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不清哪一位名人说过，所谓典籍，就是那种被人们称颂，却很少被人们翻阅的书籍。大概《资治通鉴》便是这样的一本典籍了。当年，北宋的司马光及其助手，参考了十七种正史，三百多种杂史，以及皇家藏书阁里无尽的书籍，历经十九年，终于完成这部编年史。记载了上下一千三百多年间的成败兴衰，整整二百九十四卷，“先后有伦，精粗不杂”，可谓巨著。可是，书成之后，也只有他的朋友王勝之看过一遍。其他的人只翻一頁，就哈欠连天，昏昏欲睡。大概司马光老先生见此情形，也是不爽的。到了现代，文言文淡出舞台，能够读懂、或者有心读懂文言文的，更是日渐稀少。类似《资治通鉴》这样的典籍，大概也只能被束之高阁。且不谈日益浮躁的金钱社会，又有多少人愿意坐下来，平心静气地读一本书；灯红酒绿，忙不尽的，更该是杯觥交错之间的纸醉金迷。
动心读《通鉴》是在三年前。当时的事业与生活遭遇重挫，坠入空前的低谷，满怀抑郁。媒体中不时传来某名人或无名氏以不同方式了却生命的消息，就连母亲也对我满怀忧虑，怕我想不开，出个什么三长两短。她倒是有些多虑了。在人世间，我还有那么多难以割舍的东西，至少还有爱我至深的父母。我又怎能轻易的离去，让他们心痛。然而，心中的困惑却是与日俱增。我们到底应该怎样的看待周围的人事，怎样面对人生的起落，我们又应该怎样地度过自己短暂、却又不得不面对的一生？前车之辙，可以为鉴。在历史长河的暗涛汹涌之中，无数人辉煌过，失落过。他们又是怎样面对的呢？于是，便起了读史的念头。如果还有最终导致我翻开《通鉴》的原因，那便是我的“疯病”。我的“疯病”缘于大学。那时的我常常做些“疯”事。大学里，本科生拿到英语四级证书，便于学位证书无碍了。于是一旦四级证书到手，万事大吉，英语便被抛于脑后。而我却鬼使神差地连考两次六级，继续拿了一个无用的六级证书。这种疯狂，很让一帮同学诧异很久。自讨苦吃，一定是脑袋有病。又譬如，无论冬寒夏暖，我总是要早起晨练的。夏晨清凉，冬晨被暖，正是懒睡的好时间。好觉不睡，却去绕着校园里的跑道跑圈圈，在单杠上吊死吊活。跟自己过不去，一定也是脑袋有病。林林总总，于是便有人叫我“疯子”。想起来，确实是有些疯的。就如有了读《通鉴》的念头，在生计之暇，最终读完，也是有些疯的。疯就疯吧，我已经无所谓了。据说毛泽东他老人家读了十几遍的《通鉴》，如要论疯，我还差得远。或许有一天，等我的“疯病”到了极致，没准儿也能做出一番大事业来。唉，疯人疯语，又扯远了。
我读的《通鉴》是文言文的。最初并非不想读白话，找不着。只好上网，下载，打印，啃古文。好在已有前人给断了句，加了标点，还不至无所适从。初始的几卷，艰难跋涉于文言之间，很不习惯。好几次的停顿，想就此罢手，却又最终不舍，坚持下来，大概也是骨子里的疯病做怪。再往下读，习惯了文言，渐渐读出生趣。直至卷终，很有些爱不释手。典籍便是典籍，有时枯燥，让人昏昏欲睡；有时也很有趣，让人扼腕，让人叹息，让人开怀，让人大笑。洋洋洒洒三百来卷，断断续续，至年初才读完。受益良多。细细想来，史书的教益在于它的完整性与重复性。一件事或一个人，当从历史的前因后果之中分离出来，便失去了许多原有的意义。往时，每每读到项羽的四面楚歌、霸王别姬，或韩信的“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总是生出英雄末路的悲哀与不平。待得在史书中读及，却是悲哀不再，只是叹息“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世事如棋，一步错，便可累及胜败，更何况一错再错。“可怜之人，定有可恨之处”，说的也是一个道理吧。史书的长卷，犹如快进的胶片。一幕幕，在眼前快闪。成也好，败也好，兴也好，亡也好，总是重复着惊人的相似。重复得次数多了，便在脑海里刻下深深烙印，再也挥之不去。千年的古籍，每每看到现世的影子。小人的奸邪，君子的坦荡，愚夫的浅薄，独夫的残暴，千年雷同。一书读罢，心中感慨，却是一言两语所难说得清、道得明。
培根说，读史使人明智。可是江山易改，秉性难移，人各有取向不同，到底受益多少，只有造化知道。毛泽东他老人家据说读了十几遍的《通鉴》，当深谙为君治国之道，了然文景、贞观故事。可在晚年，却做出许多难于理解的事情，似乎有违司马老先生的本意。元代忽必烈，一统中国之后，亲请儒士讲解《通鉴》中的治国之道，并设立蒙古园子学，把蒙古语译写的《通鉴》作为教材，教育勋戚子弟。然而，元朝从一统中国至灭亡，不过百年，终不及唐、宋、明、清的长命。既便如此，如有时间，让我选择，我一定还会重读《通鉴》。我也一定会选择原汁原味的文言版。虽然有时不免晦涩，但很多的神韵与精炼却是白话所不能及的。如唐诗、宋词，硬要译成白话来读，便会失去神韵。有幸也读及某些现代白话《通鉴》，或多或少夹杂了译者自己的史观与理解。仿佛饮茶，清茶一杯，浓淡甘苦，各自品尝；如被经意或不经意间，加入了些许糖或盐，那味儿便变了，那不是我想要的。读毕《通鉴》，开始阅读清代毕沅的《续资治通鉴》。刚读完八、九卷，字里行间，总是觉得少了一些司马老先生《通鉴》里的某些东西，有些失落。到底是什么，却是说不清楚。待慢慢读下去，再作体会吧。
生命不止，奋斗不息。在此辞旧迎新之际，谨以此文，纪念我失意彷徨的日子。也谨以此文，献给那些曾经或正在失意彷徨的人们。
二零零六年，二月十三日 （农历十二月二十七日）
动心读《通鉴》是在三年前。当时的事业与生活遭遇重挫，坠入空前的低谷，满怀抑郁。媒体中不时传来某名人或无名氏以不同方式了却生命的消息，就连母亲也对我满怀忧虑，怕我想不开，出个什么三长两短。她倒是有些多虑了。在人世间，我还有那么多难以割舍的东西，至少还有爱我至深的父母。我又怎能轻易的离去，让他们心痛。然而，心中的困惑却是与日俱增。我们到底应该怎样的看待周围的人事，怎样面对人生的起落，我们又应该怎样地度过自己短暂、却又不得不面对的一生？前车之辙，可以为鉴。在历史长河的暗涛汹涌之中，无数人辉煌过，失落过。他们又是怎样面对的呢？于是，便起了读史的念头。如果还有最终导致我翻开《通鉴》的原因，那便是我的“疯病”。我的“疯病”缘于大学。那时的我常常做些“疯”事。大学里，本科生拿到英语四级证书，便于学位证书无碍了。于是一旦四级证书到手，万事大吉，英语便被抛于脑后。而我却鬼使神差地连考两次六级，继续拿了一个无用的六级证书。这种疯狂，很让一帮同学诧异很久。自讨苦吃，一定是脑袋有病。又譬如，无论冬寒夏暖，我总是要早起晨练的。夏晨清凉，冬晨被暖，正是懒睡的好时间。好觉不睡，却去绕着校园里的跑道跑圈圈，在单杠上吊死吊活。跟自己过不去，一定也是脑袋有病。林林总总，于是便有人叫我“疯子”。想起来，确实是有些疯的。就如有了读《通鉴》的念头，在生计之暇，最终读完，也是有些疯的。疯就疯吧，我已经无所谓了。据说毛泽东他老人家读了十几遍的《通鉴》，如要论疯，我还差得远。或许有一天，等我的“疯病”到了极致，没准儿也能做出一番大事业来。唉，疯人疯语，又扯远了。
我读的《通鉴》是文言文的。最初并非不想读白话，找不着。只好上网，下载，打印，啃古文。好在已有前人给断了句，加了标点，还不至无所适从。初始的几卷，艰难跋涉于文言之间，很不习惯。好几次的停顿，想就此罢手，却又最终不舍，坚持下来，大概也是骨子里的疯病做怪。再往下读，习惯了文言，渐渐读出生趣。直至卷终，很有些爱不释手。典籍便是典籍，有时枯燥，让人昏昏欲睡；有时也很有趣，让人扼腕，让人叹息，让人开怀，让人大笑。洋洋洒洒三百来卷，断断续续，至年初才读完。受益良多。细细想来，史书的教益在于它的完整性与重复性。一件事或一个人，当从历史的前因后果之中分离出来，便失去了许多原有的意义。往时，每每读到项羽的四面楚歌、霸王别姬，或韩信的“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总是生出英雄末路的悲哀与不平。待得在史书中读及，却是悲哀不再，只是叹息“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世事如棋，一步错，便可累及胜败，更何况一错再错。“可怜之人，定有可恨之处”，说的也是一个道理吧。史书的长卷，犹如快进的胶片。一幕幕，在眼前快闪。成也好，败也好，兴也好，亡也好，总是重复着惊人的相似。重复得次数多了，便在脑海里刻下深深烙印，再也挥之不去。千年的古籍，每每看到现世的影子。小人的奸邪，君子的坦荡，愚夫的浅薄，独夫的残暴，千年雷同。一书读罢，心中感慨，却是一言两语所难说得清、道得明。
培根说，读史使人明智。可是江山易改，秉性难移，人各有取向不同，到底受益多少，只有造化知道。毛泽东他老人家据说读了十几遍的《通鉴》，当深谙为君治国之道，了然文景、贞观故事。可在晚年，却做出许多难于理解的事情，似乎有违司马老先生的本意。元代忽必烈，一统中国之后，亲请儒士讲解《通鉴》中的治国之道，并设立蒙古园子学，把蒙古语译写的《通鉴》作为教材，教育勋戚子弟。然而，元朝从一统中国至灭亡，不过百年，终不及唐、宋、明、清的长命。既便如此，如有时间，让我选择，我一定还会重读《通鉴》。我也一定会选择原汁原味的文言版。虽然有时不免晦涩，但很多的神韵与精炼却是白话所不能及的。如唐诗、宋词，硬要译成白话来读，便会失去神韵。有幸也读及某些现代白话《通鉴》，或多或少夹杂了译者自己的史观与理解。仿佛饮茶，清茶一杯，浓淡甘苦，各自品尝；如被经意或不经意间，加入了些许糖或盐，那味儿便变了，那不是我想要的。读毕《通鉴》，开始阅读清代毕沅的《续资治通鉴》。刚读完八、九卷，字里行间，总是觉得少了一些司马老先生《通鉴》里的某些东西，有些失落。到底是什么，却是说不清楚。待慢慢读下去，再作体会吧。
生命不止，奋斗不息。在此辞旧迎新之际，谨以此文，纪念我失意彷徨的日子。也谨以此文，献给那些曾经或正在失意彷徨的人们。
二零零六年，二月十三日 （农历十二月二十七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