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中央特别行动科，简称中央特科，是中国共产党在20世纪20至30年代期间，
所建立的一个情报和政治保卫机关，主要活动地域在当时中共中央所在地上海。
中央特科主要从事地下工作，其中包括情报收集、对中共高层人物实施政治保卫、
防止中共高层人物被国民政府和公共租界当局逮捕或者暗杀，并开展针对国民政府的渗透活动。
中央特科还有一个重要任务，是采用暗杀的方式惩处背叛并且对中共造成严重危害的前中共党员。
中央特科存在时间自1927年至1935年。
1927年11月，中央在上海建立政治保卫机构——中央特科，由周恩来直接领导。
1928年11月，中央又决定由向忠发、周恩来、顾顺章组成特别委员会，领导特科工作，由周恩来实际主持。
特科的主要任务是保卫中央领导机关的安全、了解和掌握敌人的动向、营救被捕同志和惩办叛徒特务。
特科设总务、情报、保卫三科，
总务科（一科）负责设立机关，布置会场和营救安抚等工作，科长洪扬生；
情报科（二科）负责收集情报，建立情报网，科长陈赓；
保卫科（三科，也称红队、打狗队）负责保卫机关，镇压叛徒特务等，科长顾顺章（兼）。
1928年又增设了无线电通讯科（四科），负责设立电台，培训报务员，开展与各地的通讯联络工作，科长李强。
特科在上海开展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建立反间谍关系，派李克农、钱壮飞、胡底等人打入敌特机构，建立秘密电台，营救任弼时、关向应等领导干部，惩治叛徒何家兴、贺治华（女）、白鑫等等，为保卫党中央的安全发挥了重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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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12月，中共成立“中央特别工作委员会”，对外称“敌区工作委员会”，统管全党的情报、保卫工作。周恩来任主任、张浩任副主任。不久周恩来去国统区谈判，又由康生接任主任，潘汉年任副主任。1938年春，根据政治局会议决定，中央特别委员会下设：战区部，部长杜理卿（许建国）；城市部，部长潘汉年、副部长汪金祥；干部部，部长陈刚。1938年又成立“中央保卫部”，由杜理卿任部长。
中央社会部负责领导全党各根据地和敌区的保卫工作和情报工作，部长由康生担任。中央社会部的机构十分精干，下设：第一部（侦察），部长许建国；第二部（情报），部长潘汉年、孔原、曾希圣；办公室和秘书处。以后又有调整。根据中央的决定，各地相继成立了社会部，其中有中共西北局社会部（陕甘宁边区保安处）、中共北方局晋察冀分局社会部、中共晋西北区党委社会部及潘汉年、王超北情报系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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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11月29日，一架苏联军用飞机降临延安。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朱德、博古、张国焘等在延安的所有中共领导人，冒着大雪在机场恭迎。
从苏联归国的王明、赵容，从新疆搭机的陈云，一起走下飞机。毛泽东热情洋溢地说：欢迎从昆仑山下来的“神仙”，欢迎我们敬爱的国际朋友，欢迎从苏联回来的同志们，这叫喜从天降！
第三章 三八式：步枪、干部、中社部康生部长、潘汉年、李克农副部长（2）
在共产国际七大上，中共有王明、周恩来、张国焘、毛泽东当选执行委员会委员，赵容、博古当选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王明还当选执委会主席团委员、政治书记处候补书记，主管亚洲和拉丁美洲各国共产党的工作。赵容当选主席团候补委员，接替王明担任中共代表。王明在共产国际的地位，比中共的所有领袖包括毛泽东都高！
毛泽东的欢迎不是客气。不久，这架飞机上下来的三个人都担任了中共中央的重要职务。王明任中央统战部部长、赵容任中央社会部部长、陈云任中央组织部部长。不久，赵容改名康生。
1941年3月李克农回到延安，任中社部副部长。9月，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中央情报部，中社部部长康生兼任中情部部长，中社部副部长李克农兼任中情部副部长。康生把主要精力用于整风审干，就由李克农主持中社部和中情部常务工作。1946年底，搞“抢救运动”声名狼藉的康生，不得不离开延安到晋绥搞土改，中社部和中情部就由李克农负责。抗战胜利后国共和谈，李克农又出任“军事调处执行部”的中共代表团秘书长。
建国后，李克农任军委情报部部长、外交部副部长、副总参谋长，主持朝鲜停战谈判，参加日内瓦会议，将情报工作与多方面工作结合起来。李克农一直主管情报工作，提出一整套情报工作的方针、政策、方法，确立情报工作的体系。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根据“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方针，大批冤假错案被平反，潘汉年一案的复查也被提上了议事日程。时任中共中央纪委书记的陈云亲自过问了此事。陈云和潘汉年在十年内战时期，有过两度共事的经历，作为中纪委书记，在倾听了有关“潘案”的反映后，感到有责任把这一案件弄清楚，以对党和潘汉年本人负责。
1980年12月23日上午，陈云指示办公室秘书给公安部打电话，说他要调阅潘汉年案件的材料，请公安部当天下午就将“潘案”的最后定案的全部材料送到他那里。
10天后，陈云办公室的秘书又给公安部打电话，请公安部迅速整理一份有关“潘案”处理过程的梗概材料，送交中纪委。陈云还找了过去对潘汉年比较了解的同志，如廖承志、夏衍等，让他们把对潘汉年的了解写出系统的、具体的材料，交给中纪委。
1981年1月16日，公安部在中纪委和陈云的督促下，写了关于潘汉年一案的概况材料，如实地反映了潘案的处理全过程，特别是将1945年刘少奇、康生给饶漱石的电报（以说明潘汉年和李士群等汉奸的接触，是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精神做的）和1955年6月李克农给中央政治局的报告中为潘汉年案件提出的反证材料，一并向中纪委作了汇报。这两份材料，为潘汉年案的再次复查和最终平反提供了有力的线索和证据。
经过一年零五个月的努力复查，结果表明，原来认定潘汉年是“内奸”的结论根本不能成立。1982年8月23日，中共中央根据中纪委的复查结果，正式发出了《关于为潘汉年同志平反昭雪、恢复名誉的通知》，至此，蒙冤多年的潘汉年案重又恢复了历史的本来面目。
（董建文 摘自5月27日《人民政协报》 作者 徐林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