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梦》有没有反满思想
刘梦溪
《红楼梦》是否有反满思想？研究者存在歧见，有的说有，有的说没有。索隐派是认为《红楼梦》有反满思想的，而且认为不是一般的反满，而是全书的基本出发点和最后归宿，主旨就在于反清复明。考证派冲击索隐派，并没有把《红楼梦》的反满思想一起冲击掉。许多在红学考证方面做出贡献的红学家，都不否定这一点。例如周汝昌先生、吴恩裕先生的态度是肯定的，他们通过不同途径来揭示曹雪芹与明遗民的关系，相信不满意满族统治的思想确在书中有所流露。
还有余英时先生，也认为曹雪芹有汉族认同的意识。他为此曾经撰写专门的论文，具体阐述曹雪芹的“汉族认同感”。他在引录敦诚的《寄怀曹雪芹》诗之后写道：“我现在只想用这开首几句，说明一个问题，即曹雪芹已十分明确地意识到他自己本是汉人。而他又生值清代文字狱最深刻的时代，眼看到许多汉族文士惨遭压迫的情形，内心未尝不会引起一些激动。这种激动自然不会达到‘反满复明’的程度，但偶尔对满清朝廷加以讥刺则完全是可能的。曹雪芹因家恨而逐渐发展出一种‘民族的认同感 ’，在我看来，是很顺理成章的心理过程。”(余英时：《红楼梦的两个世界》第192至第193页)。
特别是靖本《石头记》第十八回的一段批语，余英时先生抱有特殊的兴趣，他说此条批语可以作为肯定曹雪芹具有反满意识的一个旁证。这段批语的内容如下：
孙策以天下为三分，众才一旅；项籍用江东之子弟，人唯八千。遂乃分裂山河，宰割天下。岂有百万义师，一朝卷甲，芟荑斩伐，如草木焉。江淮无崖岸之阻，亭壁无藩篱之固。头会箕敛者，合从缔交；锄棘矜者，因利乘便。将非江表王气，终于三百年乎。是知并吞六合，不免〔轵〕道之灾；混一车书，无救平阳之祸。呜呼，山岳崩颓，既履危亡之运；春秋迭代，不免去故之悲。天意人事，可以凄怆伤心者矣!大族之败，必不致于如此之速；特以子孙不肖，招接匪类，不知创业之艰难。当知瞬息荣华，暂时欢乐，无异于烈火烹油，鲜花著锦，岂得久乎?戊子孟夏，读虞〔庾〕子山文集，因将数语系此，后世子孙，其毋慢忽之。
批语的写作时间为戊子，即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在雪芹死后不久，当出自畸笏之手，和曹雪芹的思想应该是契合的。
余英时分析说：“批者引庾子山《哀江南赋序》，序有‘将非江表王气，终于三百年乎’之语，并深致其感慨，应该是指朝代兴亡而言的，如所测不误，则这段批语就很可能暗示明亡和清兴。”（余著《红楼梦的两个世界》第195页）。笔者认为这一分析至为警辟，完全符合畸笏此批的内容，同时也符合《红楼梦》的思想实际。因此，索隐派的红学观念，至少他们的观念中的认定《红楼梦》具有民族思想这一点，来源有自，未可全然抹煞。
其实，如果不承认《红楼梦》具有反满的思想倾向，便无法对《红楼梦》第六十三回芳官改妆一段做出正确解释。
第六十三回不仅描写芳官改妆，还为芳官改名，叫“雄奴”，犹嫌不足，又叫“耶律雄奴”。宝玉说：“雄奴二音，又与匈奴相通，都是犬戎名姓。况且这两种人自尧舜时便为中华之患，晋唐诸朝，深受其害。”结合《红楼梦》产生的明清之际的具体背景，宝玉的话难道还有第二种解释么?作者在这里是站在种族的立场上来驱遣他的人物甚为明显。更妙的是接下去芳官的反问：
既这样着，你该去操习弓马，学些武艺，挺身出去拿几个反叛来，岂不尽忠效力了。何必借我们，你鼓唇摇舌的， 自己开心作戏，却说是称功颂德呢!
显然这是作者转换角色的位置，让宝玉站在作者的立场，接受芳官亦即读者的反讽。“鼓唇摇舌”、“自己开心作戏”云云，不是指作者而何?难道不正是作者一面“自己开心作戏”，一面又一再声称他的书，“凡伦常所关之处，皆是称功颂德，眷眷无穷”吗?
因此第六十三回这一段描写，可以说是表现作者反满思想的特笔。如此说可信，则对索隐派红学的有些观点又当刮目相看了。
关于《红楼梦》“反满思想”问题——与刘梦溪等先生商榷
邱华东
近见某网上有署名刘梦溪先生的一篇题为《〈红楼梦〉有没有反满思想》的文章，论定《红楼梦》具有“反满思想”。但这一篇文章是否刘先生所作，似有疑问。刘先生是有名的红学大家，似不会出此议论。笔者对《红楼梦》也有多年的研究，没有发现其中有什么“反满思想”，《红楼梦》中所表现的“不满”是对当时“社会现状”、“家族宗法”的不满和批判，或者还有对某朝皇帝的非议，并不存在什么“满汉畛域”的“反满思想”。《红楼梦》对当时“社会现状、家族宗法”的“不满”和批判，其内涵和意义远远超过什么“反满思想”。将《红楼梦》局限于“反满思想”或者将主题局限于“反清复明”等等，实际上是降低了《红楼梦》的思想深度和历史高度。
当然，对《红楼梦》是否有“反满思想”问题尚可继续讨论，但是，刘先生在《〈红楼梦〉有没有反满思想》一文中，论证《红楼梦》有反清思想的两个论据却是值得商榷的。
首先，刘先生提到余英《红楼梦的两个世界》所说靖本《石头记》第十八回的“可以作为肯定曹雪芹具有反满意识的一个旁证”的一段批语，内容如下：
“孙策以天下为三分，众才一旅；项籍用江东之子弟，人唯八千。遂乃分裂山河，宰割天下。岂有百万义师，一朝卷甲，芟荑斩伐，如草木焉。江淮无崖岸之阻，亭壁无藩篱之固。头会箕敛者，合从缔交；锄棘矜者，因利乘便。将非江表王气，终于三百年乎。是知并吞六合，不免〔轵〕道之灾；混一车书，无救平阳之祸。呜呼，山岳崩颓，既履危亡之运；春秋迭代，不免去故之悲。天意人事，可以凄怆伤心者矣!大族之败，必不致于如此之速；特以子孙不肖，招接匪类，不知创业之艰难。当知瞬息荣华，暂时欢乐，无异于烈火烹油，鲜花著锦，岂得久乎?戊子孟夏，读虞〔庾〕子山文集，因将数语系此，后世子孙，其毋慢忽之。”
余英时分析说：“批者引庾子山《哀江南赋序》，序有‘将非江表王气，终于三百年乎’之语，并深致其感慨，应该是指朝代兴亡而言的，如所测不误，则这段批语就很可能暗示明亡和清兴。”（余著《红楼梦的两个世界》第195页）。
其实，刘、余两先生并没有整体地分析和认识这段批语。该批语自“孙策以天下为三分，众才一旅”至“可以凄怆伤心者矣”一段，实际上录自南北朝时期北周的庾信《哀江南赋》。《北史·庾信传》载：庾信，字子山，南阳新阳人。先在南方的梁朝做官，与徐陵“文并绮艳，故世号为‘徐陵体’焉。当时后进，竟相模范，每有一文，都下莫不传诵”。后来出使西魏，因他的文名很大，被西魏强行留下做官，不得回还。后来北周代兴，又仕于北周，官封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司空中大夫、洛州刺史、义城县侯。据载，“（庾）信虽位望通显，常作乡关之思，乃作《哀江南赋》以致其意”。据考证，“哀江南”一词出自战国时期楚国宋玉的《招魂》“目极千里兮伤春心，魂兮归来哀江南”。对于楚国的宋玉来说，“江南”属于僻远边地，山林险阻，身居“江南”而远离家乡乃为“哀伤”之事。而对庾信来说，故国首都“建邺”、“江陵”所在之地，原属楚地，而自身却在更北的西魏、北周，故反其意而名篇。
那么批者为什么要抄录庾信《哀江南赋》中的这一段呢？后文批者作了明确说明：“大族之败，必不致于如此之速。特以子孙不肖，招接匪类，不知创业之艰难。当知瞬息荣华，暂时欢乐，无异于烈火烹油，鲜花著锦，岂得久乎?戊子孟夏，读庾子山文集，因将数语系此，后世子孙，其毋慢忽之。”按，此段批语虽不知确指《红楼梦》中的那一段，但是批在写贾府兴建大观园和贾妃省亲之第十七、十八回，正是贾府“烈火烹油，鲜花著锦”之时。可见，批者的原意，是感叹象《红楼梦》中贾府这样繁荣大族，由于“子孙不肖，招接匪类，不知创业之艰难”而导致迅速衰败。由于读庾信《哀江南赋》叙述梁朝兴亡一段，引发“大家族衰败”之感叹，这就是文学欣赏学中的“连类旁通”之“通感”，和什么“反满思想”毫不相干。
刘先生又说：“如果不承认《红楼梦》具有反满的思想倾向，便无法对《红楼梦》第六十三回芳官改妆一段做出正确解释”。对此，刘先生应该想一想，上个世纪民国初年，“索隐派”大行其道，蔡元培等等都“热炒”《红楼梦》“反满”，却苦于找不到书中的明确直接的证据，只得靠“索隐”来“猜谜”，那为什么始终不提《红楼梦》中如此“明显”的“反满思想倾向”宝玉为芳官“改装、改名”这一段？这是因为蔡元培先生是“国学大师”级的学者，知道《红楼梦》的这一段描写，不仅不是“反满”反而是“赞满”。为什么这样说呢？
第六十三回描写宝玉为芳官改妆，并改名叫“雄奴”，犹嫌不足，又叫“耶律雄奴”。宝玉说：“雄奴二音，又与匈奴相通，都是犬戎名姓。况且这两种人自尧舜时便为中华之患，晋唐诸朝，深受其害。”要理解这段话，还得从“满族”的历史说起——
满清人的祖先可以说和“匈奴”、“耶律”是世代仇敌。满族古代为“女真人”，先秦时代称“肃慎”，属于“东胡”一支。两汉以后称“挹娄”，南北朝称“勿吉”，隋唐称“靺鞨”，五代始称“女真”。后来臣属于“辽”，因避辽兴宗耶律宗真之名讳，改称“女直”。直到清朝太宗皇太吉时期改称“满族”。
而根据《史记》、《汉书》等史书记载，“匈奴”先秦时期称“猃狁”等。属于“北戎、北夷”，中原汉人称其为“畎戎”（也作“犬戎”，贾宝玉说得非常清楚准确）。与“东胡”相对而称“西戎、西夷”。“东胡”与“西戎”为世代仇敌。先是“东胡”强于“西戎（匈奴）”，常常欺压“西戎（匈奴）”，向其索要宝马、美女以及土地。秦、汉之际，有冒顿者统一匈奴各部，号称“撑犁孤涂单于”（“撑犁”即天，“孤涂”即子，“单于”即广大之义，汉语为“天子大王”）。匈奴逐渐强大，“遂东袭击东胡，大破，灭东胡王，虏其民众畜产”。
而“耶律”则是“辽代”皇族之姓。“辽”为契丹族，也属于先秦“西戎、西夷、犬戎”的后裔，与“女真”也是世代仇敌。五代、北宋时期，“女真”臣属于辽朝，受到辽朝的残酷剥削欺压，奴隶视之，不仅索取高额赋税土产，而且强征“海东青”（一种凶猛的猎鹰）、“东珠”、人参、美女、奴隶等等。宋政和四年（辽天大四年，1114），女真完颜部落首领阿骨打统一女真各部落，起兵反辽，建立“金”王朝，并最后将辽朝灭亡。最后，金朝又被元朝所灭亡。而元朝被认为是匈奴、契丹的后裔。
满清人自视为金朝的后裔，称自己为“金姓”、“金族”，满语为“爱新觉罗”（“爱新”即金，“觉罗”即宗族、姓氏）。所以满清第一代皇帝努尔哈赤所建王朝称“后金”。因此，满族人视匈奴、契丹（耶律氏）为先世仇人。
我们知道，自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隋唐至宋元明，属于“北夷、北戎”系统的猃狁、匈奴、回纥、契丹、瓦剌、蒙古（清朝称为“额森”）等等，一直为中原汉族政权的劲敌，经常骚扰边境，抢掠财物畜产，烧杀边民，俘为奴隶。甚至占领中原北方的大片领土，最后蒙古灭南宋而入主中原建立元朝。
但是，明朝末期女真于辽东兴起，首先收伏北部大兴安岭内外努尔干地区的少数民族部落，后又降服蒙古东部部落及西藏等，结成军事联盟。建国中原以后，康熙、雍正、乾隆先后将蒙古、新疆、西藏等等全境纳入清王朝统治版图，成为中国历史上版图最大的帝国。这样，除了少数叛乱之外，“犬戎”等等和中原的关系就不再是对敌状态，而融为一体了。这确实是清王朝融合“中华民族”的一大功劳。
所以，《红楼梦》将芳官改名“耶律雄奴”，视为“犬戎”加以“糟蹋”，甚至呼为“野驴子”等等，根本不是什么“反满”，实际上是“颂满”，是歌颂满清人和满清王朝征服“匈奴”、“耶律”（借古名）等等的武功。而宝玉所说：“幸得咱们有福，生在当今之世，大舜正裔，圣虞之功德仁孝，赫赫格天，同天地日月亿兆不朽。所以凡历朝中跳梁猖獗之小丑，到了如今竟不用一干一戈，皆天使其拱手俛头缘远来降”、“如今四海宾服，八方宁静，千载百载不用武备”云云，确实是对满清王朝“康乾盛世”尤其是乾隆朝的描绘，也确实是在“为君父生色”而“称功颂德”地“赞扬称颂满清王朝”。
刘梦溪
《红楼梦》是否有反满思想？研究者存在歧见，有的说有，有的说没有。索隐派是认为《红楼梦》有反满思想的，而且认为不是一般的反满，而是全书的基本出发点和最后归宿，主旨就在于反清复明。考证派冲击索隐派，并没有把《红楼梦》的反满思想一起冲击掉。许多在红学考证方面做出贡献的红学家，都不否定这一点。例如周汝昌先生、吴恩裕先生的态度是肯定的，他们通过不同途径来揭示曹雪芹与明遗民的关系，相信不满意满族统治的思想确在书中有所流露。
还有余英时先生，也认为曹雪芹有汉族认同的意识。他为此曾经撰写专门的论文，具体阐述曹雪芹的“汉族认同感”。他在引录敦诚的《寄怀曹雪芹》诗之后写道：“我现在只想用这开首几句，说明一个问题，即曹雪芹已十分明确地意识到他自己本是汉人。而他又生值清代文字狱最深刻的时代，眼看到许多汉族文士惨遭压迫的情形，内心未尝不会引起一些激动。这种激动自然不会达到‘反满复明’的程度，但偶尔对满清朝廷加以讥刺则完全是可能的。曹雪芹因家恨而逐渐发展出一种‘民族的认同感 ’，在我看来，是很顺理成章的心理过程。”(余英时：《红楼梦的两个世界》第192至第193页)。
特别是靖本《石头记》第十八回的一段批语，余英时先生抱有特殊的兴趣，他说此条批语可以作为肯定曹雪芹具有反满意识的一个旁证。这段批语的内容如下：
孙策以天下为三分，众才一旅；项籍用江东之子弟，人唯八千。遂乃分裂山河，宰割天下。岂有百万义师，一朝卷甲，芟荑斩伐，如草木焉。江淮无崖岸之阻，亭壁无藩篱之固。头会箕敛者，合从缔交；锄棘矜者，因利乘便。将非江表王气，终于三百年乎。是知并吞六合，不免〔轵〕道之灾；混一车书，无救平阳之祸。呜呼，山岳崩颓，既履危亡之运；春秋迭代，不免去故之悲。天意人事，可以凄怆伤心者矣!大族之败，必不致于如此之速；特以子孙不肖，招接匪类，不知创业之艰难。当知瞬息荣华，暂时欢乐，无异于烈火烹油，鲜花著锦，岂得久乎?戊子孟夏，读虞〔庾〕子山文集，因将数语系此，后世子孙，其毋慢忽之。
批语的写作时间为戊子，即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在雪芹死后不久，当出自畸笏之手，和曹雪芹的思想应该是契合的。
余英时分析说：“批者引庾子山《哀江南赋序》，序有‘将非江表王气，终于三百年乎’之语，并深致其感慨，应该是指朝代兴亡而言的，如所测不误，则这段批语就很可能暗示明亡和清兴。”（余著《红楼梦的两个世界》第195页）。笔者认为这一分析至为警辟，完全符合畸笏此批的内容，同时也符合《红楼梦》的思想实际。因此，索隐派的红学观念，至少他们的观念中的认定《红楼梦》具有民族思想这一点，来源有自，未可全然抹煞。
其实，如果不承认《红楼梦》具有反满的思想倾向，便无法对《红楼梦》第六十三回芳官改妆一段做出正确解释。
第六十三回不仅描写芳官改妆，还为芳官改名，叫“雄奴”，犹嫌不足，又叫“耶律雄奴”。宝玉说：“雄奴二音，又与匈奴相通，都是犬戎名姓。况且这两种人自尧舜时便为中华之患，晋唐诸朝，深受其害。”结合《红楼梦》产生的明清之际的具体背景，宝玉的话难道还有第二种解释么?作者在这里是站在种族的立场上来驱遣他的人物甚为明显。更妙的是接下去芳官的反问：
既这样着，你该去操习弓马，学些武艺，挺身出去拿几个反叛来，岂不尽忠效力了。何必借我们，你鼓唇摇舌的， 自己开心作戏，却说是称功颂德呢!
显然这是作者转换角色的位置，让宝玉站在作者的立场，接受芳官亦即读者的反讽。“鼓唇摇舌”、“自己开心作戏”云云，不是指作者而何?难道不正是作者一面“自己开心作戏”，一面又一再声称他的书，“凡伦常所关之处，皆是称功颂德，眷眷无穷”吗?
因此第六十三回这一段描写，可以说是表现作者反满思想的特笔。如此说可信，则对索隐派红学的有些观点又当刮目相看了。
关于《红楼梦》“反满思想”问题——与刘梦溪等先生商榷
邱华东
近见某网上有署名刘梦溪先生的一篇题为《〈红楼梦〉有没有反满思想》的文章，论定《红楼梦》具有“反满思想”。但这一篇文章是否刘先生所作，似有疑问。刘先生是有名的红学大家，似不会出此议论。笔者对《红楼梦》也有多年的研究，没有发现其中有什么“反满思想”，《红楼梦》中所表现的“不满”是对当时“社会现状”、“家族宗法”的不满和批判，或者还有对某朝皇帝的非议，并不存在什么“满汉畛域”的“反满思想”。《红楼梦》对当时“社会现状、家族宗法”的“不满”和批判，其内涵和意义远远超过什么“反满思想”。将《红楼梦》局限于“反满思想”或者将主题局限于“反清复明”等等，实际上是降低了《红楼梦》的思想深度和历史高度。
当然，对《红楼梦》是否有“反满思想”问题尚可继续讨论，但是，刘先生在《〈红楼梦〉有没有反满思想》一文中，论证《红楼梦》有反清思想的两个论据却是值得商榷的。
首先，刘先生提到余英《红楼梦的两个世界》所说靖本《石头记》第十八回的“可以作为肯定曹雪芹具有反满意识的一个旁证”的一段批语，内容如下：
“孙策以天下为三分，众才一旅；项籍用江东之子弟，人唯八千。遂乃分裂山河，宰割天下。岂有百万义师，一朝卷甲，芟荑斩伐，如草木焉。江淮无崖岸之阻，亭壁无藩篱之固。头会箕敛者，合从缔交；锄棘矜者，因利乘便。将非江表王气，终于三百年乎。是知并吞六合，不免〔轵〕道之灾；混一车书，无救平阳之祸。呜呼，山岳崩颓，既履危亡之运；春秋迭代，不免去故之悲。天意人事，可以凄怆伤心者矣!大族之败，必不致于如此之速；特以子孙不肖，招接匪类，不知创业之艰难。当知瞬息荣华，暂时欢乐，无异于烈火烹油，鲜花著锦，岂得久乎?戊子孟夏，读虞〔庾〕子山文集，因将数语系此，后世子孙，其毋慢忽之。”
余英时分析说：“批者引庾子山《哀江南赋序》，序有‘将非江表王气，终于三百年乎’之语，并深致其感慨，应该是指朝代兴亡而言的，如所测不误，则这段批语就很可能暗示明亡和清兴。”（余著《红楼梦的两个世界》第195页）。
其实，刘、余两先生并没有整体地分析和认识这段批语。该批语自“孙策以天下为三分，众才一旅”至“可以凄怆伤心者矣”一段，实际上录自南北朝时期北周的庾信《哀江南赋》。《北史·庾信传》载：庾信，字子山，南阳新阳人。先在南方的梁朝做官，与徐陵“文并绮艳，故世号为‘徐陵体’焉。当时后进，竟相模范，每有一文，都下莫不传诵”。后来出使西魏，因他的文名很大，被西魏强行留下做官，不得回还。后来北周代兴，又仕于北周，官封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司空中大夫、洛州刺史、义城县侯。据载，“（庾）信虽位望通显，常作乡关之思，乃作《哀江南赋》以致其意”。据考证，“哀江南”一词出自战国时期楚国宋玉的《招魂》“目极千里兮伤春心，魂兮归来哀江南”。对于楚国的宋玉来说，“江南”属于僻远边地，山林险阻，身居“江南”而远离家乡乃为“哀伤”之事。而对庾信来说，故国首都“建邺”、“江陵”所在之地，原属楚地，而自身却在更北的西魏、北周，故反其意而名篇。
那么批者为什么要抄录庾信《哀江南赋》中的这一段呢？后文批者作了明确说明：“大族之败，必不致于如此之速。特以子孙不肖，招接匪类，不知创业之艰难。当知瞬息荣华，暂时欢乐，无异于烈火烹油，鲜花著锦，岂得久乎?戊子孟夏，读庾子山文集，因将数语系此，后世子孙，其毋慢忽之。”按，此段批语虽不知确指《红楼梦》中的那一段，但是批在写贾府兴建大观园和贾妃省亲之第十七、十八回，正是贾府“烈火烹油，鲜花著锦”之时。可见，批者的原意，是感叹象《红楼梦》中贾府这样繁荣大族，由于“子孙不肖，招接匪类，不知创业之艰难”而导致迅速衰败。由于读庾信《哀江南赋》叙述梁朝兴亡一段，引发“大家族衰败”之感叹，这就是文学欣赏学中的“连类旁通”之“通感”，和什么“反满思想”毫不相干。
刘先生又说：“如果不承认《红楼梦》具有反满的思想倾向，便无法对《红楼梦》第六十三回芳官改妆一段做出正确解释”。对此，刘先生应该想一想，上个世纪民国初年，“索隐派”大行其道，蔡元培等等都“热炒”《红楼梦》“反满”，却苦于找不到书中的明确直接的证据，只得靠“索隐”来“猜谜”，那为什么始终不提《红楼梦》中如此“明显”的“反满思想倾向”宝玉为芳官“改装、改名”这一段？这是因为蔡元培先生是“国学大师”级的学者，知道《红楼梦》的这一段描写，不仅不是“反满”反而是“赞满”。为什么这样说呢？
第六十三回描写宝玉为芳官改妆，并改名叫“雄奴”，犹嫌不足，又叫“耶律雄奴”。宝玉说：“雄奴二音，又与匈奴相通，都是犬戎名姓。况且这两种人自尧舜时便为中华之患，晋唐诸朝，深受其害。”要理解这段话，还得从“满族”的历史说起——
满清人的祖先可以说和“匈奴”、“耶律”是世代仇敌。满族古代为“女真人”，先秦时代称“肃慎”，属于“东胡”一支。两汉以后称“挹娄”，南北朝称“勿吉”，隋唐称“靺鞨”，五代始称“女真”。后来臣属于“辽”，因避辽兴宗耶律宗真之名讳，改称“女直”。直到清朝太宗皇太吉时期改称“满族”。
而根据《史记》、《汉书》等史书记载，“匈奴”先秦时期称“猃狁”等。属于“北戎、北夷”，中原汉人称其为“畎戎”（也作“犬戎”，贾宝玉说得非常清楚准确）。与“东胡”相对而称“西戎、西夷”。“东胡”与“西戎”为世代仇敌。先是“东胡”强于“西戎（匈奴）”，常常欺压“西戎（匈奴）”，向其索要宝马、美女以及土地。秦、汉之际，有冒顿者统一匈奴各部，号称“撑犁孤涂单于”（“撑犁”即天，“孤涂”即子，“单于”即广大之义，汉语为“天子大王”）。匈奴逐渐强大，“遂东袭击东胡，大破，灭东胡王，虏其民众畜产”。
而“耶律”则是“辽代”皇族之姓。“辽”为契丹族，也属于先秦“西戎、西夷、犬戎”的后裔，与“女真”也是世代仇敌。五代、北宋时期，“女真”臣属于辽朝，受到辽朝的残酷剥削欺压，奴隶视之，不仅索取高额赋税土产，而且强征“海东青”（一种凶猛的猎鹰）、“东珠”、人参、美女、奴隶等等。宋政和四年（辽天大四年，1114），女真完颜部落首领阿骨打统一女真各部落，起兵反辽，建立“金”王朝，并最后将辽朝灭亡。最后，金朝又被元朝所灭亡。而元朝被认为是匈奴、契丹的后裔。
满清人自视为金朝的后裔，称自己为“金姓”、“金族”，满语为“爱新觉罗”（“爱新”即金，“觉罗”即宗族、姓氏）。所以满清第一代皇帝努尔哈赤所建王朝称“后金”。因此，满族人视匈奴、契丹（耶律氏）为先世仇人。
我们知道，自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隋唐至宋元明，属于“北夷、北戎”系统的猃狁、匈奴、回纥、契丹、瓦剌、蒙古（清朝称为“额森”）等等，一直为中原汉族政权的劲敌，经常骚扰边境，抢掠财物畜产，烧杀边民，俘为奴隶。甚至占领中原北方的大片领土，最后蒙古灭南宋而入主中原建立元朝。
但是，明朝末期女真于辽东兴起，首先收伏北部大兴安岭内外努尔干地区的少数民族部落，后又降服蒙古东部部落及西藏等，结成军事联盟。建国中原以后，康熙、雍正、乾隆先后将蒙古、新疆、西藏等等全境纳入清王朝统治版图，成为中国历史上版图最大的帝国。这样，除了少数叛乱之外，“犬戎”等等和中原的关系就不再是对敌状态，而融为一体了。这确实是清王朝融合“中华民族”的一大功劳。
所以，《红楼梦》将芳官改名“耶律雄奴”，视为“犬戎”加以“糟蹋”，甚至呼为“野驴子”等等，根本不是什么“反满”，实际上是“颂满”，是歌颂满清人和满清王朝征服“匈奴”、“耶律”（借古名）等等的武功。而宝玉所说：“幸得咱们有福，生在当今之世，大舜正裔，圣虞之功德仁孝，赫赫格天，同天地日月亿兆不朽。所以凡历朝中跳梁猖獗之小丑，到了如今竟不用一干一戈，皆天使其拱手俛头缘远来降”、“如今四海宾服，八方宁静，千载百载不用武备”云云，确实是对满清王朝“康乾盛世”尤其是乾隆朝的描绘，也确实是在“为君父生色”而“称功颂德”地“赞扬称颂满清王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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