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汉年会汪精卫不是没有及时汇报， 而是刻意隐瞒。】

 

潘 会 汪， 根据现在看到的网上资料， 根本谈不上 被挟持，被迫。甚至是主动。 -- 与敌伪各方人士接触，是特工的正常工作和行为。这个 谈不上什么错。

潘不是没有及时汇报， 而是刻意隐瞒。--- 这一点十分明确，不容混淆。

潘会汪后，回到江北根据地，未向饶漱石和陈毅报告， 也可以谅解（担心自己被整，被抓小辫子，被打成汉奸特务）。

但是 潘到了陕北，见到李克农，康生，陈云，张闻天，周恩来，毛泽东，仍不说明。就不能以 有所顾虑可解释了。

　1945年1月29日，潘汉年与爱人董慧一起从太行山区抵达延安，潘作为“七大”代表出席会议。

还在赴延安之前，潘汉年是有心要向党中央，特别是当面向毛泽东说清楚这件事情的。【这种马后匹，毫无史学价值！】但面对毛泽东对自己的信任和关怀，潘汉年把到嘴边的话又咽了回去。 【猜测悱度粉饰美化，画蛇添足！】

1945年2月，潘去杨家岭见到毛主席时，毛主席非常高兴，对潘汉年在敌占区的工作表扬有加，请潘董夫妇吃饭并当场举酒祝贺潘汉年工作胜利；还嘱潘不要受流言蜚语的影响。毛主席的亲切热情，充分信任，使潘汉年把要说的话又咽了回去。【这种马后匹，毫无史学价值！】

据1963年潘假释后见到唐瑜提起这次见面时，他还为自己错过了这样一次袒露心迹的机会而后悔。在“七大”时，还因为饶漱石不守安分的问题和有人说潘汉年“自由主义”，受到了批评，迫使潘汉年主动提出自己不宜列入中央候补委员候选人名单。时机一失，一拖就是12年。潘汉年的解释虽然是可以理解的，但长期不向组织报告会见汪精卫这样重要的事情，总是个错误。

 

潘在延安参加了中国七大期间，也就是毛泽东会见潘董夫妇不久，

毛泽东过目修改同意 刘少奇康生起草署名的 致华中饶漱石等的电文：

饶漱石于1944年冬以华东局名义向毛氏告电报状，说潘违纪可疑，与汪伪有超出组织纪律的过分密切的关系。

1945年2月26日，毛亲自审稿批准以刘少奇、康生之名致电饶漱石：“至于敌伪及国民党各特务机关说汉年到南京与日方谈判并见过汪精卫等等，则完全是造谣。在利用李士群的过程中，汉年也绝无可疑之处，相反的还得到了许多成绩。这类工作今后还要放手去作，此次汉年来延安，毛主席向他解释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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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2月23日，由毛泽东批发，刘少奇、康生共同署名的电报发给了饶漱石，电报的主要内容如下：

（一）汉年1939年自延安出去时，中社部曾要他设法争取和利用李士群在敌伪特务机关内为我方作情报工作。香港沦陷汉年到沪后，潘曾经过袁殊关系与李士群在上海会面一次，进行过争取工作。此事在事先事后潘均电告了延安中社部，而且当时上海党负责同志刘晓也知道的。以后潘由沪撤至华中时，华中局决定派遣他到南京与李第二次会面，此事你们都晓得。至于敌伪及国民党各特务机关说汉年到南京与日方谈判并见过汪精卫等等，完全是造谣污蔑。在利用李士群的过程中，汉年也绝无可怀疑之处，相反的还得到了许多成绩。这类工作今后还要放手去作，此次汉年来延安，毛主席向他解释清楚。

（二）刘晓、汉年由沪撤退至华中时，确系利用李士群、徐汉光（即刘毅）的关系作过掩护，当刘晓到延安后即向中央讲了敌后交通工作常常 利用敌伪关系，许多华中干部由彰德至集总，也是如此。

（三）国民党中统局经常制造谣言说延安派李富春、华中局派潘汉年到南京与敌伪勾结，又常造谣说汉年已被华中局扣押，极尽造谣挑拨之技，望告情报系统的同志千万勿听信此种谣言致中敌人奸计。（张云：《潘汉年传奇》，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27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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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电文潘应未见到， 但电文大意，潘应该是知道的， 明知如此，还不坦白说明，是不能以有所顾虑儿遮挡和原谅。

 

潘汉年和汪精卫的会面不仅让国民党特工吃惊，大概也让中共方面的地下人员吃惊不小。就在国民党特工发现潘汉年与汪精卫见面的同时，中共安插在汪伪政权中的内线也获知了这个消息，继而立即通报给中共上海地下党负责人刘长胜(曾任华中局城工部部长)。刘长胜感觉兹事体大，遂电告华中局。当时的华中局负责人饶漱石得知消息，未等潘汉年返回核实情况，即与曾山(华中局组织部长，曾授权代表新四军与日军秘密接触)连署致电延安的中共中央，说得到潘汉年在南京与汪精卫会面消息。也就是说，中共中央在国民党方面公开潘汉年和汪精卫见面的消息之前，便从中共自己的情报网及时知道了这个情况。【？？？】

 

令人好奇的是，如此重大事件饶漱石为什么不向潘汉年核实而直接报告中央？不过是一封电报而已，完全不必等潘汉年返回根据地再面谈。

http://m.c r e a d e r s/blog/user_blog_diary.php?did=2147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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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廖承志最早公开对潘案表示疑问。在一次中央工作会议上，他提出潘汉年的问题是个冤案，潘汉年不是“内奸”、“叛徒”；因为潘汉年解放前对上海、广州、香港等地地下党的情况是很清楚的，这些地方的地下党没有一个机关是因潘而遭破坏的，建议中央对潘案要重新审查，廖承志的意见引起许多同志的共鸣。

胡立教于1981年同样对潘汉年“内奸”问题提出反证，他在材料中写道，潘熟知我们党通讯密码的规律和方法，如果他系“内奸”，就不可能不向敌人透露，而确凿的事实是直到全国解放，无论国民党和日伪系统，始终不知我们的这一机密。

 

据说 以下为隐蔽情报战线的 老手 罗青长的 专文：

1955年3月21日至31日的全国党代表会议，讨论了关于高、饶反党联盟的报告，开除了高、饶的党籍。在讨论中，一些曾受过高、饶影响，或是和高、饶有过某些牵连的人，先后在会上作了自我批评，同时交代了自己的一些问题。毛主席对此表示充分肯定，并说，高级干部本人历史上如有什么问题没有交代的，都应当主动向中央讲清楚；会上没有来得及讲的，或是不能在会上讲的，会后还可以再想一想，写成材料；现在把问题讲清楚，我们一律采取欢迎的态度；尤其是里通外国的问题，都得向党交代，否则罪加三等。当时党内政治气氛很紧张。

毛主席多次称赞上海的情报工作。“七大”时，毛主席曾经表扬过上海的地下工作，对刘晓、潘汉年都称赞过。进北平后，中央在考虑开展外交工作时曾议论要潘汉年担任驻英国大使。可见中央过去对潘汉年很信任。

有的人不了解情况，怀疑康生等人有关，其实并不是那样。康生当时并不在中央，是山东分局书记，1957年才调回中央。

 

潘案发生后，反映很多，说情报部门出了个内奸、反革命，对情报部门的同志压力很大。当时情报部、公安部和监察部正分别在北京召开全国会议。有一次，三个会议在公安部大礼堂联合召开大会，周总理到会讲话。他首先谈了要依靠人民，依靠群众。他说，你们三个部门分工不同，但基本性质是一样的，都是同敌人、同坏人作斗争。要相信绝大多数的人，党内绝大多数党员是好人，坏人是极少数。无论公安也好，情报。监察也好，一定要相信绝大多数的人是好人。要依靠绝大多数好人同极少数坏人作斗争，这就是人民民主专政。他又谈到潘汉年案件，周总理要大家不要紧张，说，潘汉年的事情，你们紧张什么？我同潘汉年交往的历史最长，关系最深，我都不紧张，你们紧张什么？当时周总理也只能讲到这个程度，主要是要稳定大家的情绪。

 

当时我兼任总理办公室副主任，我报告潘汉年从1939年到1948年的来往电报都在，许多事情中央都知道。周总理要我告诉李克农，组织一个小组，查一下解放前潘汉年和中央来往文电的有关档案，搞一个审查报告。这个小组的成员有总理办公室秘书许明，公安部12局局长狄飞，我任组长。我们三个人检查了1939年3月到1948年8月潘汉年与中央来往电报和有关记录文件，按年月日排列，潘汉年怎么报告的，中央如何指示的，搞了3个月。根据档案材料，当时潘汉年所做的工作，如打入日寇内部，利用李士群等，中央都是知道的，档案中都有记载。而且当时采取革命的两面政策，中央也有指示，是完全允许的。中央对他的工作也都是肯定的。经过审查，由李克农出面于1955年4月29日向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写了正式报告。报告列了7个疑点，建议中央进一步审查。这几个疑点问题，后来都完全弄清楚了。当时提这几个问题，实际上是陪衬，因为既然是审查，当然不能不提疑点。

接着，报告提出了有力的五大反证：（一）是中央一再有打入敌伪组织，利用汉奸、叛徒、特务进行情报工作的指示。（二）潘利用袁殊、胡均鹤、李士群，利用日本驻港副领事刻户根木和小泉都有正式报告。（三）潘汉年提供了决策情报：（1）关于德国进攻苏联时间的准确情报，他在1941年6月13日报告说苏德战争一触即发，延安于6月20日收到。（2）苏德战争爆发后，日军究竟是南进还是北进的情报。（3）太平洋战争爆发的情报。这是当时延安，毛主席、党中央都是极为关注的问题，是起了决策作用的战略情报，得到了中央的好评。（四）组织机密一直未被泄露，直到上海解放。如关于上海武装起义的事。日本投降后，中央曾一度决定要搞武装暴动，解放上海。当时上海党组织反映可以干。毛主席开始也同意这个决定。但两天后，心里感到不踏实，就召集会议，提出重新考虑。他说，上海工作不错，里应外合，可以占领上海。但占领以后怎么办？根据当时情况，上海周围只有部分地方武装，新四军主力来不了。即使占领了上海，以后还得退出。大革命时期工人三次武装起义也占领了上海，但蒋介石一来又失败了。毛主席说服大家立即发电报给上海，停止武装起义。这个决定，正是毛主席的伟大之处。潘汉年当时是上海行动委员会主要领导人之一，这件事前前后后潘汉年都是知道的，而国民党一点也不知道。如果消息泄漏出去，我们上海的党组织还不是被一网打尽？潘汉年经管好几部秘密电台，知道许多机密，但都未出事，怎么能说他是内奸呢？至于说上海“二六”轰炸是他利用国民党的秘密潜伏电台提供的情报，陈云同志说，那是连起码的常识都不顾了，国民党在上海统治那么多年，连杨树浦发电厂在哪儿还不清楚，还用你给他指目标啊！（五）潘所属的重要关系，当时还正在起着绝密的现实作用。是毛主席、周总理所知道的。李克农的报告，有理有据，十分有力，结论是潘汉年虽然有疑点，但根据大量档案反映的事实，请中央予以重视，慎重考虑潘汉年问题。【上海1950-2-6等一系列轰炸，还是有蒋帮特务指引和报告轰炸后果给蒋介石的 - 1950-1-25被抓获的罗炳乾-即是一例，而且，应当不止是罗这一个特务，一条线路的工作，蒋帮在沪还是有其它几条线路的特务网的。】

 

但在当时情况下，“左”风越来越盛，这个实事求是的报告并未引起中央的重视。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陈云同志建议重新复查潘案时，这个报告才发挥了作用，成为潘汉年平反昭雪，恢复名誉的重要依据。中纪委领导同志说，李克农当时写出这样的报告是冒风险的，是很不容易的。

潘汉年得以平反，陈云登高一呼起了重要作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根据“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方针，大批冤假错案被平反，潘汉年一案的复查也被提到了议事日程。中纪委对潘案进行了全面的复查。当时任中纪委书记的陈云对此十分重视，亲自调阅了有关材料。陈云说，当时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代表和主管同国民党接触的有三个人：王明、康生和我，如今只剩我一个了。我再不说话，没有人知道了。陈云还说，我要开刀动手术，结果如何不知道，我相信潘汉年必将平反。

当时党内有人也有不同看法，认为别人都可以平反，但潘汉年不能平反，主要就是抓住潘汉年见汪精卫的事。其实中央早在1935年就有打进去，拉出来，实行革命的两面政策的决定。潘汉年利用汪伪关系开展工作，都向中央请示或汇报过。见汪精卫是在李士群、胡均鹤突然挟持下发生的，当时已无法请示。这次会见并没有任何实质性的东西，潘汉年所说的也仅是应付之词，以后也并没有进一步的接触。会见后我党在政治上、组织上没有受到任何损害。当然，由于许多原因，他长期没有能向中央讲清楚，有过错。经过认真、细致的复查，中央于1982年8月正式发出文件，为潘汉年平反昭雪，恢复名誉。【不是没讲清楚，而是根本未提未讲】

潘汉年冤案，是一个历史悲剧，是沉痛的教训。邓小平说过，党的历史上犯过右的错误，也犯过“左”的错误，但“左”的错误对党的危害更大。后一代人可能不大体会邓小平这一讲话的意义。其实这不是随便说说的，潘汉年冤案就是一例。我们都是有亲身体会的。

1995年3月 于北京  罗青长

http://www.guancha.cn/LuoQingChang/2014_04_17_222938.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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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2年，潘漢年平反，胡隨即被假釋。1984年，有關部門對胡案做出複查結論：「胡均鶴曾叛變革命投降敵人充當特務，歷史上是有罪的。解放後期已向組織作了交代，並早在1941年即與我建立了聯繫，為我做了工作，根據黨的政策，對其歷史罪行應既往不咎，潛伏特務問題系錯定，應予平反。因此原定胡均鶴犯有反革命罪不能成立，應予否定。」鑒於胡因受潘揚冤案牽連關押28年，上海市公安局決定：胡均鶴享受行政15級離休幹部待遇以安度晚年。1993年3月，86歲的胡均鶴壽終正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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