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生（1898年－1975年12月16日），原名张宗可，字少卿，乳名张旺，曾化名赵容、张溶，笔名鲁赤水，是一位出身山东诸城的政治人物。
1924年，张宗可（康生）赴上海大学学习，并改名张溶。
康生自称于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但却找不到确切的入党介绍人[4]。此间结识了后来的妻子曹轶欧。
在大学学习时，担任上海总工会干事、上海大学特支书记。 由于发生四一二事件，国民党开始清党，共产党被迫转入地下。张溶（康生）化名赵容开始从事地下情报工作。
1930年赵容曾被捕，由于同国民党要员丁惟汾的亲属一同被捕，在丁惟汾疏通下赵容获释。据时任中共政治局委员的卢福坦1932年所称，赵溶在被捕期间曾叛变，此事有陈赓佐证，但中共党史对此没有定论。
[5]1931年起赵容与周恩来、陈云等人负责中共中央特科的情报与保卫工作，下属有潘汉年。在顾顺章叛变等案件中，他协助周恩来处理了中共有关文件和人员的转移工作及消灭顾顺章家属十人的制裁任务。
1933年，赵容被派驻莫斯科，是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副团长，与团长王明关系密切，并在苏联取了俄文名字康斯坦丁（俄语：Константи?н，罗马化：Konstantin），中文音译就是康生。
1934年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上康生被缺席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在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基洛夫被暗杀后，苏共总书记斯大林发动肃反后，在王明等人的指示下，成立了肃反办公室，负责处理旅苏党员干部。王明为办公室主任，康生为副主任，在此时，康生将一些中共留苏人员打成托派分子，使得他们受到残酷迫害。
1937年回到延安，由原来追随王明，到追随毛泽东，受到毛泽东的信任，成为毛的忠实跟随者。此后，他洞察毛的真实想法，无论是公开的还是不便于公开的想法他都能予以洞察，并替领导分忧。出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共中央党校校长、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主任、并领导新成立的中共中央社会部（即中共中央情报部、中共中央敌区工作委员会），主抓党内的情报保卫工作。
1942年，帮助毛泽东发动了延安整风，大搞逼供信，将大批党员打成特务、叛徒和内奸，制造红色恐怖[7]，遭到各方指责。 1943年，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央党务委员会、民运工作委员会、统战部、海外工作委员会、中央研究局合并为中共中央组织委员会，康生出任副书记。 ]]]]
但由于他得到毛泽东的信任，未受影响。但由于积怨甚多，康生在中共七大之后开始失势，逐步转向做基层的土地改革调研工作。又因为他在延安时期骑快马摔伤脑神经久病不愈，从而休养至1956年。
1946至1949年第二次国共内战期间，康生担任中共中央华东局副书记，中共山东省委书记、山东省人民政府主席。在山东等解放区搞土改，并推行极“左”路线。由于在土改中违反中央政策，导致多名地主死亡，被毛泽东批评，但未受实质性处罚。
1948年，康生对其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只出任中共中央华东局副书记兼山东省委书记的安排不满意，原因是他不愿当中共中央华东局书记饶漱石副手，开始于青岛养病，后中共中央电要求其到杭州休养，康生曾发电报表示已康复不需要，但后期又表示赴杭州养病。7月23日赴北京医院休养，此时医生判断其有神经衰弱症。但在八大召开后，他曾对人表示自己不懂搞经济、建设，但只懂搞阶级斗争，一搞阶级斗争，病就好了。
王明路线
杨尚昆说：“康生在共产国际时代，在莫斯科积极支持王明”；
他又说：“1937年冬，康生从莫斯科回来以后，摇身一变，把自己说成是反对王明路线的英雄。还对王明进行了揭发，以求取得毛主席的信任。”（据史料记载，1933年7月至1937年11月，康生在莫斯科作为王明的助手，竭力推行王明路线，把王明写的《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的小册子说成是体现了党的路线，在莫斯科的中国人中搞了一次要王明当总书记的签名运动，串联一些人向共产国际写请愿书，要求批准王明为中共中央总书记。）
杨尚昆还谈到：“1936年到1937年苏联肃反期间，我党留苏干部遭受迫害，康生是有责任的。” “1943年延安整风时，康生搞肃反扩大化，把大批干部打成‘叛徒’、‘特务’、‘内奸’，很快被党中央发现纠正了，后来，毛泽东给大家平反道歉。”杨尚昆接着说：“1947—1948年，康生在晋绥地区搞土改，又搞‘左’的一套。毛泽东说，康生这个人极‘左’。在抢救运动中极‘左’，现在也没改掉这个毛病。”
“后来毛主席派康生去山东工作，建国后也没调他来北京工作。”
建国后，康生长期处于休养状态，未安排到中央工作。为此，康生十分焦虑不安，迫切希望见到毛泽东，重新获得毛的理解与信任。
1952年初，毛泽东允许他到北京来，住在中南海院的锡福堂。杨尚昆谈到了当时去锡福堂看望康生的情况。杨尚昆说：“我去看望时，康生说，身体好多了，惟一的愿望是想见毛泽东。 我从他那里出来就到毛泽东住所菊香书屋，向毛泽东报告说，康生回来了，他说很想见你。主席放下手中的工作，同我一起到锡福堂。康生一见到毛泽东，喜出望外，紧紧握住主席的手说，主席这么忙还来看我！主席问他，身体怎样？康生说好多了。主席说，你还是好好养病吧，等身体好了再出来工作。说完主席就走了。
这时，康生紧紧地握着我的手，激动地连声说道：‘你就是我的再生父母呀！真不知道怎样感谢你才好！’” 杨尚昆说：“文革中康生整我凶得很，难道这就是他的‘感谢’吗？”
康生回到北京后，虽然在中共“八大”上被选为中央委员、政治局候补委员（“七大”时是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但没有实质性的重要工作安排。
1956年，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康生得知八大为权力再一次分配时机，决定复出。在八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委员。
1957年任中央文教小组副组长、教育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可能从八大起在政治局内负责指导、领导对中国情报、审干工作，对外不公开。康生复出之后，开始负责党内的意识形态工作。
1959年，中共中央成立《毛泽东选集》编辑委员会，康生任命为编委会副主任，主持编辑《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在此期间，中央文教小组设立理论小组，由康生任组长，
1959年中期，受中央委托，康生负责领导中共中央党校的工作，至此，康生掌握了党内的理论工作领导权。并且在中苏关系破裂之后，主持了《九评苏共》的起草工作。
1959年，在庐山会议上，康生大力批评彭德怀，导致彭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反党集团”，并指责彭德怀原名“彭得华”“野心好大，要得中华！还起个号叫‘石穿’，水滴石穿，搞阴谋嘛！”
1960年，作为观察员率领中国代表团参加华沙条约缔约国政治协商会议，与赫鲁晓夫唱反调，一直深得毛泽东的信任。
1962年，康生指责小说《刘志丹》是作为高岗翻案，指责刘志丹小说是“利用小说搞反党活动”，炮制了现代文字狱反党小说刘志丹案，以致小说作者李建彤、时任国务院副总理习仲勋被关押审查，令牵连在内的共有60,000多人，被迫害至死的有6,000多人，被认为是“文化大革命”的先声。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被增补为中央书记处书记。
文革时期 1966年康生出席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党代会
1966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爆发。这一年的5月28日，中央文革小组成立，康生出任小组顾问，他对文革小组的决策给予了很大的支持。
在8月举行的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康生跻身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之列。
1968年获得了中共首要情报机关中共中央调查部的领导权，制造了大量的冤案，成为在党内斗争中令人畏惧的“刽子手”。
1967年初，先把贺龙打为国民党、军阀。后期并制造了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导致大批老干部被关进监狱。后以此指责刘少奇。
1968年，无故称云南省委书记赵健民为特务，制造了“赵健民特务案”，关押了赵九年。由此牵连被杀的干部达14,000人。3月，制造了内人党事件勒令内蒙古人民党党员在三天内到各革命委员会登记，不登记者按敌我矛盾处理。由此迫供受迫害者达八万七千一百八十余人，导致一万七千人死亡。受牵连者三十四万六千人。 4月，联同公安部部长谢富治，制造了“罗瑞卿为首的地下黑公安部案”，将近225名干部、工人诬指为叛徒、反革命，连公安部副部长亦不能幸免，数名副部长仅有一人幸免，大量干部被拘捕甚至迫害至死。
7月，康生给予江青一份亲笔信，信中写道“送上你要的名单。”名单内，第八届中央委员、候补委员有88名被打成是“特务”、“叛徒”、“反党分子”。几乎绝大多数人受到康生、江青等人逼害，占中共第八届中央委员会、候补中央委员共一百九十三名中的70%。
9月16日，刘少奇被康生等人定罪为“大叛徒、大内奸、大工贼、大卖国贼、大汉奸”。并曾对江青说“我觉得他这样干，这样久的做潜伏的内奸活动，似乎很早就受到帝国主义的特务训练的。”
10月，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十二次全体会议召开前，康生下令对全体中共中央委员、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政协委员的所有名单逐一进行审查，并把大量委员打成为“叛徒”、“特务”。
1969年11月，派人到上海市公安局，下令公安局军管代表秘密枪决被关押多年的卢福坦，被人怀疑是因卢在1968年初交代了康生1930年代被捕叛变的经过。
1970年起，毛泽东对当时唯一的中共中央副主席林彪起疑心，康生敏锐地感到政治气候不利，再次以养病为由，常闭门不出。
1973年，在中共十大上，康生当选为中共中央副主席，名列毛泽东、周恩来、王洪文之后。 1974年起，康生患上癌症，长期在医院休养。据说在休养期间，患上“恐惧症”，其房需全日有人守候，并以医生嘱咐为由，多次拒绝其他领导人来探望，但却经常与中央文革小组的人会面，以及不停播放电影。
而原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部部长凌云曾指出，康生死前曾经常强调自己在1930年代没有叛变，被认为是欲盖弥彰。
12月，在周恩来亲赴长沙向毛泽东汇报四届人大工作之前，病重的康生让人用担架把他抬到周恩来处，揭发江青、张春桥的叛变问题。[9]
1975年1月，第四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上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4月，康生又找王海容和唐闻生给毛泽东带话揭发江青、张春桥历史上有问题。在政治上不可靠。[10]
10月，康生在政治上已难以为继，但仍抱病最后一次面见毛泽东，指毛让邓小平复出后，邓会在毛泽东死后全面否定文革，要求毛泽东再次打倒邓小平，这动摇了毛泽东让邓小平工作的决心。
1975年12月16日，康生死于前列腺癌，死时位列毛泽东、周恩来和王洪文之后，在党和国家领导人中位居第四。
死后
中共中央发布的讣告称他为“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是中国人民的伟大的革命战士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是党和国家卓越的领导人之一、中国人民的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光荣的反修战士。”
1980年10月16日，中共中央根据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的《中共中央转发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康生、谢富治问题的两个审查报告的批语》，把他开除党籍，并撤销悼词。后中央组织部决定，将其骨灰迁出八宝山革命公墓。被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认定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主犯”。位于山东省青岛市的康生出生地——康生故居在1977年12月23日被列入山东省文物保护单位，1980年10月21日撤销。
现在，主流舆论把康生比作中国的捷尔任斯基、贝利亚。但由于康生在共产党内一直担任颇具神秘色彩的保卫部门、情报部门和其他秘密机关的领导工作，出于保密或其他原因，以及中共历史上一直秉承“政治上失势后的人物，之前一切做过的好事都一笔勾销”的研究方法，对康生的研究一直比较薄弱，近年也未有新成果出世。
======
康生于1933年被中共被派往莫斯科，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副团长，与团长王明关系密切。作为王明的助手，康生竭力推行王明路线，把王明写的《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的小册子说成是体现党的路线，在莫斯科的中国人中搞了一次要王明当总书记的签名运动，串联一些人向共产国际写请愿书，要求批准王明为中共中央总书记。1934年苏共政治局委员基洛夫被暗杀后，苏共总书记斯大林发动大清洗运动后，在王明等人的指示下，也成立了一个肃反办公室，负责处理旅苏的中共党员干部，王明为办公室主任，康生为副主任。在此期间，康生将一些中共留苏人员打成托派分子，使得他们受到残酷迫害。
1937年，康生从莫斯科回到延安后，由原来追随王明，转向追随毛泽东。在毛泽东要求娶江青为妻受到中共高层反对时，康生坚定地站在毛泽东一边，取得毛泽东信任，先后出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共中央党校校长等职，并领导新成立的中共中央社会部，主抓中共党内的情报保卫工作。1942年，帮助毛泽东发动延安整风，大搞逼、供、信，将大批党员打成特务、叛徒和内奸，制造红色恐怖。虽受到一些责难，由于得到毛泽东的信任，他的官运未受太大影响。后来，因为他在延安骑快马摔伤脑神经久病不愈，一直休养到1956年。
1948年，中共任命李克农为中央社会部部长。1949年邹大鹏从东北调回中央社会部，任秘书长。中共建政后，中央社会部改名为中央调查部，主要由周恩来、杨尚昆领导。康生对当年被调离中央社会部并不甘心。1956年中共八大后，中共虽恢复了康生的工作，但一直没有实质性的重要工作安排。那几年，康生一直想过问中央调查部的工作，但是，无论是早期的部长李克农，还是继任部长孔原都不希望康生来插手调查部的工作，因此，他无从下手。康生常发牢骚说，现在“我同中央调查部的关系就是‘书报简讯’的关系”。
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康生认为机会到了。他利用自己担任中央文革小组顾问的职权，首先指使造反派打倒了中央调查部部长孔原。因为孔原20世纪30年代曾在莫斯科列宁学院学习，最了解康生在共产国际工作时期紧跟王明、带头喊“王明同志万岁”那段历史。在孔原靠边站后，康生接着就把矛头指向主持日常工作的副部长邹大鹏。邹大鹏曾经领导过东北的情报工作，也知道一些20世纪30年代王明和康生联名从莫斯科向东北地下党发送《王康指示》的事。凡是手中握有《王康指示》或了解《王康指示》情况的人，康生都认为是他的心腹之患。康生为了扫除通向中央调查部道路上的障碍，也为了除掉邹大鹏这个心腹之患，就编造党内有一个所谓“东北反革命叛徒集团”(中共在东北的元老高崇民被认定为这个集团的领导人)，以莫须有的罪名，打倒了一批当年在东北从事地下工作的老干部，邹大鹏被认为是这个叛徒集团的重要成员。
当年，邹大鹏在领导东北社会部的情报工作时，曾与国民党的党、政、军方方面面的人士都有联系，仅上述中共军队占领沈阳之前他联系的那些人，个个关系复杂、背景复杂，康生要整他，小辫子可能一抓一大把。文革打击当年的中共地下党，最要命的帽子就是“叛徒”、“内奸”、“特务”。康生说邹大鹏是“大特务”，邹大鹏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
康生先是指使中央调查部的造反派召开批斗大会，“深揭猛批”邹大鹏的叛徒、特务罪行，然后自己赤膊上阵。1967年4月28日深夜，康生打电话给邹大鹏，跟他谈了一个多小时，一再追问他的“历史问题”，追问他同“东北反革命叛徒集团”的关系。
邹大鹏百口难辩，不堪忍受康生强加给他的奇耻大辱，在巨大的政治压力下，当天晚上，夫妇双双服过量安眠药自杀身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