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龍最近在博獒論壇上公開批評臺灣自由太多，太亂; 並說，中國人是需要人管的。此言一出，引起臺灣朝野一片譁然.，一時攻擊，謾駡之聲不絕於耳。
其實成龍除了臺灣外，同時也批評了大陸和香港，但後二者卻並沒有作出過激的反應。爲什麽唯獨臺灣會對此反應如此激烈呢? 是成龍對臺灣的批評比對大陸，香港嚴厲，還是恰巧碰觸到臺灣的痛處，敏感之處，故而有此激烈反應呢?
成龍是臺灣的女婿，他對臺灣表示關心，對他認爲不好的現象提出批評，當然是合情合理的。有人認爲，成龍不是臺灣人，根本無權批評臺灣，並要求剝奪他聽障殘奧會代言人的資格。此一反應未免過於霸道，過於狹窄。不要說他是臺灣的女婿，即使作爲一個普通的中國人，或華人，對發生在港澳臺，或大陸的事也會關心，此乃人之常情。因此，他們對此當然擁有發言權。
至於台獨說，成龍是中國的香港人，與臺灣沒有關係，因此對臺灣的事情沒有發言權，就更是蠻不講理了。不久前我才在一篇拙文中提到過，台獨大可爲其獨立的理想奮鬥下去，無人會阻止。但追求台獨，主張台獨是一回事，而臺灣是否已獨立，以及能否獨立，又是另一回事。只要臺灣一天還是“中華民國“的一部分，則普天下的中國人，不論他來自港澳臺，大陸，或海外，都有權，也有義務對它表示關心。絕不是台獨可以阻止得了的。
我作爲一個法律人，對民主，自由，法治，人權等議題特別關心。多年來不憚淺陋，多次發表了有關這方面的看法。民主政治中所理解的自由，不是爲所欲爲的自由，而是在法律規範下的自由。它既受法律的保障，也受法律的制約。例如憲法中所列舉的各種自由權即是如此。一旦它擺脫了法律的約束，則自由即將成爲“亂“的代名詞，或同義語。成龍之所以會批評臺灣太“自由“，太亂，顯然他看出了，臺灣的一些“自由“已逾越了法律所許可的範圍，因此成了“亂“的根源。這種所謂的“自由“，明顯偏離了真正自由的概念，會對我們的社會造成極大的殺傷力。對這樣的“自由“當然不可能是越多越好，而是更本不允許它存在。
在一個社會中，只有在處於逆取階段的“革命黨“，爲著挑戰現有的法律秩序，以便奪取政權，才會主張不受法律約束的“自由“。在一個正常的民主社會中，不論是執政黨，或在野黨，都會將維護法律秩序視爲自己不可推委的職責。他們之間的競爭必然會循法律規定的軌迹進行，是所謂的良性競爭，因此，既不會有賄選，也不會有作票，更不會有槍擊等暴力事件發生。民主政治要獲得發展，不但需要有一個盡責盡力的執政黨，也需要有一個“忠誠的在野黨“，共同爲維護民主憲政，增進人民福祉而奮鬥。它周圍所展現的必然是一個和諧的社會。然而，臺灣的情況是這樣嗎?
面對成龍批評臺灣“自由“太多，太亂，反應最快，最激烈的莫過於台獨。他們甚至見獵心喜，欲利用成龍缺乏政治敏感度的幾句批評之語，借題發揮，作爲反馬英九，反國民黨的引信。在此壓力下，國民黨一如在郭冠英事件中的反應，立刻不甘落後地也跟著對成龍進行抨擊。前者的反應可以理解，因爲他們在心理上始終處於逆取階段，需要“自由“的空間遂行其台獨理念。
誰要說臺灣自由太多，太亂，當然就碰觸到了他們的痛處，敏感之處，必然作出相應的反擊。而後者則純粹是擔心失去民意，失去選票，而不得不跟著起哄。只要臺灣選民的政治素養，一天沒有達到民主政治所需要的水平，則國民黨這種不得不時而“與狼共舞”的演出，便無法避免。這正是臺灣民主政治的悲哀之處。
臺灣多年來太“自由”，太亂，應當不只是成龍的個人觀感，而應當是一個給人的普遍印象。試問，哪個國家的軍隊可以買官賣官; 文人可以過問軍中的事; 陸軍出身的人可以充當海軍總司令; 可以以政治獻金的名義肆無忌憚地斂財; 可以官商勾結，巧立名目地將公有財産轉化爲私有; 可以不受管制地將大量金錢移出海外; 可以任意拆改法律通過的紀念堂; 可以在同一個地區使用兩種不同的拼音文字; 可以在國會殿堂中以暴力癱瘓議事規程，任意打人，罵人; 可以對當局高規格邀請來的訪客進行謾駡，毆打;可以不遵守遊行規則，將和平示威轉變爲暴力衝突; 可以不需要營業執照亂開地下電臺;可以無牌擁有槍支彈藥，等等，等等。
難道臺灣還不是太自由，太亂了嗎? 難道還不應該有人出來管一管嗎? 然而，今日的臺灣，連對國家認同都可以公然挑戰時，又還有誰能管得了誰呢?
成龍批評得一點也不過分。有人肯如此坦誠地指出我們的毛病，應當心存感激才是，爲何還要對他進行抨擊呢? 早在上世紀初，孫中山先生就已經指出，中國人的“自由“太多了，多得成了一片散沙，因此必須加上一些混凝土。他所指的“自由“，當然不是民主法治定義下的自由，而是正如成龍今日所看到的，導致臺灣一片混亂的“自由“。這種“自由“不但不應當提倡，而且根本就不應該允許它存在。只有把這樣的“自由“徹底消滅了，臺灣才能取得繼續發展的機會。
民主政治中所強調的自由，與民主本身一樣是有其目的性的，它是爲經濟民生服務的，絕非漫無目標的“自由“。更簡單具體地來說，它是爲人民的幸福而設的。早年西方人曾諷刺侮辱中國人象一群蛆，終日鑽來鑽去，漫無目標。今日我們絕不應當再提倡這樣的“自由“，它是可以令我們亡國滅種的。
有人一聽到成龍批評臺灣“自由“太多，太亂，就敏感地認爲成龍是反民主的。其實，相信當今之世，無人會公然反對民主。問題是，我們所要的是真正的民主，而非掛羊頭，賣狗肉的民主。我過去曾提到，民主與法治如車之兩輪，缺其一即將傾覆。沒有離開法治的民主，也沒有離開民主的法治，它們是一體的兩面。
成龍批評的“自由“，顯然並非民主政治定義下的自由，否則他就不可能把自由和亂相提並論了。合乎民主政治定義下的民主，是絕不可能導致混亂的。如果導致了混亂，它就不是我們所理解，所要追求的自由了，當然也就不可能與民主扯上任何的關係了。
民主是需要學習的，因此，如何行使民主所賦予的自由也是需要學習的。西方民主政治的形成，從思想萌芽，到發展，到定型，經過了漫長的歲月。每個階段都有強大的物質基礎爲觸媒，爲憑藉，爲支撐。其中一個最關鍵的物質基礎，既法制的完善，與法治思想的普及。若缺乏此一基礎，而談民主，自由，無疑將把一個社會搞亂，搞垮。
在西歐生活了半輩子，對他們人民民主法治的素養，留下了極爲深刻的印象。方知民主絕非人云亦云，隨時隨地可以拿來實行的。當然我們應當不舍不棄地追求民主自由的制度，與生活方式，但千萬不要僅流於形式。人民可以享受多少民主自由，必須與他們法治觀念的成熟度成正比。
台獨雖然曾長期執政，但他們從心理上卻始終無法擺脫在野心態。原因是他們的終極目標，非執政，而在台獨。只要這個目標一天沒有實現，則無論在朝，在野，他們都會一直扮演反對派的角色下去。現在他們又成了名副其實的在野黨，當然就會更加變本加厲地反對一切，對抗一切了。尤其每當選舉即將來臨時，他們這樣的性格就格外突出。
成龍對臺灣的批評並沒有錯，但卻沒有選對時空，和郭冠英一樣，正好在台獨陷於穀底，急需尋找攻擊馬英九，國民黨的炮彈，以拉擡其即將到來的選情時，撞到了他們的炮口上，就難怪會被修理得遍體鱗傷了。
部分國民黨人，擔心被台獨一攻擊，會影響選情，也不得不跟著朝他瞎開炮。希望成龍不要過於傷心，政治人物關心的主要是選舉，選舉一過，他們的態度就會不一樣了。畢竟大部分的臺灣人民頭腦還是清醒的，沒有盲目地跟著政治人物起哄，看來大部分的臺灣人還是會繼續支援成龍，愛護成龍的。
其實成龍除了臺灣外，同時也批評了大陸和香港，但後二者卻並沒有作出過激的反應。爲什麽唯獨臺灣會對此反應如此激烈呢? 是成龍對臺灣的批評比對大陸，香港嚴厲，還是恰巧碰觸到臺灣的痛處，敏感之處，故而有此激烈反應呢?
成龍是臺灣的女婿，他對臺灣表示關心，對他認爲不好的現象提出批評，當然是合情合理的。有人認爲，成龍不是臺灣人，根本無權批評臺灣，並要求剝奪他聽障殘奧會代言人的資格。此一反應未免過於霸道，過於狹窄。不要說他是臺灣的女婿，即使作爲一個普通的中國人，或華人，對發生在港澳臺，或大陸的事也會關心，此乃人之常情。因此，他們對此當然擁有發言權。
至於台獨說，成龍是中國的香港人，與臺灣沒有關係，因此對臺灣的事情沒有發言權，就更是蠻不講理了。不久前我才在一篇拙文中提到過，台獨大可爲其獨立的理想奮鬥下去，無人會阻止。但追求台獨，主張台獨是一回事，而臺灣是否已獨立，以及能否獨立，又是另一回事。只要臺灣一天還是“中華民國“的一部分，則普天下的中國人，不論他來自港澳臺，大陸，或海外，都有權，也有義務對它表示關心。絕不是台獨可以阻止得了的。
我作爲一個法律人，對民主，自由，法治，人權等議題特別關心。多年來不憚淺陋，多次發表了有關這方面的看法。民主政治中所理解的自由，不是爲所欲爲的自由，而是在法律規範下的自由。它既受法律的保障，也受法律的制約。例如憲法中所列舉的各種自由權即是如此。一旦它擺脫了法律的約束，則自由即將成爲“亂“的代名詞，或同義語。成龍之所以會批評臺灣太“自由“，太亂，顯然他看出了，臺灣的一些“自由“已逾越了法律所許可的範圍，因此成了“亂“的根源。這種所謂的“自由“，明顯偏離了真正自由的概念，會對我們的社會造成極大的殺傷力。對這樣的“自由“當然不可能是越多越好，而是更本不允許它存在。
在一個社會中，只有在處於逆取階段的“革命黨“，爲著挑戰現有的法律秩序，以便奪取政權，才會主張不受法律約束的“自由“。在一個正常的民主社會中，不論是執政黨，或在野黨，都會將維護法律秩序視爲自己不可推委的職責。他們之間的競爭必然會循法律規定的軌迹進行，是所謂的良性競爭，因此，既不會有賄選，也不會有作票，更不會有槍擊等暴力事件發生。民主政治要獲得發展，不但需要有一個盡責盡力的執政黨，也需要有一個“忠誠的在野黨“，共同爲維護民主憲政，增進人民福祉而奮鬥。它周圍所展現的必然是一個和諧的社會。然而，臺灣的情況是這樣嗎?
面對成龍批評臺灣“自由“太多，太亂，反應最快，最激烈的莫過於台獨。他們甚至見獵心喜，欲利用成龍缺乏政治敏感度的幾句批評之語，借題發揮，作爲反馬英九，反國民黨的引信。在此壓力下，國民黨一如在郭冠英事件中的反應，立刻不甘落後地也跟著對成龍進行抨擊。前者的反應可以理解，因爲他們在心理上始終處於逆取階段，需要“自由“的空間遂行其台獨理念。
誰要說臺灣自由太多，太亂，當然就碰觸到了他們的痛處，敏感之處，必然作出相應的反擊。而後者則純粹是擔心失去民意，失去選票，而不得不跟著起哄。只要臺灣選民的政治素養，一天沒有達到民主政治所需要的水平，則國民黨這種不得不時而“與狼共舞”的演出，便無法避免。這正是臺灣民主政治的悲哀之處。
臺灣多年來太“自由”，太亂，應當不只是成龍的個人觀感，而應當是一個給人的普遍印象。試問，哪個國家的軍隊可以買官賣官; 文人可以過問軍中的事; 陸軍出身的人可以充當海軍總司令; 可以以政治獻金的名義肆無忌憚地斂財; 可以官商勾結，巧立名目地將公有財産轉化爲私有; 可以不受管制地將大量金錢移出海外; 可以任意拆改法律通過的紀念堂; 可以在同一個地區使用兩種不同的拼音文字; 可以在國會殿堂中以暴力癱瘓議事規程，任意打人，罵人; 可以對當局高規格邀請來的訪客進行謾駡，毆打;可以不遵守遊行規則，將和平示威轉變爲暴力衝突; 可以不需要營業執照亂開地下電臺;可以無牌擁有槍支彈藥，等等，等等。
難道臺灣還不是太自由，太亂了嗎? 難道還不應該有人出來管一管嗎? 然而，今日的臺灣，連對國家認同都可以公然挑戰時，又還有誰能管得了誰呢?
成龍批評得一點也不過分。有人肯如此坦誠地指出我們的毛病，應當心存感激才是，爲何還要對他進行抨擊呢? 早在上世紀初，孫中山先生就已經指出，中國人的“自由“太多了，多得成了一片散沙，因此必須加上一些混凝土。他所指的“自由“，當然不是民主法治定義下的自由，而是正如成龍今日所看到的，導致臺灣一片混亂的“自由“。這種“自由“不但不應當提倡，而且根本就不應該允許它存在。只有把這樣的“自由“徹底消滅了，臺灣才能取得繼續發展的機會。
民主政治中所強調的自由，與民主本身一樣是有其目的性的，它是爲經濟民生服務的，絕非漫無目標的“自由“。更簡單具體地來說，它是爲人民的幸福而設的。早年西方人曾諷刺侮辱中國人象一群蛆，終日鑽來鑽去，漫無目標。今日我們絕不應當再提倡這樣的“自由“，它是可以令我們亡國滅種的。
有人一聽到成龍批評臺灣“自由“太多，太亂，就敏感地認爲成龍是反民主的。其實，相信當今之世，無人會公然反對民主。問題是，我們所要的是真正的民主，而非掛羊頭，賣狗肉的民主。我過去曾提到，民主與法治如車之兩輪，缺其一即將傾覆。沒有離開法治的民主，也沒有離開民主的法治，它們是一體的兩面。
成龍批評的“自由“，顯然並非民主政治定義下的自由，否則他就不可能把自由和亂相提並論了。合乎民主政治定義下的民主，是絕不可能導致混亂的。如果導致了混亂，它就不是我們所理解，所要追求的自由了，當然也就不可能與民主扯上任何的關係了。
民主是需要學習的，因此，如何行使民主所賦予的自由也是需要學習的。西方民主政治的形成，從思想萌芽，到發展，到定型，經過了漫長的歲月。每個階段都有強大的物質基礎爲觸媒，爲憑藉，爲支撐。其中一個最關鍵的物質基礎，既法制的完善，與法治思想的普及。若缺乏此一基礎，而談民主，自由，無疑將把一個社會搞亂，搞垮。
在西歐生活了半輩子，對他們人民民主法治的素養，留下了極爲深刻的印象。方知民主絕非人云亦云，隨時隨地可以拿來實行的。當然我們應當不舍不棄地追求民主自由的制度，與生活方式，但千萬不要僅流於形式。人民可以享受多少民主自由，必須與他們法治觀念的成熟度成正比。
台獨雖然曾長期執政，但他們從心理上卻始終無法擺脫在野心態。原因是他們的終極目標，非執政，而在台獨。只要這個目標一天沒有實現，則無論在朝，在野，他們都會一直扮演反對派的角色下去。現在他們又成了名副其實的在野黨，當然就會更加變本加厲地反對一切，對抗一切了。尤其每當選舉即將來臨時，他們這樣的性格就格外突出。
成龍對臺灣的批評並沒有錯，但卻沒有選對時空，和郭冠英一樣，正好在台獨陷於穀底，急需尋找攻擊馬英九，國民黨的炮彈，以拉擡其即將到來的選情時，撞到了他們的炮口上，就難怪會被修理得遍體鱗傷了。
部分國民黨人，擔心被台獨一攻擊，會影響選情，也不得不跟著朝他瞎開炮。希望成龍不要過於傷心，政治人物關心的主要是選舉，選舉一過，他們的態度就會不一樣了。畢竟大部分的臺灣人民頭腦還是清醒的，沒有盲目地跟著政治人物起哄，看來大部分的臺灣人還是會繼續支援成龍，愛護成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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