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史遇春
中国最早的知名暴君之一，在我的印象中，当属殷纣王。这种印象，一方面来自于历史；一方面来自于《封神演义》这部小说的神奇精妙刻画。
暴君之“暴”，往往是以行政的方式表现出来的。这种行政，包含了种种让民众难以忍受的政策、方针、行为以及由此造成的种种恶果。这种行政，有的粗糙、有的粗暴、有的赤裸裸地直接暴力，有强迫、有强权，有光怪陆离、有荒诞不经，有利令智昏、有权致心迷，有无法无天、有无恶不作，有自欺欺人、有不可一世，有贪污民脂民膏、有强争民权民利……
按照以上对暴政的总结看来，殷纣王之所以被冠以“暴君”的头衔，当然，最重要的明证还是他所施行的暴政，这在历史与小说中都有记载与描述。
暴政的结果是什么呢？
首先是民众被欺压，被奴役；而后是民众的极力忍耐；最后忍耐到无法再忍的时候，便是民众的暴发。于是，暴政之后，就产生了暴民。也就是说，暴政的结果是制造暴民，暴民是暴政的必然产物。
这里所讲的暴民，还可以做一个扩展，不仅仅局限于普通意义上的 “暴民（胡乱打砸抢烧的民众）”这个词。
首先，所谓的暴民之“暴”，他是暴政之后，民众情绪的一种暴发。无论是多善良的民众，在暴政施虐之后，它的情绪暴发都有一个临界点，这个临界点，电影里面的台词说得很形象，就是“忍无可忍，无须再忍”的那一个时间点。
当然，这种情绪的暴发，不同的时代，临界点不一样；不同的时代，也有不同的表现。
我想，大体不过以下几种：
奴隶时代，大家争的是性命，威胁到生命、群体受到死亡的威胁时，临界点就到了；
封建时代，大家争的是生活，生活没有保障，群体没办法生活下去的时候，就是临界点了；
后封建时代大家争的是权利，权利得不到保障，群体的权利被肆意践踏时，临界点就来了；
真正的民主时代，大家争的是自由和尊严，没有自由，没有尊严，群体的人性和精神被桎梏、群体的尊严扫地的时候，临界点就到了。
当某个时代的暴政致使民众的情绪达到临界点之后，民众的情绪就会爆发，当然，这种爆发不是个体事件，它是一种群体反应。而且，必须提醒的是，这种情绪的爆发会传染，并且会弥漫到无限的群体。
殷纣王牧野之所以败北，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士卒的临阵倒戈。依我看来，这临阵倒戈，就是民众对暴政施虐的一种反叛，是长久累积的情绪在临界点的一个爆发。
殷纣王之后，每一次朝代的更替，都有民众情绪爆发因素的助力。这是暴政之后暴民第一个表现。
其次，暴民之暴，最主要的表现，便是揭竿而起，烧杀抢掠，自立山头。这种行为，既是对暴政的复仇，也是“受虐之后，也想虐人”的心理反照。暴政的后果，一定是引起暴民对暴政及其跟随者的暴力反扑。其结果如下：一是直接导致暴政的颠覆，把暴政集团送上黄泉路；二是虽未导致暴政集团覆灭，但是加速了暴政集团死亡的速度；三是旧暴政集团的凋零与新暴政集团的兴起；四是给所有已经建立、正在建立或者有心建立暴政的集团一个警示，暴政之后的暴民势不可挡，有可能将尔等全数送上绞刑架、断头台。
另外，暴政的恶果，还有一个，就是产生除以上而外的暴民习性。这种暴民习性，就是以恶制恶，破坏制度；不守法律，以暴易暴。
中国的暴民习性，最有代表性的体现者，应该就是清人顾山贞《蜀记》中所描述的土匪、地痞加刽子手的张献忠。
这个记载，我整理成文字发表过，也被少数的“农民起义英雄派”、道听途说的“仇清派”、人云亦云的“跟风派”谩骂过。骂就骂吧，我的原意本不是他们所认为的那样，他们硬要按自己的偏见与成见来曲解我的文字，我也没有办法。今天再提到这个话题，还要再补充与声明一下，我不歧视所有真正的“农民英雄”，但我反对任何以革命为借口的禽兽行径；我不赞同清政府，但我反对那种“对清史一无所知，而用‘腐败无能’四字简单概括一个朝代”式的轻率与浅薄；我不轻视任何社会的风潮，但我反对没有判断、没有思考的发烧式盲从。
再说张献忠。后人虽然多有因《蜀记》的记载，而有为张献忠大报不平、极力开脱者。但是，作为史料的补充、或者更退一步说——就是把此书当作小说来看，它也为历史丰富了内容，也为暴政之后暴民的习性做了一个形象的标注。这，也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历史一页一页会翻过去，暴政之后，暴民会把暴政集团涂炭得不可收拾，以孽还孽，听起来十分残忍，但是，历史血淋淋的现实就在眼前、无法否认。
不管是正史、野史、还是其它的什么史，抒写它们的目的，不仅仅是为了满足一些人淘旧的癖好，更重要的是它要给人类一个借鉴、给后来的当政者一个社会曾经的面向，让当政者在施政时有所警惕，在产生问题时能够惊醒；让民众面对历史时有所对照，走向未来时有些理智。
从历史看，出来混，都是要还的！毫无顾忌的暴政，必然会产生无法无天的暴民。暴民，是暴政者制造出来的屠杀自己的刽子手、埋葬自己的掘墓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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