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3月5日是周恩来诞辰120周年。昨天，中共中央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纪念周恩来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习近平同志在会上强调，周恩来，这是一个光荣的名字、不朽的名字。每当我们提起这个名字就感到很温暖、很自豪。周恩来在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为人类进步事业而奋斗的光辉一生中建立的卓著功勋、展现的崇高风范，深深铭刻在中国各族人民心中，也深深铭刻在全体九三学社社员心中。周恩来同志离开我们已经42年了。但每当提起他，无数中国人的心中依然会涌起难以抑制的崇敬和深情。对周恩来的思念，已经成为激励我们不忘合作初心、继续携手前进的巨大精神力量。谨以此文纪念周恩来诞辰120周年。
第八届、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九三学社第九届、十届中央主席、十一届中央名誉主席吴阶平曾经担任周恩来总理医疗小组组长长达20年，在他曾经的住所客厅正方，至今仍然端正悬挂着周恩来总理的大幅照片。
吴阶平曾说，他一生最大的幸事是在周总理身边工作。“不仅他那鞠躬尽瘁的革命精神，先人后己的高尚品德，精益求精的工作作风无声地激励着我，使我立志要做一个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好医生，他对我的教诲，更使我终生受益。”吴阶平充满真挚感情的话语，至今仍在回响。
“当医生的最需要辩证法”
《实践论》《矛盾论》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代表作。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对吴阶平世界观、人生观的确立发挥了重要作用。
吴阶平少年时代在天津读书求学，1933年9月进入北京协和医学院学习，获理学学士、医学博士学位，1942年毕业后，先后在中央医院、北京大学医学院工作并赴美国芝加哥大学进修，1948年归国。他在回忆这段经历时说：“在美国虽然可以得到一定发展，但我不愿意作美籍华人，一个人最重要的就是要热爱祖国，为祖国服务。1949年，我参加了北京市教育工会组织的学习班，学习了社会发展史和毛主席的‘二论’。从那时起，‘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信念在我的头脑中扎了根并奠定了我一生前进的方向。”
上世纪50年代后期，吴阶平开始担任周恩来总理保健小组组长，与周总理的接触逐渐多了起来。如果说过去的学习使他在理论上打下基础的话，那么周总理的教诲则加深了他对“二论”的认识。吴阶平说：“周总理经常对我讲，当医生的最需要辩证法，也最能懂得辩证法。毛主席的《实践论》《矛盾论》不抽象，处处都有体现。”
1969年，北京市礼花厂女工王世芬在火药爆炸时，为抢救国家财产去拉电闸，以致周身三度烧伤面积达百分之九十以上。她的事迹见诸报端后，周总理对王世芬的治疗十分关心，立即派人到北大医院了解详情并把吴阶平等人叫到办公室询问相关情况，并指示成立医疗领导小组。
经过一段时间精心治疗，王世芬的病情有了好转。吴阶平向周总理汇报说，休克和感染险关渡过了。周总理肯定了吴阶平的工作成绩后，微笑着说，“吴大夫，这是一个奇迹！王世芬之所以能够活下来，是她发扬了‘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克服了极度痛苦，顽强地和伤痛作斗争！虽然休克和感染问题解决了，但是不能有丝毫放松，要注意各种新问题，行百里者半九十！比如植皮后全身都是瘢痕，夏天出不了汗怎么办？她的下颚骨暴露在外，嘴闭不上，牙床和牙龈怎么保护？耳朵烧掉了，将来还可以装上人工耳朵吗？可不能功亏一篑啊！”
周总理不是医生，却提出了下一步治疗的要害问题。吴阶平由衷地敬佩周总理善于从实践中总结经验。吴阶平对身边人说：“总理提出的问题就是从1958年治疗邱才康烧伤时发现的，这不就是实践出真知吗？总理‘不能功亏一篑’的教导，使我加深了对《矛盾论》中矛盾转化原理的认识。过去，我学习毛主席的‘二论’应该说是认真的，但只是从书本上学是不行的，必须在实践中加深理解。至此，我对总理经常教导我的‘学好主席著作，必须学以致用’有了更加深刻的体会。”
一次铭刻在心的“个别指导”
1960年9月的一天，周总理开完会已是凌晨时分。吴阶平为了让周总理把工作暂时放下，分散一下注意力，提议陪同他一起散步。走着走着，吴阶平想到周恩来1956年1月14日在中南海怀仁堂作《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时说，知识分子的改造通常经过三条道路。一是经过社会生活的观察和实践；二是经过自己的业务实践；三是经过一般的理论学习。社会实践和理论学习对自己思想的影响，吴阶平体会较深，但却体会不到业务实践的影响。吴阶平就此向周总理请教这一问题。
周总理听后沉默了一下，对吴阶平说：“你先谈谈你的业务工作吧！”在吴阶平简要把自己的医疗和科研工作说了之后，周总理问道：“你为什么要研究肾结核呢？”吴阶平回答说：“这种病很常见，许多人死于这种病。”
周总理又问：“你为什么能发现所谓不治之症的双侧肾结核患者，有的并不是双侧肾结核呢？”吴阶平说：“诊断为双侧肾结核的病人中大部分确有足够证据说明两侧都有结核病，但是其中一小部分只是证明了一侧是肾结核病，另一侧肾也有病，但并无足够证据说明是结核病，一般诊断证据中有漏洞。所以我设计了不同于常规的诊断方法，查明了这种情况，这部分病人是可以挽救的。”
周总理高兴地说：“你其实已经在运用辩证唯物主义来指导自己的工作了，而且能从病人实际需要出发，系统地发现前人认识中的不足之处，因而有所创造。这就很好，这就是辩证唯物主义的威力。你已经把辩证唯物主义用到自己的工作中了，只是不自觉。”
吴阶平说：“感谢总理的指教和勉励。我本想找个与您工作无关的话题聊聊，让您放松放松，谁知又让您费脑筋了。”周总理爽朗地笑着说：“你不是也经常为我的健康费脑筋吗。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应该相互帮助嘛。”
把辩证法运用到临床思维上
周总理对医护人员非常关心爱护，从各个方面给予支持，同时又严格要求。吴阶平经常说，即使向总理汇报纯业务问题，也要比一个实习医师向教授汇报时还更准备得仔细，考虑得周全。医疗组除了带上病历、化验结果、X线照片之外，总还得带上看片灯箱、图谱甚至模型、显微镜和显微镜片等有关材料。因为周总理不仅要听对诊断、治疗的结论性意见，还会提出一系列问题。不把所作结论的根据阐述清楚，治疗方案是不会被批准的。
吴阶平说，向周总理汇报工作时，总是要被问住的。只能实事求是，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决不可敷衍搪塞。有一次，吴阶平被派往国外了解当地医疗上的问题，限定24小时内返回国内汇报。由于时间紧迫，他事先做了充分准备，回来向周总理汇报时，进行得很顺利。当说到病人患肺炎问题时，吴阶平汇报说：有炎症，病变严重，可是X线片拍得不好。周总理却意外地问到是用什么样的X线机照的。吴阶平说是放在床旁X线机照的。总理又问：是哪国机器？什么牌子？你看到机器没有？吴阶平一下子被问住了，他确实不知道，也不曾想到这个问题，只好老老实实承认未看到机器，也不知道是什么牌子。当时总理并没有责备吴阶平，他后来才明白总理提出这个问题是很有针对性的——总理考虑派我国的技术员前去协助，所以要了解是什么样的机器以及产品厂家，以便选派熟悉这种类型机器的技术员前去。
上世纪60年代，周总理多次派遣吴阶平出国，为外国元首进行诊治，并要求随时汇报情况。他在医疗组出发之前所做的指示，有原则，又有具体要求。他告诉吴阶平所要去的国家有什么特点，历史上与中国是什么关系，让医疗组掌握方针政策，应注意什么问题等。当医疗组遇到难以应付的局面向总理汇报时，他的指示总是既有原则性，又有灵活性，令人折服。
吴阶平经常说，周总理分析问题，无论有关医疗上的，还是政治性的，对他都是深刻教育。总理从全面到局部，从理论到实践，层层剥笋，使身边人茅塞顿开，从不自觉到比较自觉地把辩证法运用到临床思维上去。（穆建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