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11月30日林彪派叶群带着他的信和十一份材料坐专机赶到杭州，
叶群向毛作了几个小时的汇报，诬告罗。
12月2日，毛泽东在阅看关于“突出政治”的一份报告中批示：
“那些不相信突出政治，对于突出政治表示阳奉阴违而自己另外散布一套折中主义
（即机会主义）的人们，大家应当有所警惕。”
12月8日－15日，毛泽东突然在上海召开并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
（又称上海会议）批判罗瑞卿，
与会人员开会才知道是要批罗，林彪没有出席，叶群出席。
叶在会上分三次作了约十小时（？？？）的发言，
“绘声绘色地捏造事实，说罗瑞卿如何逼迫林彪退位，要林‘不要挡路’，‘一切交给罗负责’。”
罗瑞卿没有得到在会上申辩的机会。
12月16日，周恩来、邓小平向罗瑞卿传达毛泽东的谈话，罗听后要求去见毛，
周告诉他不能同毛见面，罗又马上给林彪打电话要求见面。周见了后感慨地说：
“太天真，你太天真了。” 其后罗被隔离审查。
经葉群出主意，林讓羅瑞卿自己寫報告辭去軍事職務，结果
羅就保住了中央書記處書記、國務院副總理兩個地方職務。
北京 京西宾馆 位于 西长安街 西段 南侧
1964年京西宾馆建成时，其建筑设备在北京市仅次于北京饭店、民族饭店、前门饭店和华侨大厦。
师级建制，直属总参（2016年改直属军委）管理。是不对外商业营运的唯一大饭店。
1966年3月4日，中共中央在京西宾馆召开的讨论罗瑞卿问题的会议上，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人在林彪、叶群的策划下齐上阵，诬蔑罗瑞卿是“篡党、篡军、篡国的大阴谋家、大野心家、大危险人物”。为了将罗的罪名坐实，吴法宪还逼迫刘亚楼的遗孀在吴一手炮制的伪证上签字，证明罗瑞卿要夺林彪的权，此次会议直接导致了罗瑞卿的跳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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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3月初至4月初在北京召开的揭发和批判罗瑞卿的会议，按当时中央文件的说法，称为“讨论罗瑞卿同志问题的小组会议”或“解决罗瑞卿同志的错误问题的小组会议”。当时，对罗还是称“同志”的。
据1966年4月30日中央工作小组《关于罗瑞卿同志错误问题的报告》，“为了彻底弄清罗瑞卿同志的问题，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和中央常委的决定，在党中央直接领导下，从三月四日到四月八日，召开了讨论罗瑞卿同志问题的小组会议。会议本着摆事实，讲道理，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对罗瑞卿同志进行了面对面的斗争。
“会议从三月四日开始，四日、五日两天有七个同志发言，对罗瑞卿同志所犯的错误，作了深刻和实事求是的揭发和批判。之后，罗瑞卿同志在准备作检讨发言过程中，提出这样的要求：等到会的同志发言完了以后告一段落，即行休会，让各军区来的同志先回去，等他准备好了，再行召集会议，听他的检讨发言。工作小组同志没有同意他的意见。一直等了六天，到三月十二日，罗作第一次检讨发言。这个发言是从上海会议后就开始准备的，准备了三个月，但他的发言内容和态度是十分不诚恳的，是十分不能使人满意的。到会同志听了以后，极为愤慨，即席发言作反驳性批评的十九人。
“三月十四、十五、十六日，继续发言的同志有十六人，连上次发言的共二十三人。……
“三月十七日，中央指示，扩大会议范围，请中央、国务院有关各部委及各大区中央局和有些军区、兵种、学院等派人参加。会议通知罗瑞卿休会两天后再继续开会，而罗瑞卿竟于三月十八日晨跳楼自杀。因为摔伤住了医院，罗就不能参加会议了，以致会议又由面对面，转为背靠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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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批转中央工作小组关于罗瑞卿同志错误问题的报告》的几个附件，人们得知有叶剑英本人及谢富治、萧华、杨成武（与王尚荣、雷英夫联名）的发言。而据罗瑞卿3月12日检讨提及的，有刘志坚、张宗逊、邱会作、唐平铸、李曼村、张秀川及邓汀的发言，罗特别提及“李曼村同志批判我对叶剑英同志不尊重，我完全接受。这个问题以后连同对军委领导同志的关系问题，还要作检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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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亚楼的妻子翟云英
罗瑞卿 不堪受辱和诬陷 遂于1966年3月18日从被软禁的京西宾馆二楼跳下（不是头朝下跳的）。当时传闻是摔断了腿，还有说 双腿断了。其实 只是左腿，准确是左脚足跟骨骨折。
有说 次日 主持批罗的 叶剑英元帅 改辛弃疾的词（见后附）。
据说（可信度较高）毛泽东得知汇报罗跳楼的事，说了一句话： “没出息！”
1974年7月底，罗瑞卿在毛泽东的过问和催促下，被解除监禁，复出 8-1建军节。
毛泽东去世后，罗瑞卿 坐轮椅 出席 天安门前毛泽东的追悼大会。
从1966年初起对罗瑞卿的监禁直到1973年11月20日 经毛泽东批准，才被解除监护。
同年12月21日 毛泽东在接见参加中央军委会议的同志时，作了自我批评，说他是听了林彪一面之辞，错整了罗瑞卿。
罗点点于该书的252页说：
1974年的1月间罗瑞卿在途径天安门广场时命令司机停车，罗起立向毛泽东画像敬了礼。后来，他只要坐车经过天安门广场，总要司机减慢车速，艰难地从座位上起身，
朝城楼上的毛泽东画像恭恭敬敬地行个军礼。这不是演戏，是他发自内心的敬意。
1975年，邓小平主持了军委工作，罗瑞卿担任中央军委的顾问。
罗箭，罗瑞卿的长子，解放军总装备部后勤部原副政委。
回忆：1976年9月9日，毛泽东同志逝世，“父亲坚持不让我们搀扶，他的双腿刚刚能站立，他拄着双拐挪到毛泽东的遗体旁，久久地端详，泣不成声。后来，他只要经过天安门广场，总要让司机减速，艰难地从座位上起身，朝城楼上的毛泽东画像恭恭敬敬地行个军礼。这不是演戏，是他发自内心的敬意”。
1977年，罗瑞卿当选为中央委员，被任命为中央军委秘书长和军委常委。“父亲以72岁高龄坐在轮椅上工作。他的桌上文件卷宗堆积如山，办公室里电话不断。他夜以继日勤奋工作。他常说：‘我今年72岁，要当27岁过’。”
然而，罗瑞卿腿疾却越来越严重。“父亲一度住进301医院，我和两个弟弟就轮流在医院陪守”。中央决定让罗瑞卿去西德手术治疗，他也决心一定要治好腿。
德国波恩时间1978年8月2日7时手术进行，12时手术成功，后因心肌梗塞罗瑞卿不幸逝世。“去德国治腿是我母亲陪着的。我们在北京，使馆发回的第一个电报告诉我们手术成功，父亲已经醒了，没多久打电话又告诉我们，父亲去世了”。
罗瑞卿坐小车途径天安门前时，曾站立对着悬挂的毛泽东巨幅画像敬军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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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论及罗瑞卿1966年3月18日跳楼自杀的举动时，叶剑英说，“‘将军一跳身名裂，向河梁，回头万里，故人长绝！’这是我套用稼轩词句，把‘百战’二字改为‘一跳’，为罗瑞卿跳楼所哼的悼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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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瑞卿的女儿罗点点。她在文革结束后写道：“爸爸命太大，他没有死，只是落地的时候摔断了右侧的足跟骨。他做到的，只是让那个旨在折磨人的三月会议停开了。但是参加会议的人余兴未尽，余怒未消，他们说爸爸是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他们用最难听的话说爸爸，说：‘罗长子跳了冰棍……’。也有人不说难听话，他们诗意大发，诗里写：将军一跳身名裂，向河梁，回首万里，故人长绝……。悲天悯人，感慨万端，何等风流洒脱。历史已经雄辩地证明，这些人不愧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但这种愉悦不是从迫害别人中得到，会是从何而来？不是纵欲后的满足，又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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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4080893340818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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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瑞卿身高1.82米，比毛泽东还高1厘米。在一次干部会上，毛泽东注意到身材和自己相仿的罗瑞卿问到：“你是北方人吧？”?罗瑞卿回答：“我是四川南充人。”毛泽东说：“川湘子弟身材大都不高，可你我都是‘长子’（高个子）。”于是，罗瑞卿便得了“罗长子”的雅号。
在此后长达半个世纪的岁月里，罗瑞卿始终是毛泽东的忠实追随者和忠诚卫士。毛泽东曾说，“天塌下来,有罗长子顶着。”在和平年代，毛泽东说，“罗长子往我身边一站，我就感到十分放心。”
新中国成立后，罗瑞卿身兼多职，最多的时候，担任党政军五个要害部门的13个职务。一些人把罗瑞卿看成是心腹大患。1965年底，罗瑞卿被林彪等人诬陷，受到错误批判。1966年3月，公开对罗瑞卿进行批判斗争。3月18日，罗瑞卿从三楼窗户纵身跳下，自杀未成，脚跟粉碎性骨折。这又被认为是“自绝于党和人民”，遭到更残酷的迫害，甚至被抬在筐里接受批斗。在以“医疗为专案服务”的指导原则下，他的腿没有得到较好治疗，胫骨被锯掉，股骨头被去掉，造成了终身残废。从此，他只能拄着双拐艰难地行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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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瑞卿
1949年4月，时任华北军区政治部主任兼第19兵团政委、太原前线总前委第一副书记的罗瑞卿与周士第一起，参与指挥部队解放了太原。5月中旬，部队正准备挥师远征时，毛泽东致电罗瑞卿“请来中央一叙”。
到北平后，周恩来找罗瑞卿谈话，“快要建国了，毛主席点的将，让你出任公安部长”。 罗箭说，“我父亲说还是想跟着部队打仗”。罗瑞卿建议由中央社会部部长李克农出任公安部长。
周恩来说“李克农有李克农的事。”并告诉他，此事中央已经决定，“今晚毛主席还要接见你，你就不要再提上前线的事了。”
当晚，毛泽东在香山别墅见到罗瑞卿就说：“听说你不愿意干公安部长，还要去打仗？现在要建立新的国家政权了，我们都不干，都去打仗，能行吗？”于是罗瑞卿走马上任，成为新中国第一任公安部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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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小平後悔讓羅瑞卿去西德治病
摘自《黨史文彙》羅元生／文
鄧小平關心羅瑞卿的腿傷
“文革”初期，羅瑞卿不堪林彪的誣陷和迫害，縱身跳樓，摔斷了左腿。
1977年7月，黨的十屆三中全會上，黨中央通過了恢復鄧小平職務的決定。8月12日，在黨的十一屆一中全會上，羅瑞卿被任命為中央軍委秘書長。
沒過多久，在鄧小平同志的親自關懷和幫助下，羅瑞卿便住進了解放軍總醫院南樓病房。該醫院曾為葉劍英元帥的弟弟葉道英做過人工股關節置換手術，葉道英恢復得很好。鄧小平得知後，也勸羅瑞卿來治療。
除心臟方面的毛病外，羅瑞卿主要是腿傷。有時沒走幾步便疼得滿頭大汗。經余霞君、盧世璧、王士雯等專家的會診，大家一致認為，醫治羅瑞卿殘腿的最好辦法是進行人工關節的置換。
可是，出院沒幾天的羅瑞卿就拄著雙拐到部隊檢查軍事訓練，到北京郊區的通縣察看人防工事;坐著輪椅下不了坑道，部隊要組織人抬，羅瑞卿不讓，硬是自己拄著手杖一瘸一瘸地走著下去，一直進到坑道深處;就是到人民大會堂接見外賓，也要拄著拐杖……腿殘給羅瑞卿帶來了極大不便，可他時刻幻想總有一天自己能像正常人一樣走路。
下部隊回來之後，羅瑞卿治好腿的決心更大了。他對解放軍報社的同志說，我不相信這麼發達的現代醫學就治不好我的腿，有的骨科專家曾告訴我，只要做個人工關節的置換手術就行了，我擔心的就是時間保證不了，另外國內在這方面的材料和技術還是剛剛起步不久。
鄧小平在羅瑞卿下部隊回來之後，見他那痛苦的樣子，再次提醒他說：“老羅，我已經打聽到了，我們國內在這方面有專家，盧世璧就算一個，你現在抓緊時間到醫院去做治療吧!”
他對出國治療充滿了希望
可是，這期間發生了一件事。
那是在羅瑞卿上任軍委秘書長之初，有的同志出於關心的好意，請來兩位西德的骨科專家看過羅瑞卿的腿，這兩位專家答應為羅瑞卿安裝一條質量好的假腿，既輕又方便。兩位西德專家口若懸河的一番勸說，讓遭殘腿折磨的羅瑞卿又看到了希望之光。
1978年的春天，羅瑞卿和妻子郝治平雙雙住進了醫院。妻子肺部患的是惡性腫瘤，做了手術，羅瑞卿對此十分傷心。他對兒子、兒媳說：“我已經想好了，我要出國去治腿。今後，再也不要你們的媽媽照顧我。我要聽鄧小平同志的話，不管花多大力氣，也要把腿治好。”
當晚，盧世璧來到羅瑞卿的病房給他會診。
羅瑞卿一雙深沉的目光緊緊地盯著盧世璧，問道：“盧主任，你說我的腿到底如何才能治好，國內有沒有這種技術？”
盧世璧認真地回答道：“首長，你的病情我很瞭解，從目前來看，最有效的辦法是進行人工股關節的置換。像你這個年齡，進行這種手術，難度有些大，國外也是如此。不過，我們有這方面成功的先例，雖然是少數，從效果來看，還是很好的。”
羅瑞卿若有所思地點了點頭。
這時，對羅瑞卿出國治療的問題，西德方面顯得很友好主動，中央也很重視，請西德大使館的同志專門去西德方面交涉，西德方面答復說有99%的把握。
結局令人無法接受
1978年7月18日，飛機降落在西德的科隆機場。
在西德的波恩，羅瑞卿以吳生傑的名字住進了海德堡大學骨科醫院，經過醫院內外科檢查，決定於8月2日手術。
8月1日，郝治平帶了一束鮮花和大使館的同志一起到醫院看望了羅瑞卿。
8月2日，手術如期進行，中午12時左右，醫務人員說手術很成功。
傍晚，羅瑞卿從麻醉中醒來。他用英語對醫生說：“晚上好，謝謝你。”醫生替羅瑞卿把手術後的左腿搬動了兩下，說明天你就可以下床了。
一直到晚上12點，羅瑞卿的情況仍然平穩，但醫護人員還是未讓郝治平等人去看他。在人們的勸說下，等了一天的郝治平才不情願地又回到了旅館。剛剛洗漱完畢，熄燈躺下，電話就刺耳地響了起來，緊接著就有人重重地敲門，郝治平本能地覺得大事不好。等她心驚肉跳地趕到醫院時，羅瑞卿已離開了人世。
同去的醫生頓時手足無措，悲痛不已。
羅瑞卿是被心肌梗塞奪去生命的。此時，波恩時間是1978年8月3日淩晨2點40分。
事後，秘書們都後悔地說，真的不該去西德。金耀銘秘書舉了個例子：在國內，我們先後動用40多位各科專家，在肖勁光大將突發心臟病時，進行全力搶救，保住了生命。可在西德，羅瑞卿就沒有如此的待遇。據心臟專家分析，心源性心臟病發作很快，但從發病到死亡中間有三兩分鐘的時間，如果及時搶救，採取口對口呼吸、心臟按壓等辦法，大約能復蘇20%左右。也就是說，羅瑞卿起碼有20%的希望。在西德那裡，由於語言不通，有什麼情況不能很快溝通，這就耽誤了時間。雖然中國去的醫生一直待在身邊，可他們畢竟是勢單力薄，許多事力不從心。
8月10日，中共中央派專機接回了羅瑞卿的靈柩。
鄧小平和夫人卓琳見到羅瑞卿的秘書金耀銘，悲痛地連連說：“不幸啊，太不幸了！怎麼會這樣呢？”
羅瑞卿的老秘書王仲方事後回憶說，鄧小平還說當初不該批准羅瑞卿去西德治腿，鄧小平一生辦事很果斷，也很少後悔，但這次批准羅瑞卿去西德，他後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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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就是爬也要爬到天安门去！”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逝世，罗瑞卿不顾一切地赶回北京。
9月18日，虽然没有任何人通知，罗瑞卿坚决要求去参加当天在天安门广场为毛主席举行的追悼会。有关方面终于同意了。但只给罗瑞卿、谭政、陈再道3个人派一辆车。
3个军委顾问，就这种待遇？！陈再道气愤地说：罗瑞卿一人就得一台车，他，轮椅，还有推轮椅的。我们三个人怎么去？
谭政为难地说，要是没有车，我就不去了。罗瑞卿立即说，不去怎么行？没有车，我就是爬也要爬到天安门去！经过斗争，有关方面终于给他们增派了一辆车。
那 天，罗瑞卿和儿子罗宇一起来到天安门广场。下车后，穿过中山公园，在公园门口碰见了谢觉哉的夫人王定国。后来，王定国在文章中写到：罗瑞卿把轮椅停放在广 场的西北角，在儿子的搀扶下，慢慢地一步一步地走过去，我看见他残着腿站在烈日暴晒的地方，便劝他找个荫凉处。罗瑞卿气愤地说：“连这里都不让我来啊！还 能坐到哪里去？人家不要我参加追悼会，我对他们讲，你不派车，我自己去，爬也要爬到天安门去参加毛主席的追悼会。我是斗争来的呀！”
在向毛泽东遗体告别时，罗瑞卿坚持不让儿子搀扶他，用自己刚刚能站立的双腿走过毛主席遗体身边。久久端详着，泣不成声。
“无论如何要把罗瑞卿的腿治好”
邓小平读到王定国这篇文章时，伤心得流下了眼泪。
从这时开始，邓小平就时刻留心当时国内外骨科领域的最新技术，心里默默地提醒自己，无论如何要把罗瑞卿的腿治好。
1977年7月，党的十届三中全会上，党中央通过了恢复邓小平职务的决定。8月12日，在党的十一届一中全会上，罗瑞卿被任命为中央军委秘书长。
作为军委主席邓小平的助手，用罗瑞卿自己的话说，“我要把72岁当成27岁一样工作”。面对案头上堆积如山的文件，他每天工作达十几个小时，常常是五六个小时不挪一个地方。然而，尚未恢复的身体是难以适应如此超负荷工作的。
没过多久，在邓小平同志的亲自关怀和帮助下，罗瑞卿便住进了解放军总医院南楼病房。说起邓小平让罗瑞卿住医院，这里面还有一个小插曲。
叶 剑英元帅的弟弟叶道英，在广州遇车祸后，是解放军总医院的骨科大夫救回了他的生命。当时，叶道英的伤势非常严重，医院派骨科专家到广州后进行了会诊。手术 到底如何进行？大家意见还不一致。有的认为，用打钉子的办法进行固定；有的则认为进行人工关节置换。解放军总医院的骨科专家卢世璧反反复复地看X光片，一 遍又一遍地阅读患者的病历。为了使诊断更加合理准确，还让骨科医生刘贵林拿着叶道英的X光片到北京医科大学人民医院、积水潭医院和协和医院找骨科专家会 诊。卢世璧则与赵毅刚教授反复切磋，讨论手术方案。
经过认真研究，考虑到叶道英身体较胖，用打钉子固定的方法对他效果不好，最后确定进行关节置换，手术由卢世璧亲自做。这是一例难度很大的人工股骨头置换术。手术做得很顺利。术后不久，叶道英就能下地活动了。
叶道英于是成了国内骨科医疗水平的活“广告”。他几乎逢人便说总医院骨科大夫服务态度如何如何好，技术如何如何高超。
叶道英的宣传引起了邓小平的高度重视。就这样，邓小平说服罗瑞卿很快住进了解放军总医院。
除心脏方面的毛病外，罗瑞卿主要是腿伤。有时没走几步便疼得满头大汗。经余霞君、黄宛、卢世璧、王士雯等专家的会诊，大家一致认为，医治罗瑞卿残腿的最好办法是进行人工关节的置换。
这需要的是时间，而身为军委秘书长的罗瑞卿哪有这么多治病的时间呀。
住院没几天，罗瑞卿便吵着要出院。
医护人员有些着急地劝他说：“首长，您的身体状况还不好，按医院的要求仍需住院恢复，现在怎么能出院呢？”可罗瑞卿没能听进医护人员的劝告。这个时候，他想到的不是自己的身体，而是手头的一大堆工作。他似乎忘记了自己是重病人。
出 院没几天的罗瑞卿就拄着双拐，到天津附近的一个部队检查军事训练，到任丘油田参观，到北京郊区的通县察看人防工事；坐着轮骑下不了坑道，部队要组织人抬， 罗瑞卿不让，硬是自己拄着手杖一瘸一瘸地走着下去，一直进到坑道深处。到连云港勘察，也是这样，就是到人民大会堂接见外宾，也要拄着拐杖……腿残给罗瑞卿 带来了极大不便，可他时刻幻想总有一天自己能像正常人一样走路。
下部队回来之后，罗瑞卿治好腿的决心更大了。他对解放军报社的同志说，我不相信这么发达的现代医学就治不好我的腿，有的骨科专家曾告诉我，只要做个人工关节的置换手术就行了，我担心的就是时间保证不了，另外国内在这方面的材料和技术还是刚刚起步不久。
邓小平在罗瑞卿下部队回来之后，见他那痛苦的样子，再次提醒他说：“老罗，我已经打听到了，我们国内在这方面有专家，卢世璧就算一个，你现在抓紧时间到医院去做治疗吧！”
“我已经想好了，我要出国去治腿。”
可是，这期间发生了一件事。
那 是在罗瑞卿上任军委秘书长之初，有的同志出于关心的好意，请来两位西德的骨科专家看过罗瑞卿的腿，这两位专家答应为罗瑞卿安装一条质量好的假腿，既轻又方 便。罗瑞卿很感兴趣，向他们详细地问起了国外实施这种手术的情况。他们告诉罗瑞卿，西德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由于战伤，积累了治疗残肢的经验，而且西德的 手术条件也比中国强好多倍，如果经他们手术，装一个人造股骨头，罗瑞卿的左腿功能就会大大地改善。两位西德专家口若悬河的一番劝说，让遭残腿折磨的罗瑞卿 又看到了希望之光。
1978年的春天，罗瑞卿和妻子郝治平双双住进了医院。
妻子在健康查体中偶然发现肺部有个阴影，而且越长越快。经过手术证实妻子患的是恶性肿瘤，罗瑞卿对此十分伤心。他对儿子、儿媳说：“我已经想好了，我要出国去治腿。今后，再也不要你们的妈妈照顾我。我要听小平同志的话，不管花多大力气，也要把腿治好。”
当晚，卢世璧来到罗瑞卿的病房给他会诊。
罗瑞卿一双深沉的目光紧紧地盯着卢世璧，问道：“卢主任，你说我的腿到底如何才能治好，国内有没有这种技术？”
卢世璧认真地回答道：“首长，你的病情我很了解，从目前来看，最有效的办法是进行人工股关节的置换。像你这个年龄，进行这种手术，难度有些大，国外也是如此。不过，我们有这方面的先例，虽然是少数，从效果来看，还是很好的。”
罗瑞卿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
这 时，对罗瑞卿出国治疗的问题，西德方面显得很友好主动，组织上也很重视。由出访西德的卫生部副部长钱信忠和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会长王炳南、驻西德大使张 彤等有关同志帮助调查情况，搜集资料，还向中央写了专题报告。同时还寄去了罗瑞卿的病情资料和伤残部位的X光片，请西德大使馆的同志专门去西德方面交涉， 西德方面答复说有99%的把握。
事情就这样定下来了：到西德去动手术，由医学专家余霞君陪同前往。
罗瑞卿对郝治平说：“你别担心，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可结局却这样令人无法接受
7月18日，飞机降落在西德的科隆机场。医生们搀着罗瑞卿走下了舷梯。
就在临飞出国境前，罗瑞卿在乌鲁木齐给张爱萍打了个电话。他在电话里信心十足地向张爱萍说：“现在我还坐着轮椅，等到我回来就可以扔掉拐杖了。”他还对送他到西德的机组人员说，我们一言为定，你们送我出来，再来接我回去。
可是，万万没有想到，最后的结局竟是这样令人不可接受！
在西德的波恩，罗瑞卿以吴生杰的名字住进了海德堡大学骨科医院，经过医院内外科检查，决定于8月2日手术。
8月1日，郝治平带了一束鲜花，和张彤大使一起到医院看望罗瑞卿。
他们俩还在一起合了影。
最后，罗瑞卿对郝治平说：“你别担心，早点回旅馆吧，明天我还要手术。”郝治平动身离去，罗瑞卿笑眯眯地向她摆摆手，说了一句“一切都会好起来”，望着她出了门。
郝治平放心地回到了旅馆。
谁知，这竟是永诀。
本来说好是8月2日上午7点罗瑞卿进手术室，可郝治平赶到医院时，罗瑞卿已经被提前送进去做术前准备了。郝治平只好度日如年地待在病房里等待。中午12时左右，传来消息说手术成功了。
郝治平听后掩面哭了起来。她急着要去看罗瑞卿，被西德的医护人员挡住，说怕术后感染。
傍晚，罗瑞卿从麻醉中醒来。他用英语对医生说：“晚上好，谢谢你。”医生替罗瑞卿把术后的左腿搬动了两下，说明天你就可以下床了。
一 直到晚上12点，罗瑞卿的情况仍然平稳，但医护人员还是未让郝治平等人去看他。在人们的劝说下，郝治平才不情愿地回到了旅馆。刚刚洗漱完毕，熄灯躺下，电 话就刺耳地响了起来，紧接着就有人重重地敲门，郝治平本能地觉得大事不好。等她心惊肉跳地赶到医院时，罗瑞卿已离开了人世。
同去的医生顿时手足无措，悲从心起。
罗瑞卿是被心肌梗塞夺去生命的。此时，波恩的时间是8月3日凌晨2点40分。
出国之前，解放军总医院为罗瑞卿组织了一次专家会诊，专门研究了罗瑞卿输血行不行的问题。大家还特别强调了术前必须认真检查罗瑞卿的心脏情况，认为如能不去西德就别去，还是在国内手术为好。
事 后，秘书们都后悔地说，真的不该去西德。金耀铭秘书举了个例子：在国内，我们先后动用40多个各科专家，在肖劲光大将突发心脏病时，进行全力抢救，保住了 生命。可在西德，罗瑞卿就没有如此的待遇。据心脏专家分析，心源性心脏病发作很快，但从发病到死亡中间有三两分钟的时间，如果及时抢救，采取口对口呼吸、 心脏按压等办法，大约能复苏20%左右。也就是说，罗瑞卿起码有20%的希望。在西德那里，由于语言不通，有什么情况不能很快沟通，这就耽误了时间。虽然 中国去的医生一直待在身边，可他们毕竟是势单力薄，许多事力不从心。
8月10日，中共中央派专机接回了罗瑞卿的灵柩。
邓小平和夫人卓琳见到罗瑞卿的秘书金耀铭，悲痛地连连说：“不幸啊，太不幸了！怎么会这样呢？”
罗瑞卿的老秘书王仲方事后回忆说，邓小平还说当初不该批准罗瑞卿去西德治腿，他说我们国内有不少优秀的骨科专家，叶道英的腿被卢世璧治好就是证明。
邓小平一生办事很果断，也很少后悔，但这次批准罗瑞卿去西德，他后悔了。
这件事对余霞君、卢世璧等国内的医学专家们的刺激也很大。
回国后，在一次讨论会上，专家们感触颇深地说：“不管物质条件和技术手段如何，人总是第一性的决定因素。只有全心全意，才能精益求精。毛主席讲过，作为一名医务工作者，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永远是我们的座右铭。”
有的专家们甚至后悔地说：当初没能亲手给罗瑞卿大将进行股关节置换手术，是毕生之最大不幸，愧对罗瑞卿大将，愧对祖国和人民。如果是在国内进行手术，罗瑞卿大将或许能站起来，还能继续为国家和军队的建设作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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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晚,卢世璧来到罗瑞卿的病房给他会诊。
罗瑞卿一双深沉的目光紧紧地盯着卢世璧,问道:“卢主任,你说我的腿到底如何才能治好,国内有没有这种技术?”
卢世璧认真地回答道:“首长,你的病情我很了解,从目前来看,最有效的办法是进行人工股关节的置换。像你这个年龄,进行这种手术,难度有些大,国外也是如此。不过,我们有这方面成功的先例,虽然是少数,从效果来看,还是很好的。”
7月18日，飞机降落在西德的科隆机场。医生们搀着罗瑞卿走下了舷梯。
就在临飞出国境前，罗瑞卿在乌鲁木齐给张爱萍打了个电话。他在电话里信心十足地向张爱萍说：“现在我还坐着轮椅，等到我回来就可以扔掉拐杖了。”他还对送他到西德的机组人员说，我们一言为定，你们送我出来，再来接我回去。
可是，万万没有想到，最后的结局竟是这样令人不可接受!
在西德的波恩，罗瑞卿以吴生杰的名字住进了海德堡大学骨科医院，经过医院内外科检查，决定于8月2日手术。
8月1日，郝治平带了一束鲜花，和张彤大使一起到医院看望罗瑞卿。
他们俩还在一起合了影。
最后，罗瑞卿对郝治平说：“你别担心，早点回旅馆吧，明天我还要手术。”郝治平动身离去，罗瑞卿笑眯眯地向她摆摆手，说了一句“一切都会好起来”，望着她出了门。
郝治平放心地回到了旅馆。
谁知，这竟是永诀。
本来说好是8月2日上午7点罗瑞卿进手术室，可郝治平赶到医院时，罗瑞卿已经被提前送进去做术前准备了。郝治平只好度日如年地待在病房里等待。中午 12时左右，传来消息说手术成功了。
郝治平听后掩面哭了起来。她急着要去看罗瑞卿，被西德的医护人员挡住，说怕术后感染。
傍晚，罗瑞卿从麻醉中醒来。他用英语对医生说：“晚上好，谢谢你。”医生替罗瑞卿把术后的左腿搬动了两下，说明天你就可以下床了。
一直到晚上12点，罗瑞卿的情况仍然平稳，但医护人员还是未让郝治平等人去看他。在人们的劝说下，郝治平才不情愿地回到了旅馆。刚刚洗漱完毕，熄灯躺下，电话就刺耳地响了起来，紧接着就有人重重地敲门，郝治平本能地觉得大事不好。等她心惊肉跳地赶到医院时，罗瑞卿已离开了人世。
同去的医生顿时手足无措，悲从心起。
罗瑞卿是被心肌梗塞夺去生命的。此时，波恩的时间是8月3日凌晨2点4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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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军委扩大会议期间 1961
每年7月31日,国防部都要举行招待宴会,请各国驻华武官庆祝建军节。
“1975年7月31日,我父亲还在福州治病,接到杨成武的一个电话:‘我派飞机把你接回来参加一个活动。’也没讲是什么活动。我也跟着飞机去了福州,把我父亲接回来了。那天晚上参加宴会,第二天《人民日报》就登了出席八一招待会的名单,最后一行,不被人注意地登上了‘还有罗瑞卿同志’。这就算出来了。”
1978年8月2日,罗瑞卿接受了手术。当天,罗箭等在北京的家人接到我驻德使馆发回的电报,通知他们:罗瑞卿手术成功,已苏醒。他们都非常高兴。
但很快,他们又都被叫回家中。这一次,他们被告知:罗瑞卿因心肌梗死不幸逝世。(口述/罗箭 整理/周海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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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任海军副司令的李作鹏回忆说：“随着罗瑞卿权力越来越大，据我所知，当时已有老帅对罗在军委的日常工作中，小事不请示，大事不报告，对老帅工作不支持等颇有微词，叶帅、聂帅就是其中的两位。当然向军委第一副主席林彪的请示报告就更少了，林彪批评罗瑞卿‘根本不来见面’。”
据时任解放军总后勤部部长邱会作回忆：“罗瑞卿主持军委办公会议，对领导国防科技战线的聂荣臻只当成一个方面的负责人，而没有从军委副主席考虑他的意见，对聂帅的尊重远不如贺龙〔那时的军委只有林、贺、聂三位副主席〕。罗瑞卿对贺龙和他自己主管的国防工业，非常下力气。对于聂荣臻主管的国防科委的工作，罗瑞卿有的是自己决定了，有的是和贺龙一起去管了，少了和聂帅商量，多了直接下命令，这就产生了矛盾。公道地说，罗瑞卿对聂帅支持不够。比如科研的物资供应方面，聂帅在得不到足够支持的情况下，有些事干脆绕过罗，直接找我商量，要我为他办。当时我国正在三年困难时期，钱少物又缺，而我国核武器研制正好到了关键时刻，需要物资和财力上的支持。凡是聂帅向我提要求的，我都当作急事特办了。这样一来，聂帅很满意，罗瑞卿就不太高兴了。”
罗瑞卿与叶剑英的矛盾也渐为突出。1963年秋，叶剑英从总参编辑的《军训简报》上看到南京军区推广郭兴福教学方法的报道，甚感兴趣。叶剑英于12月亲赴南京军区深入考察，并给予很高的评价。年底叶剑英正式向中央军委写报告介绍了郭兴福教学法的内容和特点，并建议军委在全军予以推广。这份报告当即得到毛泽东的肯定和赞扬。1964年1月底罗瑞卿代表中央军委在南京军区主持召开全军训练会议，会议就开展学习郭兴福教学法作了部署。令人感到蹊跷的是，发现并积极介绍郭兴福教学法的叶剑英却没有与会，而是到广州军区组织人员研究制定《连队基础训练方法二十条》。其中的隐情叶剑英后来才发泄出来。据邱会作回忆：“1965年8月初，叶帅把我叫到他的家里去，对我发牢骚说：‘罗瑞卿很会往自己腰包里装东西，我在南京发现和总结了郭兴福的军事训练方法，罗瑞卿并不在意。后来毛主席做了很好的批示，罗就打主意了，还在南京召开全军军长会议，兴师动众地抢功，后来又发展成大比武。’”原来叶剑英不愿与会是与罗瑞卿矛盾所致。
聂荣臻与叶剑英对罗瑞卿的不满日益加深，邱会作就曾亲身予闻聂、叶二人的谈话。邱回忆说：“一九六五年，大约是五、六月间，军委常委会在京西宾馆举行。会前，叶、聂两帅在休息室谈罗的问题。我进去了时他们还在谈。我欲退出，他们却招手让我坐下，我听到叶帅说：‘他真是利令智昏了，人长、脚长、手也长！’聂帅说：‘坏就坏在手长上！’虽然他们说的那些话未指出人来，我的脑子一转，也就知道是指谁了。叶帅还对我说：‘我们谈的问题，你是懂得的，将来你会知道更多的问题，估计你已经知道我们是说谁了。我们还要给一些同志打招呼。’关于罗瑞卿的问题，叶、聂不仅仅是打招呼的问题，而是教导我们要与罗的错误作斗争。”
罗瑞卿与贺龙的关系过从甚密了，不免就与其他老帅们有了冲突和矛盾。贺龙、罗瑞卿主管军队与国防工业，而聂荣臻则主管国防科委，聂荣臻任命副总参谋长张爱萍为国防科委常务副主任，而贺龙与罗瑞卿也任命张爱萍为国防工办副主任。张爱萍成了“一仆三主”--副总参谋长、国防科委副主任、国防工办副主任。张爱萍一直想把这几摊子事撮合起来，可就是搞不成，哪家都不干，所以只能靠张爱萍千方百计从中协调。连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邓小平都向张爱萍打招呼：不要让两个老帅打架喔！
正是由于老帅们与罗瑞卿的矛盾不断加深，叶剑英、聂荣臻日后成了军内倒罗的主要力量。而这一点恰恰是官方和国内党史工作者们刻意隐讳不提的，因而也就无法解释为何在后来的倒罗事件中叶剑英等人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林彪对罗瑞卿的批评与规劝
由于林彪养病深居简出，不太过问军内具体工作事务，罗瑞卿与军委其他老帅们关系不睦，引发了老帅们的反弹，自然也会到林彪处告状、发牢骚，这不得不引起林彪的重视。对于罗瑞卿，林彪一直是信任和重用的，也放手让罗瑞卿充分发挥其所长。但是对于老帅们的抱怨、告状，林彪出于对罗瑞卿的维护，也必须对罗有所批评和规劝。
1965年5月2日，罗瑞卿倒上海面见林彪汇报工作，林彪当面提醒罗瑞卿要加强沟通。林彪还特别拿出毛泽东选集和党章，向罗瑞卿宣读了其中有关加强组织纪律性的内容，目的就是要罗瑞卿特别注意这方面的关系。林彪规定了五条：1、加强通气、遵守组织原则；2、林在北京时，X日通气一次；3、林不在北京时，X日通气一次；4、重大问题，立即通气；5、去林处，不要事先通知。显然林彪是很认真的，是希望罗瑞卿经常与他沟通，一来不致发生误会，二来也避免节外生枝而引发其他老帅们的不满情绪。
1965年一次军委扩大会议上，罗瑞卿代表军委作总结报告，但因人选、程序和方法上引起了一些意见。林彪感到罗瑞卿对老帅们不够尊重，因此批评罗要多通气，多尊重和请示其他老帅。另一件事是部分军内高干对全军五级干部定级名单不满，向林彪反映，林事前对此一无所知。毛泽东日后还曾对此大发议论说，罗瑞卿“不是军委主席嘛，也不是军委副主席，党内也不是政治局委员，怎么由他作总结发言？听说有的老帅组织了一个班子，准备了一两个月的总结发言稿，怎么不让这几位老帅发言呢？听说罗长子的总结发言事先没有经过军委其他领导看过？大将也不只他一个嘛，现在许多老帅和大将怎么没工作干？怎么都养起病来了？党政军的工作难道就靠罗长子一个人干？”
对于罗瑞卿出现的这些问题，林彪一直耐心予以批评。林彪曾说“我从一九六一年就开始敲打罗，主席说我是甩袖掌柜，我就敲打罗，人是我推荐的嘛，总是要负责任嘛！毛主席对民兵工作有指示，徐帅管民兵工作，你罗长子要听嘛，徐帅按主席的指示讲，没有错嘛。你罗长子不能耍骄傲，你对人家不礼貌，人家说我用的人没教养，这不对嘛。”邱会作对此回忆说：“林总曾对他提了两点：一是，政治与军事的关系，政治是第一位的，不要搞昏了头；二是，要多团结一点人，总是比不团结人好，你待人处事要把我〔林彪〕放进来，你看不上人家，人家会说你的态度就是我的态度。”
叶剑英在日后批判罗瑞卿的讲话中，有这么一段语重心长的发言：“罗瑞卿同志跟了毛主席近四十年，受过毛主席许多年的言教身教。在近四十年中，也在林彪同志直接领导和指挥下做过许久的工作，耳濡目染，宁有几人？罗瑞卿同志当总参谋长也是林彪同志和总理推荐的。林彪同志信任他，放手让他工作，对他工作中的错误，多次批评，诚心教育，忍耐等待，足足六年。罗瑞卿同志对林彪同志的批评、指责、教育，如果自己认为有委曲之处，何以不报告毛主席？而竟同刘亚楼等同志密谈！跟毛主席几十年，还不把毛主席看作父兄师长。难道这样做法，不是有意背着毛主席，故意和林彪同志作对吗？”
叶剑英是文革初期军内倒罗的最主要人物之一，也是自始至终卷入最深、最为知情的人士，他的讲话在军内具有相当大的代表性和影响力，而以叶剑英在军内的地位和作用，叶绝非是林彪所能支使、操纵的了的人物。林彪对罗瑞卿的批评和规劝看来并未起到应有的效果，军内倒罗的力量则不断聚积，终有一天要爆发出来，而那只是一个时间的问题了。
军中倒罗力量的酝酿和兴起
大陆官方和党史学界将罗瑞卿的倒台简单地归结为林罗龌龊，而毛泽东为了发动文革换取林彪的支持听信了林彪馋言而牺牲了罗瑞卿，这一流行的说法却掩盖了一个重要的史实，即倒罗是军中一些最高层将领的一次联合行动，这里既包含了解放军山头派系之间的矛盾和冲突，而更多的是还是对罗瑞卿为人“霸道”的强烈不满。罗瑞卿原本是林彪一系的最主要干将，是原红一方面军的骨干成员，也是林彪最为信得过的部下，但是罗瑞卿却与红二方面军山头的主帅贺龙的关系过于密切，对其他老帅和军中将领不够尊重，长此以往这些人心生怨气，终于联手起来搞掉罗瑞卿。
1965年6月，叶剑英专程去大连向林彪告状。叶剑英事后将林彪和叶剑英的看法向总后勤部部长邱会作交底。邱会作回忆说：“叶帅说：我才从林总那里回来，我向林总汇报了主席对罗的看法，主席说，‘我说罗长子浑身是刺吧，刺到了你的身上，不知刺到林彪同志没有？’我们谈了很多问题，今天就同你谈长子的问题。”叶剑英明确说：“林总指出：长子这个人变了，可能是官大，权大，他一身从头到脚都是官。他当总参谋长之初，还注意总参谋长的身份，现在是独揽一切，他俨然是军队统帅了，把我和聂都不放在眼里，刘帅、徐帅和你〔叶〕就更不在话下。”“长子同他的”同盟“〔指贺龙〕已经搞起了一个圈子。他有了小圈子就把杨成武、李天佑、吴法宪、萧劲光、李作鹏、邱会作等人放到圈子外，反而作为他们的‘争取’的对象了，有时还给他们穿小鞋。有的人不愿穿小鞋，有时还敢顶起来。”叶剑英最后说，“长子竟然咒骂起林总来了，让林总让贤、让权，这是很多人想不到的。但仔细一分析，应该是可以想通的。第一，‘长子’急于上台，是把宝押在林总身体不好之上的。第二，‘长子’搞大比武，就是想把自己打扮成一个军事家，捞到政治资本，好‘光荣’上台。第三，‘胡子’是历来就搞自己山头的。他自己的山头，人手并不多，于是就注意召集‘散兵游勇’，把‘无家可归’的人，搞到自己门下来。第四，‘胡子’、‘长子’利用了林彪身体不好，筑起了自己的圈子，特别是把林总很信任的人都挖过去了〔叶帅指的是萧华、梁必业、吴克华等人〕，这是影响很大的。”叶剑英此时还向李作鹏打招呼。叶将李找到西山叶家谈工作。叶说：“这个人〔罗瑞卿〕很霸道，目空一切，到处伸手，要注意哩。过去我们想巴结他，也巴结不上，这种人不会有好下场。”
叶剑英不仅向林彪告状，更直接向军委主席毛泽东告状。1965年秋，受毛泽东的委托，林彪、叶剑英开始就罗瑞卿的问题向下面“打招呼”
显然，如果没有毛泽东的同意，任何人都不可能对罗瑞卿这个中央里的“重臣”动手，包括林彪在内。
1965年12月初，总政主任萧华、第一副总参谋长杨成武、总政副主任刘志坚集体向毛泽东告罗瑞卿的状，时间长达十小时。毛泽东表态说：对罗的霸道，我想得出来，并对林彪同志讲过几次。他搞阴谋，就是新问题了。你们告诉林彪同志，要他安心养病，罗瑞卿的问题由中央来处理。
1965年11月，毛泽东部署的倒罗事宜已然箭在弦上，叶剑英再次奉毛命赴苏州见林，传达毛泽东的倒罗指示，要求林彪不要再保罗瑞卿了。林彪则借口身体不好不愿出面。此时的毛泽东干脆要叶群专程到杭州汇报。11月30日叶群在苏州给空军司令吴法宪打电话，要吴派一架飞机送叶群去杭州见毛。据吴法宪回忆：吴当即下令从上海派了一架里2型飞机送叶群到杭州。叶群事后告诉吴法宪，她于当天下午见到毛，向毛作了汇报，还把一些单位反映罗瑞卿反对“突出政治”的材料呈送毛。毛要叶群当晚返回苏州，还要林彪在苏州提高警惕，注意安全。原空军副参谋长王飞当时与叶群同在江苏太仓县参加四清工作，王回忆说：“我听叶群说，是接到毛主席秘书的电话，她才去杭州向毛主席汇报罗瑞卿的问题的。”
林彪给毛泽东的信中说：
主席：
有重要情况需要向你报告，好几个重要的负责同志早就提议我向你报告。我因为怕有碍主席健康而未报告现联系才知道杨尚昆的情况，觉得必须向你报告。为了使主席有时间先看材料起见，现先派叶群送呈材料，并向主席作初步口头汇报。如主席找我面谈，我可随时到来。
此致敬礼！
林彪11月30日
林彪在给毛泽东信中，开头即说“好几个重要的负责同志早就提议我向你报告”，林彪信中所提的“好几个重要负责同志”是谁呢？当然就是叶剑英、聂荣臻、杨成武这些军中要人。另据王年一教授保留在美国哈佛大学的一份手稿，林彪此信中还有一句话“有关情况是叶剑英元帅刚刚告诉我的”，此一情节首次披露于麦克法夸尔与沈迈克所著《毛泽东最后的革命》一书。惟王年一手稿所言的出处何来未有明确的说法，考虑到王年一是一位严谨、认真的文革史学者，其说法应不会是空穴来风，在此我们也存录备考。
林彪通过叶群向毛泽东送交了哪些材料？据日后上海会议印发的材料，其中包括：
1、1965年11月30日林彪给毛泽东的信；
2、1965年10月25日雷英夫给林彪的信；
3、1965年10月25日雷英夫《我对罗总长的几点具体意见》；
4、1965年6月张秀川《罗总长对突出政治的错误看法》；
5、1965年11月27日李作鹏、王宏坤、张秀川给林彪的信；
6、1965年5月20日林办工作人员的揭发材料；
7、1965年10月15日张秀川给林彪的信；
8、1965年4月15日刘亚楼给罗瑞卿的信；
9、张秀川：《罗总长对主席思想的错误观点》；
10、雷英夫：《罗总长对待主席指示的几个问题》。
另外还有一份1965年12月6日雷英夫电话报告纪要，应是后来补充进来的材料。
“倒罗”是毛泽东初期重要战略部署
一些学者认为，毛泽东打倒罗瑞卿是满足了林彪的要求，更有人否认毛泽东打倒罗瑞卿是发动文革打倒刘少奇之前的一次战略部署，指责“西方文革史学者”的研究是搞“学术猜测”，且“富有想象力”，但是与此同时又不得不承认这一事件与党内政治紧张相联系，与复杂的国际国内动向相联系，也与党内政治权力和意识形态走向相联系。这种为毛泽东的所作所为作辩护显得那么苍白无力。难道身居要职的罗瑞卿的倒台仅仅是军内政治斗争的一个巧合？为何它的发生不早不迟，恰恰就在姚文元抛出《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之后不久发生呢？
邱会作在其回忆中对此问题有很深刻的认识和见解，邱说：“1956年苏联赫鲁晓夫作秘密报告反斯大林，以及随之发生的波兰事件、匈牙利事件等一系列国际共产主义史上的重大事件中，共产党领袖人物生前死后的悲剧结果，对毛主席刺激非常深。1959年第一次庐山会议毛主席打倒了彭德怀，是按党内分裂考虑的，后来毛主席就把彭德怀往‘里通外国’方面去想了。起初毛主席对威胁他权力的防范还是泛指的，1962年七千人大会前后，按毛主席自己后来说的，对刘少奇警惕了。在这种背景下，贺龙与刘少奇、邓小平的历史和现实关系就成了一个无形的纽带，把罗瑞卿联系起来了。原来‘毛泽东―林彪―罗瑞卿’统帅人民解放军的概念模糊了，‘刘邓―贺龙―罗瑞卿’的模式为一些高级干部所习惯，这是毛主席没有料到和最不愿意看到的。我认为这在客观上导致了罗瑞卿下台，并为贺老总日后遭难埋下了祸根。”
毛泽东的文革战略部署在其开始时并不为人所知，毛泽东也极为机巧地隐藏了他要打倒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刘少奇的真实意图。毛泽东的政治手段是，从党中央核心的外围开始，搞层层“剥笋”策略，从批判北京市副市长吴晗开始，再顺藤摸瓜揪出吴晗背后的彭真，然后再一步步地将斗争矛头指向刘少奇。而军队是毛泽东发动文革最终的保障，军权绝对不能落入刘邓一系列人手中。文革前毛泽东处于“二线”，党中央的实权在身为“一线”领导人的刘少奇、邓小平手中，毛泽东对刘邓所推行的政策心中不快，常常居住在南方，自云“北京空气不好”。军队高层内部由于林彪身体不好，放手罗瑞卿，而罗瑞卿又与贺龙关系密切，贺龙则与刘少奇、邓小平的关系密切。这就不能不引起毛泽东的高度警惕。毛泽东一旦发动针对刘邓的斗争，军权无论如何也不能旁落，必须掌握在自己信得过的人的手中。综观中共建国后的历次政治斗争，毛泽东莫不如此行事，盖无例外。
毛泽东在倒罗前采取了一系列步骤：
（一）更换中央办公厅办主要领导人。1965年11月10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免去杨尚昆中央办公厅主任职务，任命汪东兴为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是毛泽东的警卫人员出身，与杨的工作阅历和能力，无法相比，但是由汪东兴掌管中办，毛泽东才更放心。
（二）调整军事系统高层人事布局。1965年6月7日，中央确定杨成武由副总参谋长提升为第一副总参谋长，该任命由周恩来以国务院总理名义公布。一周之后的6月14日，毛泽东又再批准杨成武为军委副秘书长。1965年11月15日，军委副秘书长兼办公厅主任肖向荣被停职审查，由军委副秘书长、第一副总参谋长杨成武兼军委办公厅代主任，调国防科委副主任路扬为办公厅第一副主任。杨成武地位的上升意味着毛泽东对罗瑞卿信任度的降低，也形成对罗瑞卿的权力的限制和防范。
（三）毛泽东的直接批示。1965年12月2日，毛泽东在兰州军区党委一个报告上批示说：“那些不相信突出政治，对于突出政治表示阳奉阴违，而自己另外散布一套折中主义〔即机会主义〕的人们，大家应当有所警惕。”这一批示就是针对罗瑞卿而来。显然，为了最终打倒刘少奇，毛泽东就必须首先要搞掉刘少奇和邓小平掌控的中央书记处，拿下“彭、罗、陆、杨”这几个人，只有先扫清了外围力量和前沿阵地，才能进一步扩大战果直捣刘邓“司令部”，这才是罗瑞卿事件最本质的原因。
有人指出：“打倒彭、罗、陆、杨，是毛泽东打倒刘少奇和邓小平的前哨战，而倒罗又是其中的重要一役，在文革史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当时毛泽东处于政治权谋的考虑有意隐藏自己的‘打倒刘少奇’的政治企图，不想公开充当‘倒罗发起者’的角色〔即不想过早暴露打倒刘少奇的图谋〕，从而将整件事栽到林彪的头上。而林彪则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得。’长期以来由于毛泽东的图谋权术得逞，从官方到坊间都普遍认为倒罗的发起者是林彪，使林彪长期蒙受不白之冤。”
现在我们客观地分析这一事件，林彪并不是第一个向毛泽东提出罗瑞卿问题的人，叶群在向毛泽东汇报罗问题前，早有叶剑英、聂荣臻、杨成武、萧华、刘志坚、谢富治等人汇报过了，这才会引出林彪致毛信中所说的“好几个重要的负责同志早就提议我向你报告。”这些人中谢富治负责公安部的工作，与军队问题、林罗关系毫不相干，谢富治也不是林彪一系人马，这是毛泽东自己要动手倒罗的另一个重要佐证。事实证明，毛泽东早在1965年夏季就已经开始着手处理罗瑞卿的问题，并在军队内部预先作了调整和部署。11月30日毛泽东主动将叶群从江苏省太仓县召到杭州，想就罗瑞卿与林彪的关系问题问个究竟。换句话说，毛泽东在解决罗瑞卿问题前还要再从林彪那里印证一下那些老帅们的意见，并要林彪就这个问题表示自己的态度，林彪再不表态就被动了，于是就有了叶群赴杭州向毛汇报这一幕。但是林彪向毛泽东反映罗瑞卿的问题，并不意味着林彪要打倒罗瑞卿，这是全然不同的两个概念。林彪曾经对罗瑞卿有过批评，但至今尚未见到在对罗做组织处理〔打倒〕的问题上，林彪表过什么态度，迄今为止也没有见到林要求毛、希望毛打倒罗的史料。提前向军队系统高级干部就罗瑞卿问题打招呼的是毛泽东，批示罗瑞卿搞折中主义的是毛泽东，亲自主持召开的上海政治局扩大会议批罗的是毛泽东，要邓小平在北京召开会议继续批罗的是毛泽东，决定撤销罗瑞卿一切职务并分别由叶剑英和杨成武继任的还是毛泽东。军队内部派系的纷争、罗瑞卿与老帅们的矛盾正好被毛泽东所利用，而林彪与罗瑞卿之间的矛盾则被无限夸大成为打倒罗瑞卿的一个口实。显而易见，毛泽东倒罗绝非是满足了林彪的要求，恰恰是满足了毛泽东自己的要求。
上海会议、北京会议
1965年12月毛泽东亲自坐镇上海，召开中央常委扩大会议，着手解决罗瑞卿问题。此时的罗瑞卿正在云南昆明视察，听取昆明军区政委阎红彦、第二政委李成芳等的汇报并在军区常委扩大会议作了报告。12月11日，罗接到通知中止行程，乘飞机到上海“参加会议”。周恩来指示吴法宪派一架飞机，配备最好最可靠的机组，到昆明接罗瑞卿到上海。吴法宪说他当即报告周恩来，“准备派空军运输十三师的副师长时念堂去驾驶这架飞机”。
另据空军34师〔专机师〕副师长时念堂回忆：“吴法宪亲自向他交代：
1、专机上午11点半准时在上海虹桥机场落地，不准提前，也不能延迟；
2、专机从昆明起飞后直飞上海，中途不能有转弯点，更不能落地；
3、机组人员全部配备手枪，在空中如果有特别行动时，你们要听中央的。空中要注意监视他们的行动。”由此可见，此时的毛泽东、周恩来早已做好了一切万全的准备，只待罗瑞卿抵沪，即可发起批罗运动。
如今的大陆党史学界众口一词，皆说所有与会的人员都不知道上海会议的目的何在，似乎仅有毛林二人知悉会议内容。这无疑是一个天大的谎言！事实却是军内所有与会者除了贺龙一人不知会议内容外，其他人都心知肚明，且配合默契。文革史家余汝信指出：“因为罗所处的敏感位置，毛泽东当然认为会前知情的人越少越好，以免走漏风声。惟多种材料及回忆表明，常委中除毛、林之外，起码周恩来、邓小平是知情的。据周恩来身边的工作人员回忆，毛泽东到达上海的当天，12月5日，即召周恩来从北京飞上海。当天，周在毛召见后，即成为毛有关批罗指示的实际执行者。其他与会者中，起码陶铸、谢富治、叶剑英、萧华、杨成武、李作鹏、张秀川、王尚荣、雷英夫等是知情的。政治局成员中，刘少奇、彭真、贺龙等不知情并不奇怪。在毛的心目中，罗与他们走得那么近，提防还提防不及，岂能让他们事先知情！彭真毛就干脆以在京‘看家’为名不让他到会。”
1978年8月3日，罗瑞卿在德国波恩逝世，享年72岁。1980年5月20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为罗瑞卿同志平反的通知》。
罗瑞卿子女共有8个,他们分别为罗箭、罗峪田、罗峪书、罗宇、峪治、峪平、罗原、罗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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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上祭坛的父亲罗瑞卿
□罗点点
（摘自《红色家族档案——罗瑞卿女儿的点点回忆》，海南出版社，
ISBN 7544212181
罗点点（罗峪平），一九五一年出生于共和国元勋罗瑞卿大将的
家里。 在二十世纪中叶的红色都城北京，在位尊显赫的诸位元勋们的
子女中间，在与父亲罗瑞卿血脉相溶家庭荣辱的跌宕中，在中共上层
人事幻变的巨大穹幕所覆盖下，《红色家族档案》开始了它魂梦牵绕
的故事……它在历史的严酷和人生的梦幻之间，向我们昭示我们所拥
有的生活的真相。
６０年代中期的中国共产党，虽然已经被不断升级的阶级斗争理
论弄成了一个阶级斗争的大火药桶，但它毕竟是一个掌握着国家政权，
代表国家政体的严肃大党。虽然这个党在某种程度上变成了毛泽东的
一言堂，但是民主集中制作为组织原则毕竟还写在它的章程里。所以，
毛泽东还是不得不主持召开１９６５年１２月８日的上海会议，使党
内其他主要领导人相信罗瑞卿反党反林彪反对突出政治这回事。就算
他已经决定与林彪结盟，在发动更大的政治风暴之前，他也要先稳住
全党的同志，尤其是领导集团成员的神魂和阵脚。
对毛泽东来说，在１９６５年１２月做到这一点易如反掌。
会议开始的时候，爸爸正风尘仆仆地奔波于边防线上，执行着他
总参谋长的职责。
妈妈回忆当年的情况说：１９６５年１２月９日，我和瑞卿一起
到了昆明。瑞卿作为全军的总参谋长，每年都有巡视部队的计划。此
行是计划的一部分。１０日，他和昆明军区的领导干部见了面。谈话
的时候，阎红彦、周兴都在场。大家请瑞卿同军区的一般干部见个面，
作个报告。瑞卿说没什么报告好作，不过见个面，大家谈一谈我是很
愿意的。就去同大家见了面。回到住所，秘书就来说中央来了电话通
知瑞卿到上海开会。开什么会，没有讲。
我们觉得有点突然，开会的事情怎么事前一点都不知道呢？原来
中央开会可不是这个样子的。
那时书记处的几个人，小平同志、李井泉本来都是在昆明的。他
们想去看看三线的建设情况。知道瑞卿也来昆明，电话联系好了在昆
明碰个头，然后一起去看工厂。可是瑞卿还没有到，邓、李二人就被
叫到上海开会去了。可见，开会、开什么会，他们事先也不知道的。
我们问阎红彦关于会议的情况，阎也说不清楚啊。为了给会议做
些准备，瑞卿只好打电话回北京，北京只有彭真同志在家。彭真同志
说：我只知道开会，不知道开什么会。后来，彭真同志打电话问总理，
总理大概是知道会议内容的，而且可能是给彭真同志吹了一点风。彭
真同志又打电话给瑞卿说，你去吧，去了就会知道了。我们就猜，也
许是军事上的事？因为这样子保密和紧急。
贺老总当时也在北京。接到开会的通知，贺总问：开什么会？回
答也是去了上海就知道了。飞机已经准备好了。秘书问贺总会议上要
带点什么文件？贺总说，带上地图去。可见，贺总也是猜想开会是为
了军事上的事情。到了上海，下午，刘少奇同志就跑来找贺总问开什
么会。贺老总说，奇怪，你都不知道，我怎么能够知道呢？
后来我们知道，这个会议开始之前，政治局常委中除毛泽东、周
恩来、林彪之外，大都不知会议的内容。与会人员被分批召到上海，
开会时才知道是为了整总参谋长罗瑞卿的事。会议给每个人发了一袋
子文件，也就是叶群送来的那１１份材料。这些材料只许参加会议的
人在会上看，自己保管，自己交回，不准秘书经手。会议上最活跃的
人物是连中央委员也不是的叶群，她做了三次共约１０个小时的发言。
这些发言的主要意思是说爸爸反对林彪，反对突出政治，向党伸手。
叶群编造了大量的细节来证明她的这些观点。但是这些事件的证明人
不是林彪叶群他们自己，他们的孩子，就是他们的秘书。还有一个刘
亚楼，但是他已经死了。对叶群的这些冗长琐碎的语言，与会的大多
数人表示怀疑。刘少奇会前听了叶群的汇报，只说了四个字：“难以
置信。”邓小平感到叶群的所有发言里，讲的最要害的问题是刘亚楼
说的，即爸爸要他转告林彪的四条，要林彪让贤的事。但是这时候刘
亚楼已经死了。邓小平说这是“死无对证”。最可敬佩的是爹爹（朱
德）。在会上他竟然表示同意爸爸反对林彪说毛泽东思想是顶峰的提
法。他说他也认为，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还会发展，不能讲已经是
顶峰，到了顶峰就不会发展了。会后，爹爹心情很不好。他的夫人康
克清妈妈回忆道：
１９６６年１月下旬春节期间，朱老总参加上海会议后辗转到杭
州。见面后，我发现他常常独自一人叹气，我关心地问：
“你有什么不好过？”
“没有什么。”他说得有气无力。
“不会没有什么吧！”
几十年的相处，我对他已十分了解，知道一定发生了什么使他不
舒心的事，经我再三询问，他也不说。后来他烦了，喊了一声，“不
要问了！”
过了一会儿，老总的秘书悄悄对我说，这次上海会议批判罗瑞卿，
说罗有篡军反党的野心，撤了他中央书记处书记、军委秘书长、公安
部长等职务。以后我问老总是否为上海会议的事心情不畅，他叹了一
口气说：
“肃反肃到我们党的内部核心。是真的？是假的？弄不清楚。罗
瑞卿那些事都看得见，他办的每件事都报告过中央，经毛主席同意的，
说他篡军反党，无法让人相信。”
他在屋里低头沉思，来回踱步。过了一会儿又说：
“为什么要撤？这不是撤一个罗瑞卿的问题，像这样可靠的人都
撤，打击面宽了，真假失去了标准，今后党内要不平安了。”
爸妈在上海会议召开的第三天到达上海。妈妈回忆说：
我和瑞卿是１２月１１日去上海的。平时外出，飞机起飞时间都
是由瑞卿定。这次空军却打电话来通知飞机定在１０点钟起飞。我们
问为什么定在１０点呀？空军说上海虹桥机场上有英国人的飞机要降
落，碰上了不好办。瑞卿也觉得没什么关系，１０点钟飞就１０点钟
飞吧。
上海机场上，陈丕显同志和吴法宪在等候我们。这使我们又感到
奇怪起来，因为中央规定开会是不准迎送的。平时到上海，也只有市
公安局的工作人员迎候。
我们和陈丕显同志同车进城。瑞卿总想知道开会的情况，可陈丕
显同志显得很不自然，就是不谈开会，老和瑞卿东拉西扯地谈些庄稼
啦，雨水啦，工业生产情况啦等等。后来，陈丕显同志告诉我们，他
是奉了命令不准和瑞卿谈会议的事情的。
瑞卿这个人平素喜欢和大家在一起。以前到上海开会，我们都住
锦江饭店，那里人多热闹。快进城的时候，陈丕显同志告诉我们这次
不住锦江了，锦江饭店人都住满了，住不下，另外找了一个单独的地
方让我们去住。我心里疑惑起来，这才觉得有点不对劲了。但我仍然
没有多说什么，看瑞卿，他也沉默。汽车很快就到了一个小院子（后
来知道是建国西路６１８号，原来作过波兰领事馆）。这时，陈丕显
才告诉瑞卿说总理和小平同志都在房子里等他。一听到总理和小平同
志在等，瑞卿就有些吃惊，我也很紧张。但这时已经不容我们再考虑
了。陈丕显同志的话音未落，车子已经停在一座两层的楼房前。瑞卿
下了车，就直接急步走进了楼下的会客室。
我没有看到总理和小平同志，就被人叫到楼上去了。这时候，空
气显得十分紧张。会客室、楼梯上都站了一些公安人员。上海市公安
局副局长王鉴也在场。看样子我们已经被看管起来了。
我在楼上心里万分焦急，百思不解，这是出了什么事情。我想到
楼下看看，不准。我只好又回到楼上。过了一会儿，秘书找我说不让
安电话机（瑞卿原来走到哪里都要先安自己的电话机的）。我说不让
安就别安吧。我心乱如麻，那些秘书更感到糊涂。
我在楼上等啊等啊。天黑了，我也没有心思去看表。大约是７点
钟的样子，听到院子里汽车发动的声音，我知道，这是总理和小平同
志走了。我就往楼下跑。正好瑞卿从会客室里出来要上楼。王鉴同志
走上来要扶他，瑞卿推开他，可是自己怎么也没有力气走上楼梯了。
我搀着他走上了二楼的房间。我们两人面对面地坐着，一句话也没有。
看着瑞卿的神态，我已经猜到了事情的严重性。只觉得像当头被人打
了一闷棍。好一会儿，我问瑞卿：“这是怎么了，到底什么事呀？”
瑞卿说：“开会了，说我反对林彪，封锁他，对他搞突然袭击，
反对突出政治。说我伸手。我没有我没有伸手。我的工作都是党中央
和毛主席任命的。我没有封锁他。我该和他讲的都和他讲了。就是有
些问题我向总理、主席直接讲，听他们的指示，这是应该的。而且林
彪也知道，谁都知道的……”
我看见，瑞卿流泪了。我心里难过极了。看着瑞卿痛苦的样子，
又加上这几天碰上的一连串莫名其妙的事情，我也不禁痛哭了一场。
但是，这不能使我稍微轻松一些。面对着这个我无法理解的突然变故，
我想我们大概是遇上了一生中最严重的事情。
整个上海会议期间，没有让瑞卿参加会议。说是要背靠背。瑞卿
要求去见毛主席和林彪，把问题说说清楚。总理对瑞卿说，不要去见
主席，也不要去见林彪。瑞卿当时想见的就是这两个人，不让见，别
的还见什么人呢？所以，哪儿也没去，就在那个小院子里。从１１号
到上海，一直到１７号离开，这期间哪里也没有去，就在家里等着。
参加会议的那些领导同志，谁来了就和谁谈。我不能参加他们的谈话，
只能谈完了，听瑞卿讲一讲，他说多少，我就知道多少。
在这几天里，看得出来，瑞卿从一个生龙活虎、坚定自信的人一
下子变得无可奈何。不能参加会议，又不能去见主席，受着天大的委
屈，无法辩白，真是说不出的味道。这五天里，我们唯一可以做的事
情就是在院子里走一走。那个院子有一条不到２０米长的通道。我们
就从住房的门走到院子的门，到了收发室往回走。就这样一来一回地
走。那时已经有人在监视我们了。我们自己也根本没有心情出去。就
是心里想不通，怎么也想不通。
后来，总理和小平同志又一起来对瑞卿说：“主席说了，没有这
三条（指反对林彪，反对突出政治和向党伸手），有别的，可以检讨
别的。”
瑞卿说：“别的有什么呀？”
回答：“你和别人的关系不好。”
瑞卿回来告诉了我，我就对他说：“关系不好，那就检讨关系吧。”
所谓关系不好，就是说瑞卿在工作中不尊重老帅。刘伯承同志听
到这个说法，就说：“我这个人身体不好，进城后不能做什么工作，
罗长子还是往我这儿跑，有事同我商量，我倒没什么感觉。”
１６号，总理和小平同志又来了。他们告诉瑞卿，毛主席对林彪
说，反对你，还没有反对我呢。就是反对我到长江里游泳，还是一片
好意。这是一。第二，主席说，如果没有这三条，可以把问题先挂起
来，中国有很多问题都是挂起来的，挂几百年不行，还可以挂一万年。
有什么就检讨什么。还说，瑞卿的工作是有成绩的。主席讲，这个事，
我们也有责任，没有发现，及时教育。然后就说，告诉罗总长回北京，
回北京再说吧。
那天，卓琳同志坐同一辆车来看我。他们三个在楼下谈，卓琳就
上楼来找我。她劝了我一阵，我就问她：“你们是什么时候来的，发
了些什么文件？”
卓琳说：“不要提了，不要提了。这次开会和过去什么都不一样，
非常神秘。我们这些当秘书的都看不见文件。都是小平同志自己装在
口袋里。看完了，谁交给他的就退给谁。”
后来，贺龙同志的夫人薛明回忆说：贺老总也是这样，发了文件
就自己装在口袋里。后来，两个口袋装得满满的，也不让她收拾整理
一下。
我又问卓琳：“你看到什么人吗？”
卓琳说：“谁也不走动，不串门。不好串门呀。”过了一会儿，
她又说：“这个问题本来可以不这样办，但是现在已经这样办了，那
么就这样子吧。让总长好好注意身体。回北京后家里还有孩子，可以
解解闷。”她还特别对我讲：“我对你说的这些话，都不是小平同志
的意思。也没有见什么文件，是我自己有这么个感觉。”
１７日，我们和总理、小平同志、李富春同志回北京，在飞机上
我碰到了张茜。我问她，你怎么一个人回来？她说，陈老总没开完会
就走了，说他有事，又没有什么好说的。
到了北京，原来我们因为修房子而暂住钓鱼台。瑞卿很自觉，觉
得那里有外宾，不好。我们就搬到了新六所二号楼。
后来，爸爸在自传里这样描述他上海会议以后的痛苦心情：
从上海回到北京后，我即写了报告给主席、中央，请求调离我在
军队中的一切职务和与军事有关的职务，如国防工业办公室主任、人
民防空委员会主任、国防委员会副主席等。中央很快就批准了，并将
批准及我的报告转发全国军队团以上，地方县委、县公安局长以上。
并将电报抄给了我。
因我不在军队工作了，军委办公厅来人撤了电话机。我还要秘书
将我的枪、猎枪和秘书们的枪都交上去。彭真同志专门打了一个电话
给秘书，说猎枪可以保留一支给孩子们玩。我说，不要留，全部交。
我曾经要求出去理个发。组织上交待说，不要去，以免碰到熟人。
以后，我除了到３０１医院拔了一颗牙，什么地方我都没有去。
回到北京后我住在新六所。孩子们都回来了。可他们还什么都不
知道，仍如往常。看到这一群孩子，尤其是三个小的。想到自己的错
误会连累他们，真是万分痛恨自己，恨不得立刻将自己彻底毁灭掉！
有一天，吃中午饭临近尾声，爸爸对我们所有在座的人说：“将
来我退休了，带上你们都回四川老家去。咱们四川可是个好地方呐。”
爸爸的声音是轻松的，声音里还带着笑。这句话引起了全家人一阵小
小的欢乐。
爸爸不能不觉得，上海会议是毛主席和林彪对他的误会。他相信
有一天，他能够解释清楚。实在不行，退休，带着我们全家人回四川
老家，就是他所估计到的最严重的后果了。
不久，妈妈发现她上街的时候后面有人跟梢。她告诉爸爸，爸爸
说那你就尽量少出去吧。妈妈就更多待在家里，待在爸爸身边。
妈妈回忆说：
快过春节了，我们回到城里自己的家。中央一些负责人都来找瑞
卿谈，但是还是不准见毛泽东和林彪，只让写检讨。说是没有上海会
议上说的三条，有什么就检讨什么。关系问题啊，对老帅够不够尊重
啊，还有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问题啊。瑞卿自己一面写检讨，
一面看毛选，尽量把自己的缺点、错误从重检讨。写好检讨，送上去，
康生先说不行，说是只检讨了一些鸡毛蒜皮。这个检讨过不了关，还
要写。瑞卿万般无奈，实在检讨不出来。然后，小平同志就说：“检
讨不出来，就好好读点书，把一些事情好好想想，从思想上提高提高，
花上几个月、半年的时间。”
这样的安排，我看瑞卿还是能够接受的样子。他也想安静安静，
想想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他很认真地看毛选，还想读一点哲学著作。
可是还是安静不了，３月份会议突然来了。３月３日下午瑞卿接
到通知说，毛主席和中央军委常委决定开个会，是专门解决你的问题。
下午通知，３月４日上午就开会。瑞卿思想上一点准备也没有。因为
小平同志刚刚说了让瑞卿好好看看书，搞个半年左右，怎么忽然又开
会呢？
这个会一开，问题就严重了。不是上海会议上提出的反对林彪、
反对突出政治和向党伸手那三条了，瑞卿一下子就被说成反党反毛主
席。一些从来没有听说过的事情也被编造出来。说什么瑞卿上林彪家
去说，病号嘛，就是要休息。不要占着茅坑不拉屎。还在走廊上把林
彪家的猫踢一脚，大声说：走开！这些事情真是闻所未闻。可是硬是
有人证。那就是林彪的老婆、女儿，还有秘书。统统是这些人亲耳听
到的。
最让瑞卿受不了的是说他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这真是
天大的冤枉。本来林彪说瑞卿反对他，封锁他，这些问题瑞卿还是顶
得住的。我也抱着很大的希望。直到三月会议前，都觉得这个事情是
会弄清楚的。因为我们觉得毛主席是了解我们的，毛主席是会把这个
事情弄清楚的。在上海时毛主席说过：反对你林彪，还没有反对我。
还讲没有三条就挂起来，可以挂一万年。
可是三月会议一开就不是这样了，完全成了敌人，什么混进党里
来的阶级异己分子，军队中的赫鲁晓夫。比武硬说瑞卿没有向中央报
告，是“擅自大比武”，瑞卿当然知道不是“擅自”，是写了报告的。
但是写了那么多报告，这个报告是在哪一天写的，记不清了，让秘书
给查，秘书拒绝。想找一个文件都不可能了。所以完全处于一种说你
是什么，你就是什么的状况。而且，非要你自己承认。还有那３０本
马列的书是冲击学毛选。另外还有很刺耳的话，瑞卿听了从来不跟我
说，怕我受不了。人家那么整他，但他还是很坚强。说得多么刺耳，
他还是听，还是每天都去。而且坚持不能说的话就是不说。有一些公
安方面的事情就更不能说了。我觉得瑞卿是个多么坚强的人啊，这种
搞法，造谣、诬蔑、人身攻击。要是我处在他的地位，我可坚持不了
那么长的时间。可是他还是挺着。早上起来，吃了饭就准备去。可是
回来就不行了，连楼梯都上不动，第二天还是照样去，检讨照样写，
但是每天回来都上不动楼梯。他去开会，我在家里连书都看不下去，
我就等他，一听到车响，就赶紧到楼梯下面接他，把他扶上来。每天
回来都是这样。问他，他也不说，就是走不了路，不吃饭，晚上也不
睡觉。我晚上去看看他，他就在那写检讨。他把窗帘拉得严严的，谁
也看不见。
爸爸好像是因为在太长的时间里，太努力地使自己成为一个完美
和有责任的人而得到了报应。他更不幸的是处在一个狂热代替理智的
时代。总而言之，这些参加三月会议的共产党人，大多数都从发现爸
爸比自己低贱的喜悦中得到在这个疯狂世界上继续生活的勇气。否则
没有办法解释他们在这个会议上对待爸爸的态度，为什么和反犹主义
者在两千年中对犹太人的迫害一样荒谬绝伦。
３月３日，邓小平和彭真约见爸爸，对爸爸说，关于政治挂帅问
题，军队政治工作会议对你反映很强烈，常委考虑要开个会，彭真报
告主席，主席说，他也考虑开个会，会议明天开始。邓小平要爸爸做
好充分的思想准备。他对爸爸说：“我对挨斗争是有经验的。你要做
充分的思想准备就是了。”从党内斗争的角度来说，邓小平比爸爸有
经验得多，所以他后来可以经历三次大起大落，还成就了后毛泽东时
代一番改革大事业。他大概知道爸爸是从没有在党内挨过斗争的人，
所以，他希望这种提醒可以帮助爸爸渡过难关。
但是邓小平的提醒还是落空了。爸爸的思维数据库中没有这样的
储存，就算有人提醒，有人播种，但爸爸的心灵里没有这样的土壤。
所以悲剧还是发生了。
３月４日下午，在京西宾馆召开的会议实际上成了批判斗争会。
数月不见的与会者，原来都是爸爸最亲密的同志，他们或者是爸爸爱
戴、尊重的上级，或者是爱戴他、尊重他的下级，现在都变成了路人
或者仇敌。所有人都换上了一张完全不同的面孔，除了揭发罗瑞卿反
党、反对毛泽东的问题之外，就是表示自己和罗瑞卿划清了界限。爸
爸回忆当时的情况说：“所有到会的人，不仅见面不打招呼，不讲一
句话，都是以十分敌对的眼光望着我，太难受了。”
对于爸爸这样洁身自好、清澈如水的人来说，三月会议给他罗织
的各种罪名，“野心家”、“阴谋家”、“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
和各国反动派的代理人”，哪一个都可以使他七窍流血。或者，话反
过来说，如果爸爸能对人类天性有更多了解，如果他能从毛林的关系
中发现他们正在结盟的蛛丝马迹，他也许就不会采取这么激烈的方式，
就能从自己和他人的存在中找到更复杂的意义。
只要细想一下，这样的蛛丝马迹原本比比皆是。在上海会议期间
“背靠背”的时候，有一位和爸爸很相熟的人去驻地和爸爸“谈”。
爸爸谈到情急处，激动地问他：“为什么要采取这种办法？我到底犯
了什么错误？”那人也是情急之下冲口而出：“太突出，你太突出了
呀！”但爸爸就是不懂这点人性中的缺陷，就是不能充分理解“木秀
于林风必摧之，堆出于岸流必湍之”的千古明训。不久，他又打电话
给周恩来，要求去见毛泽东和林彪，他觉得他无论见到他们其中的哪
一位，都可以把事情解释清楚。周恩来说恐怕不方便见吧。爸爸急切
地说，那我给林彪打电话。周恩来也激动起来，他在电话里大声说：
“太天真！你太天真了！”
是的，爸爸是太天真了！他把应该由同类一起来承担的道德理想
背在自己身上，他无所畏惧地触动了人类隐秘丑陋的天性，他不幸处
在一个历史的“独裁”时刻。
１９６６年３月１８日，天阴无风。爸爸吃了早饭，从桌上拿起
他装满检讨的公文包，准备去开会。这时候，秘书桌上的电话响起来，
军委办公厅通知说今天的会暂时不开了。
在这一刻，爸爸下定了自戮的决心。
如果说爸爸一直希望向党向毛泽东和他的同志们说清事情的真相
的话，从他接到暂时休会的通知的这一刻起，他却忽然明白了，这一
切根本是不可能的。不是事实本身无法替他辩污，而是那些关键人物
根本不愿意承认这些真相。实际上是这个发现使爸爸方寸大乱。他赖
以立脚的基础和他的精神殿堂都在这一刻哗啦啦地坍塌下去，转眼变
成一堆废墟。如果事实真相已经不是评判是非的标准，那么他为之奋
斗了一辈子的东西到底都是一些什么呢？一向崇高圣洁的信仰忽然变
得无法理解，甚至面目狰狞。爸爸形容这一刻的心情时说：“我感到
眼前一片黑暗，毫无希望，已陷进无可名状的痛苦深渊之中。觉得除
此之外，别无出路。”
当生活变得太残酷的时候，死亡就显得温柔和光明了。
爸爸伏在案上写下遗书：
治平：
会议的事没告诉你，为了要守纪律……
永别了，要叫孩子们永远听党的话，听毛主席的话！
我们的党永远是光荣的、正确的、伟大的，你要继续改造自己！
永远革命！
爸爸写好这张字条，把它放在抽屉里。
爸爸推开妈妈的房门，妈妈正拿着一本书读，妈妈回过头来看爸
爸，爸爸说：“你在这里好好看书吧。”爸爸轻轻地带上了房门。
整个世界都安静下来。
爸爸回到自己的卧室，换上一身洁净的睡衣和一双家乡四川出产
的布底鞋。为什么是睡衣和布鞋？爸爸此时想到了什么是？永远的安
息吧，是彻底的回归家园吧，我想，在这个诀别生命的时刻，是这两
样东西大大安慰了爸爸的灵魂。随后，他轻手轻脚，形容镇定地走上
了通往顶楼的楼梯。在走上楼梯之前，他迟疑了一下，想了想，百般
珍爱地脱下那双家乡的布鞋，端端正正地放在楼梯旁。
顶楼只有一扇小窗通往平台。这扇窗太狭小了，我猜爸爸通过它
时一定十分费力。多年来，我的眼前一直晃动着这番情景，爸爸高大
的身躯正固执又急切地通过这扇小窗。窗外的平台是毫无遮拦的，爸
爸踩着已经和理想一同破碎的生命走完最后几米，投向一片虚空。
这一天，家里所有的孩子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当我们晚上
回到家里的时候，爸爸在院子水泥地上留下的血迹已经被细心地冲洗
干净。妈妈告诉我们爸爸得了感冒，住进医院了。那天晚上我们家的
屋顶下，只有知道真相的妈妈通宵未眠。" href="http://www.hanlin.com)推荐）
６０年代中期的中国共产党，虽然已经被不断升级的阶级斗争理
论弄成了一个阶级斗争的大火药桶，但它毕竟是一个掌握着国家政权，
代表国家政体的严肃大党。虽然这个党在某种程度上变成了毛泽东的
一言堂，但是民主集中制作为组织原则毕竟还写在它的章程里。所以，
毛泽东还是不得不主持召开１９６５年１２月８日的上海会议，使党
内其他主要领导人相信罗瑞卿反党反林彪反对突出政治这回事。就算
他已经决定与林彪结盟，在发动更大的政治风暴之前，他也要先稳住
全党的同志，尤其是领导集团成员的神魂和阵脚。
对毛泽东来说，在１９６５年１２月做到这一点易如反掌。
会议开始的时候，爸爸正风尘仆仆地奔波于边防线上，执行着他
总参谋长的职责。
妈妈回忆当年的情况说：１９６５年１２月９日，我和瑞卿一起
到了昆明。瑞卿作为全军的总参谋长，每年都有巡视部队的计划。此
行是计划的一部分。１０日，他和昆明军区的领导干部见了面。谈话
的时候，阎红彦、周兴都在场。大家请瑞卿同军区的一般干部见个面，
作个报告。瑞卿说没什么报告好作，不过见个面，大家谈一谈我是很
愿意的。就去同大家见了面。回到住所，秘书就来说中央来了电话通
知瑞卿到上海开会。开什么会，没有讲。
我们觉得有点突然，开会的事情怎么事前一点都不知道呢？原来
中央开会可不是这个样子的。
那时书记处的几个人，小平同志、李井泉本来都是在昆明的。他
们想去看看三线的建设情况。知道瑞卿也来昆明，电话联系好了在昆
明碰个头，然后一起去看工厂。可是瑞卿还没有到，邓、李二人就被
叫到上海开会去了。可见，开会、开什么会，他们事先也不知道的。
我们问阎红彦关于会议的情况，阎也说不清楚啊。为了给会议做
些准备，瑞卿只好打电话回北京，北京只有彭真同志在家。彭真同志
说：我只知道开会，不知道开什么会。后来，彭真同志打电话问总理，
总理大概是知道会议内容的，而且可能是给彭真同志吹了一点风。彭
真同志又打电话给瑞卿说，你去吧，去了就会知道了。我们就猜，也
许是军事上的事？因为这样子保密和紧急。
贺老总当时也在北京。接到开会的通知，贺总问：开什么会？回
答也是去了上海就知道了。飞机已经准备好了。秘书问贺总会议上要
带点什么文件？贺总说，带上地图去。可见，贺总也是猜想开会是为
了军事上的事情。到了上海，下午，刘少奇同志就跑来找贺总问开什
么会。贺老总说，奇怪，你都不知道，我怎么能够知道呢？
后来我们知道，这个会议开始之前，政治局常委中除毛泽东、周
恩来、林彪之外，大都不知会议的内容。与会人员被分批召到上海，
开会时才知道是为了整总参谋长罗瑞卿的事。会议给每个人发了一袋
子文件，也就是叶群送来的那１１份材料。这些材料只许参加会议的
人在会上看，自己保管，自己交回，不准秘书经手。会议上最活跃的
人物是连中央委员也不是的叶群，她做了三次共约１０个小时的发言。
这些发言的主要意思是说爸爸反对林彪，反对突出政治，向党伸手。
叶群编造了大量的细节来证明她的这些观点。但是这些事件的证明人
不是林彪叶群他们自己，他们的孩子，就是他们的秘书。还有一个刘
亚楼，但是他已经死了。对叶群的这些冗长琐碎的语言，与会的大多
数人表示怀疑。刘少奇会前听了叶群的汇报，只说了四个字：“难以
置信。”邓小平感到叶群的所有发言里，讲的最要害的问题是刘亚楼
说的，即爸爸要他转告林彪的四条，要林彪让贤的事。但是这时候刘
亚楼已经死了。邓小平说这是“死无对证”。最可敬佩的是爹爹（朱
德）。在会上他竟然表示同意爸爸反对林彪说毛泽东思想是顶峰的提
法。他说他也认为，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还会发展，不能讲已经是
顶峰，到了顶峰就不会发展了。会后，爹爹心情很不好。他的夫人康
克清妈妈回忆道：
１９６６年１月下旬春节期间，朱老总参加上海会议后辗转到杭
州。见面后，我发现他常常独自一人叹气，我关心地问：
“你有什么不好过？”
“没有什么。”他说得有气无力。
“不会没有什么吧！”
几十年的相处，我对他已十分了解，知道一定发生了什么使他不
舒心的事，经我再三询问，他也不说。后来他烦了，喊了一声，“不
要问了！”
过了一会儿，老总的秘书悄悄对我说，这次上海会议批判罗瑞卿，
说罗有篡军反党的野心，撤了他中央书记处书记、军委秘书长、公安
部长等职务。以后我问老总是否为上海会议的事心情不畅，他叹了一
口气说：
“肃反肃到我们党的内部核心。是真的？是假的？弄不清楚。罗
瑞卿那些事都看得见，他办的每件事都报告过中央，经毛主席同意的，
说他篡军反党，无法让人相信。”
他在屋里低头沉思，来回踱步。过了一会儿又说：
“为什么要撤？这不是撤一个罗瑞卿的问题，像这样可靠的人都
撤，打击面宽了，真假失去了标准，今后党内要不平安了。”
爸妈在上海会议召开的第三天到达上海。妈妈回忆说：
我和瑞卿是１２月１１日去上海的。平时外出，飞机起飞时间都
是由瑞卿定。这次空军却打电话来通知飞机定在１０点钟起飞。我们
问为什么定在１０点呀？空军说上海虹桥机场上有英国人的飞机要降
落，碰上了不好办。瑞卿也觉得没什么关系，１０点钟飞就１０点钟
飞吧。
上海机场上，陈丕显同志和吴法宪在等候我们。这使我们又感到
奇怪起来，因为中央规定开会是不准迎送的。平时到上海，也只有市
公安局的工作人员迎候。
我们和陈丕显同志同车进城。瑞卿总想知道开会的情况，可陈丕
显同志显得很不自然，就是不谈开会，老和瑞卿东拉西扯地谈些庄稼
啦，雨水啦，工业生产情况啦等等。后来，陈丕显同志告诉我们，他
是奉了命令不准和瑞卿谈会议的事情的。
瑞卿这个人平素喜欢和大家在一起。以前到上海开会，我们都住
锦江饭店，那里人多热闹。快进城的时候，陈丕显同志告诉我们这次
不住锦江了，锦江饭店人都住满了，住不下，另外找了一个单独的地
方让我们去住。我心里疑惑起来，这才觉得有点不对劲了。但我仍然
没有多说什么，看瑞卿，他也沉默。汽车很快就到了一个小院子（后
来知道是建国西路６１８号，原来作过波兰领事馆）。这时，陈丕显
才告诉瑞卿说总理和小平同志都在房子里等他。一听到总理和小平同
志在等，瑞卿就有些吃惊，我也很紧张。但这时已经不容我们再考虑
了。陈丕显同志的话音未落，车子已经停在一座两层的楼房前。瑞卿
下了车，就直接急步走进了楼下的会客室。
我没有看到总理和小平同志，就被人叫到楼上去了。这时候，空
气显得十分紧张。会客室、楼梯上都站了一些公安人员。上海市公安
局副局长王鉴也在场。看样子我们已经被看管起来了。
我在楼上心里万分焦急，百思不解，这是出了什么事情。我想到
楼下看看，不准。我只好又回到楼上。过了一会儿，秘书找我说不让
安电话机（瑞卿原来走到哪里都要先安自己的电话机的）。我说不让
安就别安吧。我心乱如麻，那些秘书更感到糊涂。
我在楼上等啊等啊。天黑了，我也没有心思去看表。大约是７点
钟的样子，听到院子里汽车发动的声音，我知道，这是总理和小平同
志走了。我就往楼下跑。正好瑞卿从会客室里出来要上楼。王鉴同志
走上来要扶他，瑞卿推开他，可是自己怎么也没有力气走上楼梯了。
我搀着他走上了二楼的房间。我们两人面对面地坐着，一句话也没有。
看着瑞卿的神态，我已经猜到了事情的严重性。只觉得像当头被人打
了一闷棍。好一会儿，我问瑞卿：“这是怎么了，到底什么事呀？”
瑞卿说：“开会了，说我反对林彪，封锁他，对他搞突然袭击，
反对突出政治。说我伸手。我没有我没有伸手。我的工作都是党中央
和毛主席任命的。我没有封锁他。我该和他讲的都和他讲了。就是有
些问题我向总理、主席直接讲，听他们的指示，这是应该的。而且林
彪也知道，谁都知道的……”
我看见，瑞卿流泪了。我心里难过极了。看着瑞卿痛苦的样子，
又加上这几天碰上的一连串莫名其妙的事情，我也不禁痛哭了一场。
但是，这不能使我稍微轻松一些。面对着这个我无法理解的突然变故，
我想我们大概是遇上了一生中最严重的事情。
整个上海会议期间，没有让瑞卿参加会议。说是要背靠背。瑞卿
要求去见毛主席和林彪，把问题说说清楚。总理对瑞卿说，不要去见
主席，也不要去见林彪。瑞卿当时想见的就是这两个人，不让见，别
的还见什么人呢？所以，哪儿也没去，就在那个小院子里。从１１号
到上海，一直到１７号离开，这期间哪里也没有去，就在家里等着。
参加会议的那些领导同志，谁来了就和谁谈。我不能参加他们的谈话，
只能谈完了，听瑞卿讲一讲，他说多少，我就知道多少。
在这几天里，看得出来，瑞卿从一个生龙活虎、坚定自信的人一
下子变得无可奈何。不能参加会议，又不能去见主席，受着天大的委
屈，无法辩白，真是说不出的味道。这五天里，我们唯一可以做的事
情就是在院子里走一走。那个院子有一条不到２０米长的通道。我们
就从住房的门走到院子的门，到了收发室往回走。就这样一来一回地
走。那时已经有人在监视我们了。我们自己也根本没有心情出去。就
是心里想不通，怎么也想不通。
后来，总理和小平同志又一起来对瑞卿说：“主席说了，没有这
三条（指反对林彪，反对突出政治和向党伸手），有别的，可以检讨
别的。”
瑞卿说：“别的有什么呀？”
回答：“你和别人的关系不好。”
瑞卿回来告诉了我，我就对他说：“关系不好，那就检讨关系吧。”
所谓关系不好，就是说瑞卿在工作中不尊重老帅。刘伯承同志听
到这个说法，就说：“我这个人身体不好，进城后不能做什么工作，
罗长子还是往我这儿跑，有事同我商量，我倒没什么感觉。”
１６号，总理和小平同志又来了。他们告诉瑞卿，毛主席对林彪
说，反对你，还没有反对我呢。就是反对我到长江里游泳，还是一片
好意。这是一。第二，主席说，如果没有这三条，可以把问题先挂起
来，中国有很多问题都是挂起来的，挂几百年不行，还可以挂一万年。
有什么就检讨什么。还说，瑞卿的工作是有成绩的。主席讲，这个事，
我们也有责任，没有发现，及时教育。然后就说，告诉罗总长回北京，
回北京再说吧。
那天，卓琳同志坐同一辆车来看我。他们三个在楼下谈，卓琳就
上楼来找我。她劝了我一阵，我就问她：“你们是什么时候来的，发
了些什么文件？”
卓琳说：“不要提了，不要提了。这次开会和过去什么都不一样，
非常神秘。我们这些当秘书的都看不见文件。都是小平同志自己装在
口袋里。看完了，谁交给他的就退给谁。”
后来，贺龙同志的夫人薛明回忆说：贺老总也是这样，发了文件
就自己装在口袋里。后来，两个口袋装得满满的，也不让她收拾整理
一下。
我又问卓琳：“你看到什么人吗？”
卓琳说：“谁也不走动，不串门。不好串门呀。”过了一会儿，
她又说：“这个问题本来可以不这样办，但是现在已经这样办了，那
么就这样子吧。让总长好好注意身体。回北京后家里还有孩子，可以
解解闷。”她还特别对我讲：“我对你说的这些话，都不是小平同志
的意思。也没有见什么文件，是我自己有这么个感觉。”
１７日，我们和总理、小平同志、李富春同志回北京，在飞机上
我碰到了张茜。我问她，你怎么一个人回来？她说，陈老总没开完会
就走了，说他有事，又没有什么好说的。
到了北京，原来我们因为修房子而暂住钓鱼台。瑞卿很自觉，觉
得那里有外宾，不好。我们就搬到了新六所二号楼。
后来，爸爸在自传里这样描述他上海会议以后的痛苦心情：
从上海回到北京后，我即写了报告给主席、中央，请求调离我在
军队中的一切职务和与军事有关的职务，如国防工业办公室主任、人
民防空委员会主任、国防委员会副主席等。中央很快就批准了，并将
批准及我的报告转发全国军队团以上，地方县委、县公安局长以上。
并将电报抄给了我。
因我不在军队工作了，军委办公厅来人撤了电话机。我还要秘书
将我的枪、猎枪和秘书们的枪都交上去。彭真同志专门打了一个电话
给秘书，说猎枪可以保留一支给孩子们玩。我说，不要留，全部交。
我曾经要求出去理个发。组织上交待说，不要去，以免碰到熟人。
以后，我除了到３０１医院拔了一颗牙，什么地方我都没有去。
回到北京后我住在新六所。孩子们都回来了。可他们还什么都不
知道，仍如往常。看到这一群孩子，尤其是三个小的。想到自己的错
误会连累他们，真是万分痛恨自己，恨不得立刻将自己彻底毁灭掉！
有一天，吃中午饭临近尾声，爸爸对我们所有在座的人说：“将
来我退休了，带上你们都回四川老家去。咱们四川可是个好地方呐。”
爸爸的声音是轻松的，声音里还带着笑。这句话引起了全家人一阵小
小的欢乐。
爸爸不能不觉得，上海会议是毛主席和林彪对他的误会。他相信
有一天，他能够解释清楚。实在不行，退休，带着我们全家人回四川
老家，就是他所估计到的最严重的后果了。
不久，妈妈发现她上街的时候后面有人跟梢。她告诉爸爸，爸爸
说那你就尽量少出去吧。妈妈就更多待在家里，待在爸爸身边。
妈妈回忆说：
快过春节了，我们回到城里自己的家。中央一些负责人都来找瑞
卿谈，但是还是不准见毛泽东和林彪，只让写检讨。说是没有上海会
议上说的三条，有什么就检讨什么。关系问题啊，对老帅够不够尊重
啊，还有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问题啊。瑞卿自己一面写检讨，
一面看毛选，尽量把自己的缺点、错误从重检讨。写好检讨，送上去，
康生先说不行，说是只检讨了一些鸡毛蒜皮。这个检讨过不了关，还
要写。瑞卿万般无奈，实在检讨不出来。然后，小平同志就说：“检
讨不出来，就好好读点书，把一些事情好好想想，从思想上提高提高，
花上几个月、半年的时间。”
这样的安排，我看瑞卿还是能够接受的样子。他也想安静安静，
想想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他很认真地看毛选，还想读一点哲学著作。
可是还是安静不了，３月份会议突然来了。３月３日下午瑞卿接
到通知说，毛主席和中央军委常委决定开个会，是专门解决你的问题。
下午通知，３月４日上午就开会。瑞卿思想上一点准备也没有。因为
小平同志刚刚说了让瑞卿好好看看书，搞个半年左右，怎么忽然又开
会呢？
这个会一开，问题就严重了。不是上海会议上提出的反对林彪、
反对突出政治和向党伸手那三条了，瑞卿一下子就被说成反党反毛主
席。一些从来没有听说过的事情也被编造出来。说什么瑞卿上林彪家
去说，病号嘛，就是要休息。不要占着茅坑不拉屎。还在走廊上把林
彪家的猫踢一脚，大声说：走开！这些事情真是闻所未闻。可是硬是
有人证。那就是林彪的老婆、女儿，还有秘书。统统是这些人亲耳听
到的。
最让瑞卿受不了的是说他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这真是
天大的冤枉。本来林彪说瑞卿反对他，封锁他，这些问题瑞卿还是顶
得住的。我也抱着很大的希望。直到三月会议前，都觉得这个事情是
会弄清楚的。因为我们觉得毛主席是了解我们的，毛主席是会把这个
事情弄清楚的。在上海时毛主席说过：反对你林彪，还没有反对我。
还讲没有三条就挂起来，可以挂一万年。
可是三月会议一开就不是这样了，完全成了敌人，什么混进党里
来的阶级异己分子，军队中的赫鲁晓夫。比武硬说瑞卿没有向中央报
告，是“擅自大比武”，瑞卿当然知道不是“擅自”，是写了报告的。
但是写了那么多报告，这个报告是在哪一天写的，记不清了，让秘书
给查，秘书拒绝。想找一个文件都不可能了。所以完全处于一种说你
是什么，你就是什么的状况。而且，非要你自己承认。还有那３０本
马列的书是冲击学毛选。另外还有很刺耳的话，瑞卿听了从来不跟我
说，怕我受不了。人家那么整他，但他还是很坚强。说得多么刺耳，
他还是听，还是每天都去。而且坚持不能说的话就是不说。有一些公
安方面的事情就更不能说了。我觉得瑞卿是个多么坚强的人啊，这种
搞法，造谣、诬蔑、人身攻击。要是我处在他的地位，我可坚持不了
那么长的时间。可是他还是挺着。早上起来，吃了饭就准备去。可是
回来就不行了，连楼梯都上不动，第二天还是照样去，检讨照样写，
但是每天回来都上不动楼梯。他去开会，我在家里连书都看不下去，
我就等他，一听到车响，就赶紧到楼梯下面接他，把他扶上来。每天
回来都是这样。问他，他也不说，就是走不了路，不吃饭，晚上也不
睡觉。我晚上去看看他，他就在那写检讨。他把窗帘拉得严严的，谁
也看不见。
爸爸好像是因为在太长的时间里，太努力地使自己成为一个完美
和有责任的人而得到了报应。他更不幸的是处在一个狂热代替理智的
时代。总而言之，这些参加三月会议的共产党人，大多数都从发现爸
爸比自己低贱的喜悦中得到在这个疯狂世界上继续生活的勇气。否则
没有办法解释他们在这个会议上对待爸爸的态度，为什么和反犹主义
者在两千年中对犹太人的迫害一样荒谬绝伦。
３月３日，邓小平和彭真约见爸爸，对爸爸说，关于政治挂帅问
题，军队政治工作会议对你反映很强烈，常委考虑要开个会，彭真报
告主席，主席说，他也考虑开个会，会议明天开始。邓小平要爸爸做
好充分的思想准备。他对爸爸说：“我对挨斗争是有经验的。你要做
充分的思想准备就是了。”从党内斗争的角度来说，邓小平比爸爸有
经验得多，所以他后来可以经历三次大起大落，还成就了后毛泽东时
代一番改革大事业。他大概知道爸爸是从没有在党内挨过斗争的人，
所以，他希望这种提醒可以帮助爸爸渡过难关。
但是邓小平的提醒还是落空了。爸爸的思维数据库中没有这样的
储存，就算有人提醒，有人播种，但爸爸的心灵里没有这样的土壤。
所以悲剧还是发生了。
３月４日下午，在京西宾馆召开的会议实际上成了批判斗争会。
数月不见的与会者，原来都是爸爸最亲密的同志，他们或者是爸爸爱
戴、尊重的上级，或者是爱戴他、尊重他的下级，现在都变成了路人
或者仇敌。所有人都换上了一张完全不同的面孔，除了揭发罗瑞卿反
党、反对毛泽东的问题之外，就是表示自己和罗瑞卿划清了界限。爸
爸回忆当时的情况说：“所有到会的人，不仅见面不打招呼，不讲一
句话，都是以十分敌对的眼光望着我，太难受了。”
对于爸爸这样洁身自好、清澈如水的人来说，三月会议给他罗织
的各种罪名，“野心家”、“阴谋家”、“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
和各国反动派的代理人”，哪一个都可以使他七窍流血。或者，话反
过来说，如果爸爸能对人类天性有更多了解，如果他能从毛林的关系
中发现他们正在结盟的蛛丝马迹，他也许就不会采取这么激烈的方式，
就能从自己和他人的存在中找到更复杂的意义。
只要细想一下，这样的蛛丝马迹原本比比皆是。在上海会议期间
“背靠背”的时候，有一位和爸爸很相熟的人去驻地和爸爸“谈”。
爸爸谈到情急处，激动地问他：“为什么要采取这种办法？我到底犯
了什么错误？”那人也是情急之下冲口而出：“太突出，你太突出了
呀！”但爸爸就是不懂这点人性中的缺陷，就是不能充分理解“木秀
于林风必摧之，堆出于岸流必湍之”的千古明训。不久，他又打电话
给周恩来，要求去见毛泽东和林彪，他觉得他无论见到他们其中的哪
一位，都可以把事情解释清楚。周恩来说恐怕不方便见吧。爸爸急切
地说，那我给林彪打电话。周恩来也激动起来，他在电话里大声说：
“太天真！你太天真了！”
是的，爸爸是太天真了！他把应该由同类一起来承担的道德理想
背在自己身上，他无所畏惧地触动了人类隐秘丑陋的天性，他不幸处
在一个历史的“独裁”时刻。
１９６６年３月１８日，天阴无风。爸爸吃了早饭，从桌上拿起
他装满检讨的公文包，准备去开会。这时候，秘书桌上的电话响起来，
军委办公厅通知说今天的会暂时不开了。
在这一刻，爸爸下定了自戮的决心。
如果说爸爸一直希望向党向毛泽东和他的同志们说清事情的真相
的话，从他接到暂时休会的通知的这一刻起，他却忽然明白了，这一
切根本是不可能的。不是事实本身无法替他辩污，而是那些关键人物
根本不愿意承认这些真相。实际上是这个发现使爸爸方寸大乱。他赖
以立脚的基础和他的精神殿堂都在这一刻哗啦啦地坍塌下去，转眼变
成一堆废墟。如果事实真相已经不是评判是非的标准，那么他为之奋
斗了一辈子的东西到底都是一些什么呢？一向崇高圣洁的信仰忽然变
得无法理解，甚至面目狰狞。爸爸形容这一刻的心情时说：“我感到
眼前一片黑暗，毫无希望，已陷进无可名状的痛苦深渊之中。觉得除
此之外，别无出路。”
当生活变得太残酷的时候，死亡就显得温柔和光明了。
爸爸伏在案上写下遗书：
治平：
会议的事没告诉你，为了要守纪律……
永别了，要叫孩子们永远听党的话，听毛主席的话！
我们的党永远是光荣的、正确的、伟大的，你要继续改造自己！
永远革命！
爸爸写好这张字条，把它放在抽屉里。
爸爸推开妈妈的房门，妈妈正拿着一本书读，妈妈回过头来看爸
爸，爸爸说：“你在这里好好看书吧。”爸爸轻轻地带上了房门。
整个世界都安静下来。
爸爸回到自己的卧室，换上一身洁净的睡衣和一双家乡四川出产
的布底鞋。为什么是睡衣和布鞋？爸爸此时想到了什么是？永远的安
息吧，是彻底的回归家园吧，我想，在这个诀别生命的时刻，是这两
样东西大大安慰了爸爸的灵魂。随后，他轻手轻脚，形容镇定地走上
了通往顶楼的楼梯。在走上楼梯之前，他迟疑了一下，想了想，百般
珍爱地脱下那双家乡的布鞋，端端正正地放在楼梯旁。
顶楼只有一扇小窗通往平台。这扇窗太狭小了，我猜爸爸通过它
时一定十分费力。多年来，我的眼前一直晃动着这番情景，爸爸高大
的身躯正固执又急切地通过这扇小窗。窗外的平台是毫无遮拦的，爸
爸踩着已经和理想一同破碎的生命走完最后几米，投向一片虚空。
这一天，家里所有的孩子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当我们晚上
回到家里的时候，爸爸在院子水泥地上留下的血迹已经被细心地冲洗
干净。妈妈告诉我们爸爸得了感冒，住进医院了。那天晚上我们家的
屋顶下，只有知道真相的妈妈通宵未眠。">www.hanlin.com)推荐）
６０年代中期的中国共产党，虽然已经被不断升级的阶级斗争理
论弄成了一个阶级斗争的大火药桶，但它毕竟是一个掌握着国家政权，
代表国家政体的严肃大党。虽然这个党在某种程度上变成了毛泽东的
一言堂，但是民主集中制作为组织原则毕竟还写在它的章程里。所以，
毛泽东还是不得不主持召开１９６５年１２月８日的上海会议，使党
内其他主要领导人相信罗瑞卿反党反林彪反对突出政治这回事。就算
他已经决定与林彪结盟，在发动更大的政治风暴之前，他也要先稳住
全党的同志，尤其是领导集团成员的神魂和阵脚。
对毛泽东来说，在１９６５年１２月做到这一点易如反掌。
会议开始的时候，爸爸正风尘仆仆地奔波于边防线上，执行着他
总参谋长的职责。
妈妈回忆当年的情况说：１９６５年１２月９日，我和瑞卿一起
到了昆明。瑞卿作为全军的总参谋长，每年都有巡视部队的计划。此
行是计划的一部分。１０日，他和昆明军区的领导干部见了面。谈话
的时候，阎红彦、周兴都在场。大家请瑞卿同军区的一般干部见个面，
作个报告。瑞卿说没什么报告好作，不过见个面，大家谈一谈我是很
愿意的。就去同大家见了面。回到住所，秘书就来说中央来了电话通
知瑞卿到上海开会。开什么会，没有讲。
我们觉得有点突然，开会的事情怎么事前一点都不知道呢？原来
中央开会可不是这个样子的。
那时书记处的几个人，小平同志、李井泉本来都是在昆明的。他
们想去看看三线的建设情况。知道瑞卿也来昆明，电话联系好了在昆
明碰个头，然后一起去看工厂。可是瑞卿还没有到，邓、李二人就被
叫到上海开会去了。可见，开会、开什么会，他们事先也不知道的。
我们问阎红彦关于会议的情况，阎也说不清楚啊。为了给会议做
些准备，瑞卿只好打电话回北京，北京只有彭真同志在家。彭真同志
说：我只知道开会，不知道开什么会。后来，彭真同志打电话问总理，
总理大概是知道会议内容的，而且可能是给彭真同志吹了一点风。彭
真同志又打电话给瑞卿说，你去吧，去了就会知道了。我们就猜，也
许是军事上的事？因为这样子保密和紧急。
贺老总当时也在北京。接到开会的通知，贺总问：开什么会？回
答也是去了上海就知道了。飞机已经准备好了。秘书问贺总会议上要
带点什么文件？贺总说，带上地图去。可见，贺总也是猜想开会是为
了军事上的事情。到了上海，下午，刘少奇同志就跑来找贺总问开什
么会。贺老总说，奇怪，你都不知道，我怎么能够知道呢？
后来我们知道，这个会议开始之前，政治局常委中除毛泽东、周
恩来、林彪之外，大都不知会议的内容。与会人员被分批召到上海，
开会时才知道是为了整总参谋长罗瑞卿的事。会议给每个人发了一袋
子文件，也就是叶群送来的那１１份材料。这些材料只许参加会议的
人在会上看，自己保管，自己交回，不准秘书经手。会议上最活跃的
人物是连中央委员也不是的叶群，她做了三次共约１０个小时的发言。
这些发言的主要意思是说爸爸反对林彪，反对突出政治，向党伸手。
叶群编造了大量的细节来证明她的这些观点。但是这些事件的证明人
不是林彪叶群他们自己，他们的孩子，就是他们的秘书。还有一个刘
亚楼，但是他已经死了。对叶群的这些冗长琐碎的语言，与会的大多
数人表示怀疑。刘少奇会前听了叶群的汇报，只说了四个字：“难以
置信。”邓小平感到叶群的所有发言里，讲的最要害的问题是刘亚楼
说的，即爸爸要他转告林彪的四条，要林彪让贤的事。但是这时候刘
亚楼已经死了。邓小平说这是“死无对证”。最可敬佩的是爹爹（朱
德）。在会上他竟然表示同意爸爸反对林彪说毛泽东思想是顶峰的提
法。他说他也认为，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还会发展，不能讲已经是
顶峰，到了顶峰就不会发展了。会后，爹爹心情很不好。他的夫人康
克清妈妈回忆道：
１９６６年１月下旬春节期间，朱老总参加上海会议后辗转到杭
州。见面后，我发现他常常独自一人叹气，我关心地问：
“你有什么不好过？”
“没有什么。”他说得有气无力。
“不会没有什么吧！”
几十年的相处，我对他已十分了解，知道一定发生了什么使他不
舒心的事，经我再三询问，他也不说。后来他烦了，喊了一声，“不
要问了！”
过了一会儿，老总的秘书悄悄对我说，这次上海会议批判罗瑞卿，
说罗有篡军反党的野心，撤了他中央书记处书记、军委秘书长、公安
部长等职务。以后我问老总是否为上海会议的事心情不畅，他叹了一
口气说：
“肃反肃到我们党的内部核心。是真的？是假的？弄不清楚。罗
瑞卿那些事都看得见，他办的每件事都报告过中央，经毛主席同意的，
说他篡军反党，无法让人相信。”
他在屋里低头沉思，来回踱步。过了一会儿又说：
“为什么要撤？这不是撤一个罗瑞卿的问题，像这样可靠的人都
撤，打击面宽了，真假失去了标准，今后党内要不平安了。”
爸妈在上海会议召开的第三天到达上海。妈妈回忆说：
我和瑞卿是１２月１１日去上海的。平时外出，飞机起飞时间都
是由瑞卿定。这次空军却打电话来通知飞机定在１０点钟起飞。我们
问为什么定在１０点呀？空军说上海虹桥机场上有英国人的飞机要降
落，碰上了不好办。瑞卿也觉得没什么关系，１０点钟飞就１０点钟
飞吧。
上海机场上，陈丕显同志和吴法宪在等候我们。这使我们又感到
奇怪起来，因为中央规定开会是不准迎送的。平时到上海，也只有市
公安局的工作人员迎候。
我们和陈丕显同志同车进城。瑞卿总想知道开会的情况，可陈丕
显同志显得很不自然，就是不谈开会，老和瑞卿东拉西扯地谈些庄稼
啦，雨水啦，工业生产情况啦等等。后来，陈丕显同志告诉我们，他
是奉了命令不准和瑞卿谈会议的事情的。
瑞卿这个人平素喜欢和大家在一起。以前到上海开会，我们都住
锦江饭店，那里人多热闹。快进城的时候，陈丕显同志告诉我们这次
不住锦江了，锦江饭店人都住满了，住不下，另外找了一个单独的地
方让我们去住。我心里疑惑起来，这才觉得有点不对劲了。但我仍然
没有多说什么，看瑞卿，他也沉默。汽车很快就到了一个小院子（后
来知道是建国西路６１８号，原来作过波兰领事馆）。这时，陈丕显
才告诉瑞卿说总理和小平同志都在房子里等他。一听到总理和小平同
志在等，瑞卿就有些吃惊，我也很紧张。但这时已经不容我们再考虑
了。陈丕显同志的话音未落，车子已经停在一座两层的楼房前。瑞卿
下了车，就直接急步走进了楼下的会客室。
我没有看到总理和小平同志，就被人叫到楼上去了。这时候，空
气显得十分紧张。会客室、楼梯上都站了一些公安人员。上海市公安
局副局长王鉴也在场。看样子我们已经被看管起来了。
我在楼上心里万分焦急，百思不解，这是出了什么事情。我想到
楼下看看，不准。我只好又回到楼上。过了一会儿，秘书找我说不让
安电话机（瑞卿原来走到哪里都要先安自己的电话机的）。我说不让
安就别安吧。我心乱如麻，那些秘书更感到糊涂。
我在楼上等啊等啊。天黑了，我也没有心思去看表。大约是７点
钟的样子，听到院子里汽车发动的声音，我知道，这是总理和小平同
志走了。我就往楼下跑。正好瑞卿从会客室里出来要上楼。王鉴同志
走上来要扶他，瑞卿推开他，可是自己怎么也没有力气走上楼梯了。
我搀着他走上了二楼的房间。我们两人面对面地坐着，一句话也没有。
看着瑞卿的神态，我已经猜到了事情的严重性。只觉得像当头被人打
了一闷棍。好一会儿，我问瑞卿：“这是怎么了，到底什么事呀？”
瑞卿说：“开会了，说我反对林彪，封锁他，对他搞突然袭击，
反对突出政治。说我伸手。我没有我没有伸手。我的工作都是党中央
和毛主席任命的。我没有封锁他。我该和他讲的都和他讲了。就是有
些问题我向总理、主席直接讲，听他们的指示，这是应该的。而且林
彪也知道，谁都知道的……”
我看见，瑞卿流泪了。我心里难过极了。看着瑞卿痛苦的样子，
又加上这几天碰上的一连串莫名其妙的事情，我也不禁痛哭了一场。
但是，这不能使我稍微轻松一些。面对着这个我无法理解的突然变故，
我想我们大概是遇上了一生中最严重的事情。
整个上海会议期间，没有让瑞卿参加会议。说是要背靠背。瑞卿
要求去见毛主席和林彪，把问题说说清楚。总理对瑞卿说，不要去见
主席，也不要去见林彪。瑞卿当时想见的就是这两个人，不让见，别
的还见什么人呢？所以，哪儿也没去，就在那个小院子里。从１１号
到上海，一直到１７号离开，这期间哪里也没有去，就在家里等着。
参加会议的那些领导同志，谁来了就和谁谈。我不能参加他们的谈话，
只能谈完了，听瑞卿讲一讲，他说多少，我就知道多少。
在这几天里，看得出来，瑞卿从一个生龙活虎、坚定自信的人一
下子变得无可奈何。不能参加会议，又不能去见主席，受着天大的委
屈，无法辩白，真是说不出的味道。这五天里，我们唯一可以做的事
情就是在院子里走一走。那个院子有一条不到２０米长的通道。我们
就从住房的门走到院子的门，到了收发室往回走。就这样一来一回地
走。那时已经有人在监视我们了。我们自己也根本没有心情出去。就
是心里想不通，怎么也想不通。
后来，总理和小平同志又一起来对瑞卿说：“主席说了，没有这
三条（指反对林彪，反对突出政治和向党伸手），有别的，可以检讨
别的。”
瑞卿说：“别的有什么呀？”
回答：“你和别人的关系不好。”
瑞卿回来告诉了我，我就对他说：“关系不好，那就检讨关系吧。”
所谓关系不好，就是说瑞卿在工作中不尊重老帅。刘伯承同志听
到这个说法，就说：“我这个人身体不好，进城后不能做什么工作，
罗长子还是往我这儿跑，有事同我商量，我倒没什么感觉。”
１６号，总理和小平同志又来了。他们告诉瑞卿，毛主席对林彪
说，反对你，还没有反对我呢。就是反对我到长江里游泳，还是一片
好意。这是一。第二，主席说，如果没有这三条，可以把问题先挂起
来，中国有很多问题都是挂起来的，挂几百年不行，还可以挂一万年。
有什么就检讨什么。还说，瑞卿的工作是有成绩的。主席讲，这个事，
我们也有责任，没有发现，及时教育。然后就说，告诉罗总长回北京，
回北京再说吧。
那天，卓琳同志坐同一辆车来看我。他们三个在楼下谈，卓琳就
上楼来找我。她劝了我一阵，我就问她：“你们是什么时候来的，发
了些什么文件？”
卓琳说：“不要提了，不要提了。这次开会和过去什么都不一样，
非常神秘。我们这些当秘书的都看不见文件。都是小平同志自己装在
口袋里。看完了，谁交给他的就退给谁。”
后来，贺龙同志的夫人薛明回忆说：贺老总也是这样，发了文件
就自己装在口袋里。后来，两个口袋装得满满的，也不让她收拾整理
一下。
我又问卓琳：“你看到什么人吗？”
卓琳说：“谁也不走动，不串门。不好串门呀。”过了一会儿，
她又说：“这个问题本来可以不这样办，但是现在已经这样办了，那
么就这样子吧。让总长好好注意身体。回北京后家里还有孩子，可以
解解闷。”她还特别对我讲：“我对你说的这些话，都不是小平同志
的意思。也没有见什么文件，是我自己有这么个感觉。”
１７日，我们和总理、小平同志、李富春同志回北京，在飞机上
我碰到了张茜。我问她，你怎么一个人回来？她说，陈老总没开完会
就走了，说他有事，又没有什么好说的。
到了北京，原来我们因为修房子而暂住钓鱼台。瑞卿很自觉，觉
得那里有外宾，不好。我们就搬到了新六所二号楼。
后来，爸爸在自传里这样描述他上海会议以后的痛苦心情：
从上海回到北京后，我即写了报告给主席、中央，请求调离我在
军队中的一切职务和与军事有关的职务，如国防工业办公室主任、人
民防空委员会主任、国防委员会副主席等。中央很快就批准了，并将
批准及我的报告转发全国军队团以上，地方县委、县公安局长以上。
并将电报抄给了我。
因我不在军队工作了，军委办公厅来人撤了电话机。我还要秘书
将我的枪、猎枪和秘书们的枪都交上去。彭真同志专门打了一个电话
给秘书，说猎枪可以保留一支给孩子们玩。我说，不要留，全部交。
我曾经要求出去理个发。组织上交待说，不要去，以免碰到熟人。
以后，我除了到３０１医院拔了一颗牙，什么地方我都没有去。
回到北京后我住在新六所。孩子们都回来了。可他们还什么都不
知道，仍如往常。看到这一群孩子，尤其是三个小的。想到自己的错
误会连累他们，真是万分痛恨自己，恨不得立刻将自己彻底毁灭掉！
有一天，吃中午饭临近尾声，爸爸对我们所有在座的人说：“将
来我退休了，带上你们都回四川老家去。咱们四川可是个好地方呐。”
爸爸的声音是轻松的，声音里还带着笑。这句话引起了全家人一阵小
小的欢乐。
爸爸不能不觉得，上海会议是毛主席和林彪对他的误会。他相信
有一天，他能够解释清楚。实在不行，退休，带着我们全家人回四川
老家，就是他所估计到的最严重的后果了。
不久，妈妈发现她上街的时候后面有人跟梢。她告诉爸爸，爸爸
说那你就尽量少出去吧。妈妈就更多待在家里，待在爸爸身边。
妈妈回忆说：
快过春节了，我们回到城里自己的家。中央一些负责人都来找瑞
卿谈，但是还是不准见毛泽东和林彪，只让写检讨。说是没有上海会
议上说的三条，有什么就检讨什么。关系问题啊，对老帅够不够尊重
啊，还有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问题啊。瑞卿自己一面写检讨，
一面看毛选，尽量把自己的缺点、错误从重检讨。写好检讨，送上去，
康生先说不行，说是只检讨了一些鸡毛蒜皮。这个检讨过不了关，还
要写。瑞卿万般无奈，实在检讨不出来。然后，小平同志就说：“检
讨不出来，就好好读点书，把一些事情好好想想，从思想上提高提高，
花上几个月、半年的时间。”
这样的安排，我看瑞卿还是能够接受的样子。他也想安静安静，
想想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他很认真地看毛选，还想读一点哲学著作。
可是还是安静不了，３月份会议突然来了。３月３日下午瑞卿接
到通知说，毛主席和中央军委常委决定开个会，是专门解决你的问题。
下午通知，３月４日上午就开会。瑞卿思想上一点准备也没有。因为
小平同志刚刚说了让瑞卿好好看看书，搞个半年左右，怎么忽然又开
会呢？
这个会一开，问题就严重了。不是上海会议上提出的反对林彪、
反对突出政治和向党伸手那三条了，瑞卿一下子就被说成反党反毛主
席。一些从来没有听说过的事情也被编造出来。说什么瑞卿上林彪家
去说，病号嘛，就是要休息。不要占着茅坑不拉屎。还在走廊上把林
彪家的猫踢一脚，大声说：走开！这些事情真是闻所未闻。可是硬是
有人证。那就是林彪的老婆、女儿，还有秘书。统统是这些人亲耳听
到的。
最让瑞卿受不了的是说他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这真是
天大的冤枉。本来林彪说瑞卿反对他，封锁他，这些问题瑞卿还是顶
得住的。我也抱着很大的希望。直到三月会议前，都觉得这个事情是
会弄清楚的。因为我们觉得毛主席是了解我们的，毛主席是会把这个
事情弄清楚的。在上海时毛主席说过：反对你林彪，还没有反对我。
还讲没有三条就挂起来，可以挂一万年。
可是三月会议一开就不是这样了，完全成了敌人，什么混进党里
来的阶级异己分子，军队中的赫鲁晓夫。比武硬说瑞卿没有向中央报
告，是“擅自大比武”，瑞卿当然知道不是“擅自”，是写了报告的。
但是写了那么多报告，这个报告是在哪一天写的，记不清了，让秘书
给查，秘书拒绝。想找一个文件都不可能了。所以完全处于一种说你
是什么，你就是什么的状况。而且，非要你自己承认。还有那３０本
马列的书是冲击学毛选。另外还有很刺耳的话，瑞卿听了从来不跟我
说，怕我受不了。人家那么整他，但他还是很坚强。说得多么刺耳，
他还是听，还是每天都去。而且坚持不能说的话就是不说。有一些公
安方面的事情就更不能说了。我觉得瑞卿是个多么坚强的人啊，这种
搞法，造谣、诬蔑、人身攻击。要是我处在他的地位，我可坚持不了
那么长的时间。可是他还是挺着。早上起来，吃了饭就准备去。可是
回来就不行了，连楼梯都上不动，第二天还是照样去，检讨照样写，
但是每天回来都上不动楼梯。他去开会，我在家里连书都看不下去，
我就等他，一听到车响，就赶紧到楼梯下面接他，把他扶上来。每天
回来都是这样。问他，他也不说，就是走不了路，不吃饭，晚上也不
睡觉。我晚上去看看他，他就在那写检讨。他把窗帘拉得严严的，谁
也看不见。
爸爸好像是因为在太长的时间里，太努力地使自己成为一个完美
和有责任的人而得到了报应。他更不幸的是处在一个狂热代替理智的
时代。总而言之，这些参加三月会议的共产党人，大多数都从发现爸
爸比自己低贱的喜悦中得到在这个疯狂世界上继续生活的勇气。否则
没有办法解释他们在这个会议上对待爸爸的态度，为什么和反犹主义
者在两千年中对犹太人的迫害一样荒谬绝伦。
３月３日，邓小平和彭真约见爸爸，对爸爸说，关于政治挂帅问
题，军队政治工作会议对你反映很强烈，常委考虑要开个会，彭真报
告主席，主席说，他也考虑开个会，会议明天开始。邓小平要爸爸做
好充分的思想准备。他对爸爸说：“我对挨斗争是有经验的。你要做
充分的思想准备就是了。”从党内斗争的角度来说，邓小平比爸爸有
经验得多，所以他后来可以经历三次大起大落，还成就了后毛泽东时
代一番改革大事业。他大概知道爸爸是从没有在党内挨过斗争的人，
所以，他希望这种提醒可以帮助爸爸渡过难关。
但是邓小平的提醒还是落空了。爸爸的思维数据库中没有这样的
储存，就算有人提醒，有人播种，但爸爸的心灵里没有这样的土壤。
所以悲剧还是发生了。
３月４日下午，在京西宾馆召开的会议实际上成了批判斗争会。
数月不见的与会者，原来都是爸爸最亲密的同志，他们或者是爸爸爱
戴、尊重的上级，或者是爱戴他、尊重他的下级，现在都变成了路人
或者仇敌。所有人都换上了一张完全不同的面孔，除了揭发罗瑞卿反
党、反对毛泽东的问题之外，就是表示自己和罗瑞卿划清了界限。爸
爸回忆当时的情况说：“所有到会的人，不仅见面不打招呼，不讲一
句话，都是以十分敌对的眼光望着我，太难受了。”
对于爸爸这样洁身自好、清澈如水的人来说，三月会议给他罗织
的各种罪名，“野心家”、“阴谋家”、“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
和各国反动派的代理人”，哪一个都可以使他七窍流血。或者，话反
过来说，如果爸爸能对人类天性有更多了解，如果他能从毛林的关系
中发现他们正在结盟的蛛丝马迹，他也许就不会采取这么激烈的方式，
就能从自己和他人的存在中找到更复杂的意义。
只要细想一下，这样的蛛丝马迹原本比比皆是。在上海会议期间
“背靠背”的时候，有一位和爸爸很相熟的人去驻地和爸爸“谈”。
爸爸谈到情急处，激动地问他：“为什么要采取这种办法？我到底犯
了什么错误？”那人也是情急之下冲口而出：“太突出，你太突出了
呀！”但爸爸就是不懂这点人性中的缺陷，就是不能充分理解“木秀
于林风必摧之，堆出于岸流必湍之”的千古明训。不久，他又打电话
给周恩来，要求去见毛泽东和林彪，他觉得他无论见到他们其中的哪
一位，都可以把事情解释清楚。周恩来说恐怕不方便见吧。爸爸急切
地说，那我给林彪打电话。周恩来也激动起来，他在电话里大声说：
“太天真！你太天真了！”
是的，爸爸是太天真了！他把应该由同类一起来承担的道德理想
背在自己身上，他无所畏惧地触动了人类隐秘丑陋的天性，他不幸处
在一个历史的“独裁”时刻。
１９６６年３月１８日，天阴无风。爸爸吃了早饭，从桌上拿起
他装满检讨的公文包，准备去开会。这时候，秘书桌上的电话响起来，
军委办公厅通知说今天的会暂时不开了。
在这一刻，爸爸下定了自戮的决心。
如果说爸爸一直希望向党向毛泽东和他的同志们说清事情的真相
的话，从他接到暂时休会的通知的这一刻起，他却忽然明白了，这一
切根本是不可能的。不是事实本身无法替他辩污，而是那些关键人物
根本不愿意承认这些真相。实际上是这个发现使爸爸方寸大乱。他赖
以立脚的基础和他的精神殿堂都在这一刻哗啦啦地坍塌下去，转眼变
成一堆废墟。如果事实真相已经不是评判是非的标准，那么他为之奋
斗了一辈子的东西到底都是一些什么呢？一向崇高圣洁的信仰忽然变
得无法理解，甚至面目狰狞。爸爸形容这一刻的心情时说：“我感到
眼前一片黑暗，毫无希望，已陷进无可名状的痛苦深渊之中。觉得除
此之外，别无出路。”
当生活变得太残酷的时候，死亡就显得温柔和光明了。
爸爸伏在案上写下遗书：
治平：
会议的事没告诉你，为了要守纪律……
永别了，要叫孩子们永远听党的话，听毛主席的话！
我们的党永远是光荣的、正确的、伟大的，你要继续改造自己！
永远革命！
爸爸写好这张字条，把它放在抽屉里。
爸爸推开妈妈的房门，妈妈正拿着一本书读，妈妈回过头来看爸
爸，爸爸说：“你在这里好好看书吧。”爸爸轻轻地带上了房门。
整个世界都安静下来。
爸爸回到自己的卧室，换上一身洁净的睡衣和一双家乡四川出产
的布底鞋。为什么是睡衣和布鞋？爸爸此时想到了什么是？永远的安
息吧，是彻底的回归家园吧，我想，在这个诀别生命的时刻，是这两
样东西大大安慰了爸爸的灵魂。随后，他轻手轻脚，形容镇定地走上
了通往顶楼的楼梯。在走上楼梯之前，他迟疑了一下，想了想，百般
珍爱地脱下那双家乡的布鞋，端端正正地放在楼梯旁。
顶楼只有一扇小窗通往平台。这扇窗太狭小了，我猜爸爸通过它
时一定十分费力。多年来，我的眼前一直晃动着这番情景，爸爸高大
的身躯正固执又急切地通过这扇小窗。窗外的平台是毫无遮拦的，爸
爸踩着已经和理想一同破碎的生命走完最后几米，投向一片虚空。
这一天，家里所有的孩子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当我们晚上
回到家里的时候，爸爸在院子水泥地上留下的血迹已经被细心地冲洗
干净。妈妈告诉我们爸爸得了感冒，住进医院了。那天晚上我们家的
屋顶下，只有知道真相的妈妈通宵未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