了「台湾省各县市街道名称改正办法」，要求各个地方政府在两个月内把纪念日本人物、宣扬日本国威的街道名改正。学者还会告诉你，其实用「改名」来称，是错的，因为日本人的都市规划不用街名，只有街廓名，所以一九四五年光复以後，台北的街名不是被「改名」，而是被「命名」。
命名的最高指导原则，就是要「发扬中华民族精神」。
一九四七年，是一个上海来的建筑师，叫郑定邦，授命为台北市的街道命名。他拿出一张中国地图来，浮贴在台北街道图上，然後趴在上面把中国地图上的地名依照东西南北的方位一条一条画在台北街道上。
郑定邦又是哪儿来的灵感呢？
不奇怪，因为上海的街道，就是用中国省分和都市来命名的；南北纵向用省分，东西横向用城市。
把整个中国地图套在上海街道上来命名的这个「灵感」，又是哪里来的呢？
那更好玩了。一八六二年，英美租借合并成公共租借，各区的街道都得改名，英美法几路人马各说各话，都坚持保留自己原来的街名，英国领事麦华陀於是订了「上海马路命名备忘录」，乾脆用中国地名来命名，以免白人内讧。上海街道，从此就是一张摊开的中国地图。
让我意外的是，甚至连「建国路」、「复兴路」这种充满政治企图的命名，都是一九四五年日本战败之後 国民政府 给上海街道的名称，而不是为一九四九年以後的台北所量身订做的。
?所以台北城 变成一张中国大地图的时候，国民政府根本还不知道自己会失去中华民国的江山。一切竟然是 历史的意外布局∶一九四九年国民党政权崩溃而撤退到这个岛，以这个岛作为「反攻大陆」的基地，把「光复河山」变成此後最崇高的信条，而台北的街道以完完整整的「河山图」大大地张开，接受这个新的历史命运到来。国民政府在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八日正式迁台在台北办公以後，就更详细地把大陆的地名慢慢填了进来。
我，和我的同代朋友们，就在这样一个已经搭好的历史架构里，在这样一张浮贴扫瞄的历史地图上，长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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