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视彭真令林罗矛盾激化
大军入关后，林彪对罗荣桓的怨言愈来愈多。他对司令部的人说：“病成那个样子还能干什么？我看还是休息的好。”1949年1月，罗荣桓去西柏坡商谈工作，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告诉他，彭真的岳母病了。
中共中央为何任命彭真为东北局书记
自1941年12月上旬太平洋战争爆发至1942年夏天，美国在太平洋战场取得一系列战役的胜利。据此，毛泽东在当年7月9日给刘少奇的一份电报中判断：“整个国际形势战后一个时期，仍是民主派各界合作的统一战线的民主共和国的局面，中国更必须经过民主共和国才能进入社会主义。在此国际形势下，国民党在战后仍有与我党合作的可能。虽然也有内战的另一个可能，但我们应争取前一种可能变为现实。因此就须估计日本从中国战败后撤退时，新四军及黄河以南的部队集中到华北去，甚或整个八路军、新四军须集中到东三省去，方能取得国共合作的条件(此点目前不须对任何人说)。”此时，毛泽东已经将东北问题与国共将来可能的合作联系在了一起，可以说有了一个方向性的思路，但并没有具体的计划。
循着这条思路，1943年6月，在刘少奇领导的北方局之下设立了一个北方分局，又称晋察冀分局，由分局书记彭真全面领导，其中的一项工作就是要为解决东北问题做准备，而其主要机构就是北方分局之下的冀热边特别委员会。冀热边特委会书记为李运昌，他还兼着晋察冀军区第13军分区司令员、政委的职务。1944年7月，李运昌所部建立的冀热辽根据地已伸展进东北的南满地区。1944年9月1日，中共中央成立城市工作委员会及城市工作部(后来改组为统战部)。该委员会的主任和部长均为彭真。城市工作中的很大一块就是东北城市工作，那里是中国当时主要的工业基地。1944年10月下旬至11月上旬，彭真在延安主持城市工作会议，其中就研究了开展满洲工作和调干部到东北的问题。12月5日，彭真在中央党校第五部回答学员的问题时，公开了毛泽东的想法，八路军、新四军将来要到东北去。
1945年10月9日，东北军区成立，彭真任政委，司令员是程子华。
在当时军政一体的情形下，东北又在苏联红军控制之下，毛泽东的目的很明确，那就是造成“独占东北”的局面。且这种占领是和平占领，所以有城市工作经验的彭真就成为合适人选，尽管这些经验是城市地下工作的经验，至于如何管理城市则大多停留在书本之上。即使如此，彭真在山西与阎锡山的合作，以及彭真本人所具备的城市工作经验在中共高级干部里，仍算得上最突出的。
彭真与林彪矛盾的症结何在
抗战胜利后，蒋介石忙着接收华东、中原，对于东北似乎是鞭长莫及。而共产党所在的华北正毗邻东北，且东北已在苏联红军的控制之下。在毛泽东看来，东北这块“肥肉”已经炖在“锅”里了，建立自己的政权机构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了，甚至有建都长春之议。
10月19日，中共中央向东北局发出了《关于集中主力与国民党争夺辽宁、安东的方针》。23日，中央指示东北局：竭尽全力，霸占全东北。毛泽东甚至提出：关上东北的大门，海上守住安东(今丹东——笔者)、营口，陆上守住山海关、锦州，不让国民党军进入沈阳。即使不能达成此目标，亦可造成对抗力量，以利将来谈判，迫使蒋介石承认华北、东北的自治地位。11月3日，《中央致重庆代表团电》还有如下说法：“东北由东北人民自治军保护，中央军不得开入，否则引起内战由彼负责。”当时，为阻止国民党军队开进东北，中共军队进行了武力拦阻。
但是，抗战后国内和平成为首要课题，军事力量处于弱势的共产党更是要极力避免战争;军事力量的翻转是在东北战事结束之后，因此在这个时候，共产党的首要目标就是在和平条件下参政议政。具体到东北，也由最初的“独占”，随着国民党进军东北，共产党部队逐步后撤，改变为“平分”。到1946年4月，四平争夺战之前，“平分东北”仍是毛泽东要坚持的一点。四平之战是和战决策的分水岭。失去四平后，东北联军迅速退往哈尔滨，平分东北已然不可能。
彭真遵照中央的指示，占领大城市以利将来的谈判达到和平;林彪则称遵照中央的指示，工作重点在于建立根据地，准备长期斗争。
在当时，不论是国内连年战争人心思定，还是国际上的和平呼吁，盼望和平的声音是绝对的主流。具体到东北三国(中美苏)四方(美、苏、国、共)在和平的主流下，最终却选择了残酷的战争，这并非彭真和平努力的失败，实际上也不是某一个人或某一个党派的努力能够达成，最终的解决只有靠枪杆子。而在这样具体环境下的彭真与林彪，正分别代表了最终是“和”还是最终是“战”两个相反方向的选择，两个人的冲突也就不可避免。
1945年11月24日，中央通知东北局：国民党可能派兵袭击沈阳，我军准备在沈阳城与敌人展开巷战。为此，东北局的每个干部都发了步枪、手枪和手榴弹。在次日，林彪两次建议东北局和自治军总部移到海龙，部队绝大部分撤离城市，准备建立以延吉、临江、通化为中心的根据地。彭真则坚持留在沈阳做最坏的准备。看似在走和留的问题上，彭真和林彪直接产生了分歧，实际上仍是目前方针的分歧。最后，林彪发火道：谁想占沈阳谁占，我可要把部队撤走了。林彪放弃了与国民党军队在沈阳决战的计划，主动采纳了黄克诚的意见，即放弃城市，到远离大城市和铁路线的地区，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也就是回到了共产党武装斗争的套路上去。而彭真则缺少建立根据地、进行武装斗争的经验，从这一点上来说，中央最初任命彭真的优越性与合理性正慢慢丧失。因为那些富有建立根据地、进行武装斗争经验的同志，在东北局又占有大多数，与居于领导地位的彭真在想法上以及做法上都有距离。也由此，仅仅两个月的时间，在东北局内部代表两条思路的彭真、林彪的冲突就公开化了。随着战争成为最后的解决手段，彭真离开东北局也就如最初任命时一样顺理成章了。
中共中央东北局、东北民主联军总部举行高级干部会议，研究作战方案。右起：陈云、彭真、林彪、刘亚楼。
也正是在1月14日，为执行并遵守停战协定，以林彪为总司令，彭真、罗荣桓为第一、第二政委的东北人民自治军改称东北民主联军。此一名称的改变并非无的放矢，它显示了共产党愿意与国民党共管东北的诚意。此前，之所以称“东北人民自治军”即有“独占东北”的意图。另一个因素就是苏联当时与蒋介石签订有条约，不允许八路军在东北活动，故而进入东北的部队只得以东北人民自治军的名义行事。
梅河口会议时在平壤养病的罗荣桓，后来在1949年3月29日的四野高干会议上曾说：“当时东北党的领导上思想又不统一。在对敌我力量的估计上，有的认为敌强我弱，有的认为敌弱我强。由此出发，又产生了是以和平为主，还是以战争为主;是先控制大城市，还是依靠农村，这样一些分歧。”
四平的重大失败，必须要有人承担责任。由谁承担失败的责任?作为东北局书记的彭真是首要责任人。
当年担任张闻天秘书的何方在《我在东北四年》一文中写道：当时东北的这种情况，曾造成东北局的激烈争论和下面干部的思想混乱。在东北局里，林彪、高岗、陈云、张闻天等不同意彭真的方针和做法，而彭真则强调他是在贯彻毛主席的路线和指示精神。一直争论到第二年(即1946年——笔者)6月，中央才决定改组东北局，由林彪任书记，彭真(不久即回到中央)、高岗、陈云任副书记。
四平战后，和平已不可能，全面内战也已开始。战事第一，毛泽东要把重担交给只是中央委员的林彪，这样的安排需要巨大的勇气。因为，当时在东北的政治局委员除了彭真以外，尚有陈云、张闻天、高岗。毛泽东选择将军政全权交于林彪(既是东北局书记，又是东北民主联军的司令员兼政委)，并不是一个符合常理的选择，但从最终的结果来看，这个决定是正确的。
当然，这样的安排并非一蹴而就。
1946年4月27日，林彪致电毛泽东提议，由高岗来前方代理生病的罗荣桓的工作。毛泽东于5月1日致电林彪：“前线一切军事政治指挥，统属于你，不应分散。如因工作繁忙，需人帮助，则可考虑调高岗等来助你。”这个时候，距离中共中央6月16日作出改组东北局的决定尚有一个多月的时间。
1946年6月16日，中共中央向东北局发出由刘少奇起草、经毛泽东修改的关于东北局主要领导干部重新分工的决定电报：“目前东北形势严重，为了统一领导，决定以林彪为东北局书记、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兼政治委员，以彭真、罗荣桓、高岗、陈云四同志为东北局副书记兼副政委。并以林、彭、罗、高、陈五人组成东北局常委……”
1946年7月3日至11日，改组后的东北局举行扩大会议，彭真参加了此次会议。此后，彭真即淡出东北局。
此次会议的决议，一如既往地肯定成绩，指出不足。《决议》指出的不足是：“东北广大地区的群众工作和土地问题的解决尚在开始阶段。我农村根据地尚不巩固。我干部中有许多人不认识深入农村从事长期艰苦斗争以建立根据地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中共中央为何改任林彪为东北局书记
林彪出任东北局书记的首要因素是东北局内部矛盾引发混乱所致。关键点则在统一指挥权，这里不仅仅是军事指挥权，还包括政治以及经济(主要是后勤保障)的指挥权。东北局在一系列问题上不能形成一致意见，而分歧双方的代表人物就是彭真和林彪。实际上，这种工作上的分歧是非常正常的现象，何况其间中央决策的变化又起着重要作用。在彭真与林彪之间如何选择，首先考虑的要素就是谁能确保战争的胜利。在这一点上，林彪居于明显的优势。不论是统领千军万马的指挥才能，还是丰富的军事斗争经验;不论是在军队中的威望，还是赫赫战功，彭真在白区斗争的经验都与林彪的战争经验无法相比。在残酷的战争环境下，这样的选择自有其合理性。特别是林彪成功指挥四平撤退，迅速退往松花江以北，在空间上与对手拉开距离，有了更大的回旋余地，确实展现了他作为军事指挥员的过人之处。
对于中共中央为什么改任林彪为东北局书记，毛泽东1949年3月13日在西柏坡召开的七届二中全会上的一番话可以作为解释：“东北局领导下的工作很有成绩。吃了苦，走了路，东北全部到手，很庆幸。七大以后，全党全军，用脚走到东北，大约半年到7个月的时间，有偏差，我们开头也不了解。山海关、锦州守了两星期，消灭敌人在锦州与沈阳间，也是这么希望的。后来林彪说不行，无枪、无粮、无政权、无经费、无鞋，老百姓正统观念。于是让开大路，占领两厢。这是陈(云)、高(岗)、洛(甫)的主张。中央接受了，指示他们执行了，集中起来，胜利了。彭真的错误，舍不得大城市，那是不对的。不要说路线错误，因为时间不长。中央指示后，没有坚持，但工作不能了，要调动。”
武汉东湖梅岭
中央在东北局问题上，等于否定了自己的决定，是不是也要负起责任呢?答案应该是肯定的，不应该一句“我们开头也不了解”就结束，还是把责任搞清楚才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