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八年二月十日的早晨六点，几个军人敲开了我们的家门，出示了空四军的证件，说是要接爸爸出去谈话。爸爸镇静地穿上衣服，把手表交给妈妈，对妈妈说：“我可能一时回不来了，有几句话要跟你说清：第一，我不是反革命，不会反党反毛主席。第二，我不会自杀，如果有人说我自杀了，你不要相信。第三，无论家里有多困难也要给老母亲寄钱。”
爸早对我说过：干保卫工作的人自己最没有安全，苏联的贝利亚就是被自己人枪决的。可见爸爸已经预感到他面临的正是掌握了核心机密的人必定会有的下场。在文革开始时，我看到过爸爸对那些不明事理的造反群众的恐惧。但这一次，他却镇静自若，如同已经视死如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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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文伯专案组”为了逼迫魏文伯承认自己是“叛徒”，经常两三天连续审问他，不许他睡觉，也不让他吃饱饭。1968年10月，魏文伯作了一首小诗《遣怀》抒发心声：“饥饿思饭好，疲劳知床亲。岁寒识松柏，贫困见人心。”
专案组人员反反复复地要魏文伯交待几次被捕及“叛变”的情况。可魏文伯先后写了几百遍，都是同样的内容。专案组人员为了达到目的，甚至还丧心病狂地采取非人道的审讯手段。他们明知道魏文伯心脏不好，却故意用橡皮胶带把魏文伯的嘴巴、鼻子封住，只留一点点透气的小孔。1968年3月，专案组人员为了逼他承认1930年第二次被捕时出卖过同志，连续两天两夜批斗和审讯。到第三天晚上，魏文伯病倒了，头昏，发冷，四肢发抖，可专案人员仍不放过他，叫医生在旁边观察，继续审讯。后因魏文伯被折磨得出现抽痉现象，医生说有脑溢血的危险，才被送到医院急救。1969年12月，专案组在北京二七机车车辆厂所谓“对敌斗争经验”的启发下，又对魏文伯发起了一个11个半天和一个晚上的连续审讯攻势，直到折磨得他精神恍惚，神志不清。
无论专案组使出什么样的手段，魏文伯始终拒不认罪。1968年11月，他以一首《自励》激励自己：“幽居久病唤如何？人到白头阅历多。年老心红犹未晚，随时努力莫蹉跎。”他坚信自己的问题一定会有解决，几个跳梁小丑横行霸道的时代终将结束。“花落花开自有期，上台终有下台时。长途跋涉防迷路，一举一言仔细思。”
1973年3月29日，魏文伯与曹荻秋同时获释回家，但仍无行动自由。魏文伯以诗记述了他当时的心情：“大厦忽倾垂，双燕声叫危。望到清明日，重见燕飞回。”这位老人就是这样永不放弃希望，当专案组在最后上报中央的结论中认定他“在北平四次被捕，其中三次叛变，后来又公开发表反共文章，罪行极其严重。……戴上叛徒帽子，永远开除出党”。魏文伯表示强烈抗议，先后三次给市委写信，并请送党中央、毛主席、周总理，对强加的叛徒罪名予以坚决驳斥。张春桥对此大为恼火，恶狠狠地批示：“专案组可以再同他谈一次，驳回他的翻案，他的信可以存专案组，不必干扰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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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67年至1969年两年多的圈禁中，失去了人身自由的陶铸经常在室内读书练字，用毛笔把诗写在旧报纸上。有一次，他给女儿讲李贺的诗：
“我有迷魂招不得，雄鸡一声天下白。少年心事当挈云，谁念幽寒坐呜呃。”
困厄苦闷与不甘消沉的心情可见一斑。
1967年9月姚文元发表《评陶铸的两本书》，借题发挥，掀起新一轮的阶级斗争高潮。陶铸悲愤中写道：“自杀，就是见不得人的事，不想把自己的问题弄清楚。当然也有这样可能，就是你去见了马克思，问题还是弄不清楚。那也不要紧，事实终归是事实，最后还是可以弄清楚，请相信四句话：
性质纵已定，还将心肝掏。苌弘血化碧，哀痛总能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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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筝 渔光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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