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红军建军至长征结束 暨 毛泽东厄舛沉浮 简历（初稿）】------- 精致原创 翻转不咎

 

井冈山时期

 

简编年史 大事记概   力图实确 年月日时  提纲挈领  索引入门

 

重上井冈山 1965年5月下旬

 

 

1927-4-12 蒋介石 对共产党 和农工 大肆屠杀。

1927年5月21日（馬日）晚上, 马日事变。国军許克祥，何键 等 在長沙发动的一場反共屠共 并反对武汉国民政府的兵變。

1927-8-1 张太雷 周恩来 等 在南昌起义， 旋即兵败南走广东。

1927-8-1 著名的“八七”会议， 武汉， 瞿秋白主持， 毛泽东 明确提出 “枪杆子里出政权”。

1927-9-9  毛泽东 在湘东赣西地区 组织领导了 秋收起义。

1927-9-29至10月3日，毛泽东在江西永新县三湾村，领导了举世闻名的“三湾改编”。支部建在连上，党治军。

1927年10月24（27？)日 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军 上井冈山，与袁文才和王佐的队伍会合。

1928年4月28日，毛泽东率领的秋收起义部队与朱德、陈毅领导的部分南昌起义部队自广东败北后 在井冈山胜利会师。井冈山朱毛会师后成立了红四军，当时，直接领导红四军的有三个中共的组织机构：湖南省委前委、湘赣边界特委、红四军军委。前两个除了领导军队外，还负有领导地方党的责任，都是毛泽东任书记，红四军军委则先后由陈毅、朱德担任书记。

1928年6月18日，中国共产党第六次代表大会在苏联莫斯科近郊兹维尼果罗德镇塞列布若耶别墅召开。

1928年7月22日，平江起义，湖南省平江县，滕代远（中共湘鄂赣边界特委书记），彭德怀领导的一场武装起义。

1828年12月14日，滕代远，彭德怀，黄公略 率领的平浏起义部队 与朱毛红军在江西宁冈新城西门外会师，并入井冈山红军。（有说：1928年12月10日，彭德怀率领红五军的800多人，上了井冈山）。

1929年2月7日中共中央秉承共产国际书记布哈林的观点致信朱毛及湘赣边特委，（俗称中央“二月来信”）中提到要朱德、毛泽东离开红四军。朱毛汇合之后，并不是没有矛盾，而是矛盾多多， 其中既有正规部队同地方农民起义军的矛盾，也有关于领导权的问题纠纷。 其中最主要的矛盾体现在了关于前委的权力分配问题上。

1929年4月初，中央特派员刘安恭找到了刚刚抵达江西瑞金不久的红四军军部，带来中央的“二月来信”。

1929年5月，红四军攻克龙岩城。由于地方工作繁忙，前委决定恢复2月初撤销的中共红四军军委，指定刘安恭任临时军委书记。刘安恭试图改变红四军的领导机制，提出“前委只讨论行动问题，不要管其他事”。下级党委（军委）作决定，限制上级党委（前委）的领导权，这显然是错误的。5月底，在永定的湖雷，毛泽东主持召开了中共红四军前委会议。会上就红四军内是否仍要设立军委发生了激烈争论。争论之后意见未能统一。

          毛泽东感到，争论焦点虽集中在“要不要设军委”，但实质是“党要不要领导军队”的问题。前委于6月8日在白砂召开了前委扩大会议，毛泽东关于“军委应撤销，集中权力于前委”的主张遭刘安恭极力反对。毛泽东表示“不能担负这种不生不死的责任”，提出辞职。                愈演愈烈的争论过程中，在红四军中一直作为军事主管的敦厚长者朱德，却和毛泽东意见不同。一时间，红四军的两位最高领袖针尖对麦芒。在两位最高领导人有分歧的情况下，又有两个人推波助澜，把问题进一步激化。               其一是刘安恭。他仍以中央特派员的身份继续坚持建立军委，而且把红四军分为两派，说“朱德同志是拥护中央指示的”，指责毛泽东是“自创原则，不服从中央指示”。                    另一个人是林彪。他写信支持毛泽东的同时，把攻击的矛头对准了朱德：“现在红四军里实有少数同志的领袖欲望非常高涨，虚荣心极端发展，这些同志又在群众中是比较有地位的……”

            有鉴于此，前委要求毛泽东和朱德“各作一篇文章，表明他们的意见”。于是，在6月出版的红四军前委油印刊物《前委通讯》上，同时刊载了两封《给林彪的信》，作者分别是毛泽东和朱德。         这两篇文章中，双方还是没有丝毫退让。毛泽东更在信的最后，再次重申了辞去前委书记职务的决定。            

            陈毅各打五十大板。 毛泽东两次提出辞职后，红四军前委书记由政治部主任陈毅代理。陈毅面临的第一个难题，就是必须了结朱毛之争，以免军心浮动。前委决定召开红四军第七次代表大会，终止争论，化解矛盾。陈毅最终选择了这样的办法：“对毛主席我打他一棒，对朱军长我打他一棒，对刘安恭我也打他一棒。”              会上，陈毅指责毛泽东说：“毛泽东同志是家长式管理，搞的是一言堂，谁也说的不对，只有他说的对，他说马克思主义要和中国革命的实际相联系，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低估和信任不够……”他批评朱德“是旧军队里面出来的，江湖义气浓厚”，“从来不重视政治思想工作，总以为自己就可以包打天下，那还要党干什么……”最后陈毅对二人说道：“你们是秦晋大国，我是小国，处在你们大国之间，我哪边都不好得罪。我就是怕红军分裂，所以，就请你们高抬贵手，尽快和解为上。”            陈毅的发言得到了红四军多数官兵的赞同。会后选举时，毛泽东、朱德二人都落选了，陈毅被选为前委书记。     会议对毛泽东、朱德间的争论做出的处理是，毛泽东身为党代表、前委书记，应负较大责任，给予毛泽东严重警告处分；给予朱德以书面警告处分。

1929年6月22日，中共红四军第七次代表大会由陈毅主持在福建岩城内召开。会期一天，会议一直开至深夜始散。红四军“七大”会议结束后，

1929年7月8日，毛泽东愤然离开红四军，前往上杭县蛟洋指导闽西地方工作 并养病。同去的有蔡协民、谭震林、江华、曾志、贺子珍。              

1929年7月29日，国民党重新组织“三省会剿”，叫嚷通过合围用一个星期把闽西根据地一举解决掉。陈毅主张立即召开前委会议，确定御敌方案。朱德认为应该同毛泽东商量商量，陈毅赞同。 陈毅、朱德连夜赶到毛泽东的住地，召开前委会议讨论对策。毛泽东说：“我们不要硬拼，要硬中带韧，采用牛篦政策，用力压就瘪下去，一放手又弹回原样。敌人来了，我们分散转移，缩小目标，转移敌人视线，分散敌人力量。等敌人走了，我们再打回来。”“如果三省‘会剿’之敌来进攻闽西，我们可以取道闽北入赣东、赣南，或入福州、延平之间活动；或兵分两路，一路往闽北，一路留闽西。”         前委会上，决定由陈毅去上海向中央汇报红四军的情况。当陈毅提出毛泽东回红四军主持前委工作时，却遭到了毛泽东的一口拒绝：“七大的做法我不能同意，我不能随随便便就回去。” 前委会议后，朱德独挑重担，临时代理前委书记，转战闽西粤东。在攻下上杭之后，召开了红四军第八次代表会议。会议采取自下而上的民主制，摆开问题让大家争论。不少代表提议请毛泽东回前委主持工作，朱德也认为红四军的工作离不开毛泽东，遂与郭化若及一部分党代表联名写信请毛泽东回来。毛泽东给前委回了信：“我平生精密考虑事情，严正督促工作，这是‘陈毅主义’的眼中钉。陈毅要我当‘八边美人，四面讨好，我办不到’。我反对敷衍调和、模棱两可的‘陈毅主义’。”

1929年9月28日，经（上海）中共政治局集体讨论由周恩来签发了中共中央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俗称“九月来信”。“九月来信”肯定了毛泽东关于工农武装割据，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的战略思想。

1929年10月22日晚上，由陈毅作为前委书记主持召开了前委会议。陈毅说：“我们都要把毛泽东请回来，向他承认错误。”朱德表示：“同意。” 陈毅三次用快马给毛泽东送信，既汇报中央“九月来信”精神和周恩来同志的口头指示，并写上：“七大没有开好，我犯了错误。中央认为你的领导是正确的。四军同志盼你早日归队，就任前委书记。这是中央的意思，也是我和玉阶（朱德）以及前委的希冀。”毛泽东连接三信，回信表示不久就会回到四军。 这之后，朱德、陈毅和许多同志一样，从实践中认识到毛泽东所坚持的政治原则的可贵，提议请毛泽东重新主持前委工作。1929年12月底，红四军在古田召开“九大”，毛泽东重新当选为前委书记。

1929年12月28日至29日，古田会议，中国工农红军中的红四军（毛朱陈红军）在福建省上杭县古田镇召开的第九次全军党代表大会，在会上毛泽东确立了其在红四军中的领袖地位。会议认真总结了南昌起义以来建军建党的经验，确立了人民军队建设的基本原则，核心内容党指挥枪，不是枪指挥党，重申了党对红军实行绝对领导，规定了红军的性质、宗旨和任务等事关党的事业兴衰成败的根本性问题。此乃中国共产党史上重要的会议之一。

1930年9月24日至28日，中共六届三中全会在上海一幢临时租用的洋房里秘密举行，瞿秋白和周恩来主持会议。李立三受到严厉批评，实际上离开了中央领导岗位。由于共产国际一再催促，他不得不于11月间动身前往莫斯科“接受改造”。 　　周恩来是会议的实际主持人，但他很谦虚，总是把瞿秋白推到前台。因此，三中全会使瞿秋白成为党中央实际上的主要负责人。

1930年12月25日，在米夫的压力下，瞿秋白周恩来中央任命王明为江南省委书记，博古为团中央宣传部长。

1931年1月7日，六届四中全会在上海公共租界一幢西式洋楼里秘密举行。出席会议的代表37人，其中中央委员14人，候补委员8人。中央全会理应中央委员参加，可自称为“国际派”的人中没有一个是中央委员。经过特殊安排，15名非中央委员参加了会议，王明、博古等名列其中，享有和中央委员同样的权利。1月10日，政治局会议决定，向忠发、周恩来、张国焘三人为政治局常委，王明为候补常委。虽然向忠发仍是党的总书记，由于共产国际支持，实际上王明开始执掌中央大权。

1931年1月， 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中共苏区中央局成立后，根据中央的安排，周恩来担任苏区中央局书记。但当时周恩来在上海，苏区中央局书记由项英代理。

1931年3月，王明等人领导的中共中央派出的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3人组成的中央代表团从上海到达中央苏区，传达中共六届四中全会精神，处理富田事变，筹备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以任弼时为团长的中央三人代表团来到苏区后不久，中共苏区中央局向中央报告，请求撤消项英的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职务，由毛泽东接任。

1931年8月，苏区中央局书记由毛泽东代理（10月正式任命）。

1931年10月18日，王明自上海动身去苏联接替瞿秋白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年仅24岁、连中央委员都不是的博古，由于坚决拥护和执行王明“左”倾冒险主义路线，一跃而成为临时中央政治局（在上海）的负责人。

1931年11月1日至5日，在江西瑞金叶坪主持召开中国共产党中央苏区第一次代表大会，通称“赣南会议”。会上集中批判了毛泽东的多方面错误。此后，毛泽东仍按照中央的原有部署，在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兼人民委员会主席。

1931年11月，1931年11月，王明在莫斯科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发来电报调整了苏区领导机构，中革军委成立。同时宣布取消红一方面军总司令、总政委名义及其组织。这样，毛泽东在红军的职务总政委自然取消。虽然不当总政委了，但红一方面军的主要活动毛泽东还参加。

1931年12月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周恩来进入中央苏区，任苏区中央局书记。毛泽东的代理书记职务至此结束。但是，周恩来任苏区中央局书记后，为便于了解情况，仍由毛泽东主持苏区中央局工作，尽管当时毛泽东的处境已较困难。1932年1月中旬，毛泽东在瑞金叶坪主持召开中共苏区中央局主要成员会议，遭到与会者批判，会议中途更换主持人。会后不久，毛泽东辞去主持苏区中央局工作的职务，向苏区中央局请病假，赴瑞金城郊的东华山古庙养病。

1932年1月下旬开始，苏区中央局书记周恩来正式主持苏区中央局的工作。

1932年6月，蒋介石自任总司令，调集军队准备对中央苏区发动第四次围剿。战争爆发前夕，红一方面军总部恢复，朱德任总司令、毛泽东任总政治委员。苏区中央局曾提议撤销毛泽东红一方面军总政委的职务，由当时在前线的苏区中央局代表周恩来担任，周恩来很快给中央局写信，力挺毛泽东继续担任总政委的职务，并陈述了很多理由。苏区中央局暂时接受了他的建议。                不久，在毛泽东、朱德指挥下，红军发起宜黄、乐安之战，给予国民党军重创。宜黄、乐安战役后，临时中央和苏区中央局即令红军北进。红军本来计划北进，乘胜攻取南城。后来，发现南城有敌人3个师的兵力，已有作战准备，且宜黄、乐安战役后，蒋介石非常惊慌，唯恐红军乘胜北进，正由武汉、南昌、吉安等地调兵支援。鉴于此，毛泽东、朱德与在前线的周恩来商量后，当即改变原来部署，主动撤退到东韶、洛口一带休整，寻找战机。周恩来还致电苏区中央局和临时中央，解释红军改变计划的原因。 但是，临时中央和苏区中央局根本不听解释，一再催促红一方面军继续北进，威胁南昌，并且指责红一方面军“不宜在南丰、南城、宜黄间久待，这给群众以十二分不好的影响”。

1932年9月23日，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致电苏区中央局并告临时中央，进一步阐述他们对目前行动方针的看法，反对临时中央和苏区中央局提出的北进的方针，坚持原定的休整方案。 临时中央和苏区中央局要求红军北进，毛泽东等命令红军在东韶、洛口一带休整。矛盾变得公开化。苏区中央局决定暂时停止红军行动，立即在前方召开苏区中央局全体会议。目的很清楚：解决毛泽东等人拒不执行中央战略方针的问题。

1932年10月3日到10月8日，宁都会议。苏区中央局在宁都召开全体会议。江西省军区司令陈毅不知道要开什么会，高兴地向大家开玩笑说：你们保证把会开好，我保证你们吃好、住好、玩好，咱们三好换一好！         10月3日，会议召开。第一次会议时，因为周恩来在前线，正在往回赶，会议由任弼时主持。会上，大家先务虚，谈理论。渐渐地，有些人就冲着毛泽东来了，气氛有些紧张。第二次开会前，周恩来回来了。第二次会议由他主持。经周恩来争取，在第一次会议时被排除在会议之外的非苏区中央局成员陈毅，被同意列席会议，但规定他只能旁听，不能发言。

                     周恩来已经知道会议要干什么，有些沉默。人到齐了，他宣布开会。 会议开始不久，室内渐渐烟雾缭绕，气氛令人压抑。项英坐在周恩来对面。他首先对第一天的会议作了简要的概括：“我认为会议的焦点只有一个，那就是在前线的委员们，首先是毛泽东等同志，是否认真执行共产国际和中央的指示问题。当然，结论也只有一个：没有执行！” 周恩来说得很谨慎，“先慢一点作结论好不好？会议刚刚开始，结论已经有了，那还开什么会？也听听前方同志的意见嘛！” 项英激动得握笔的手簌簌发抖，用力把刚点着的烟在烟灰缸里摁灭，霍地站了起来，质问：“难道屡次抗拒中央的作战指示，还不能说明问题吗？每次战斗都叫苦连天，难道不是对胜利缺乏信心吗？对争取一省或数省胜利的目标采取怀疑的态度，难道还不是右倾情绪吗？” 接着，顾作霖等后方委员作了言词更为激烈的发言。                周恩来对后方苏区中央局委员们说：“前方的情况跟后方的情况不一样，和在地图上推想的更不一样……” 项英不想听前方同志作具体解释：“反正你们是寻找借口不执行命令，这是根本事实。” 周恩来一脸苦涩地说：“总应让人把话说完嘛！” 项英严厉地说：“具体事实不是问题的实质，问题的实质在于你们对命令执行的不坚决！这是对共产国际指示的态度问题。你们对国际路线是忠实的执行还是口头答应执行……这里应该特别指出的是毛泽东同志，他对国际一向采取不尊重的态度，拥兵自重。”

                       毛泽东的手里夹着一支香烟，没有点燃。他抑制住狂烈的怨忿，尽量平静地解释说：“这是不公正的！我们在前方尽一切可能按指示去做。可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命令，叫人难以接受……目前，我军的实际力量不可能攻打中心城市，这是有血的教训的……” 但是，后方的委员们却不愿听毛泽东的解释，斥责说：“应该检查主观原因，应该深挖思想根源。我们红军斗志高昂，一向是攻无不克的！”             周恩来看清楚了，握有共产国际尚方宝剑的后方委员们，对前方的几个委员采取的是一种居高临下的态度。但他还不太相信，他们会剥夺毛泽东在军队的权力。周恩来找到了一种策略，他试图把后方委员们关注的焦点从路线问题（他认为本来就不是路线问题）引到军事指挥上来：“我认为对毛泽东同志的指责过火了，这不符合实际情况，但是，我不否认军事指挥可能存在着许多问题，如果有什么错误，我有责任！甚至我的责任更大更直接。”            项英继续发言，指责：“这不是军事指挥问题，而是指导思想问题，是悲观情绪问题，是对共产国际的态度问题，是路线问题……这些倾向特别明显地表现在毛泽东同志身上。” 项英认为，毛泽东跟莫斯科共产国际无直接联系，也没有任何“血缘”关系，对共产国际的路线既无认识也无感情。他还认为毛泽东是个农民知识分子，对工人阶级并不真正的了解，也缺乏工人阶级革命斗争的鲜明性，执行的是富农路线，重视农村，忽视城市。他还认为毛泽东对马列主义不虔诚。说毛泽东的书箱里几乎全是封建时代的老古董，有《吕氏春秋》、《贞观政要》、《三国演义》《红楼梦》，有唐诗宋词，甚至还有《金瓶梅》。毛泽东在会上讲话，很少说马克思列宁怎么说，总是顺口来几句孔夫子怎么说，老子、庄子、韩非子怎么想……项英最后说出了后方委员们的想法：“我们认为毛泽东同志丝毫没有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为了保证国际路线在红军中得以贯彻，毛泽东同志应该离开总政委的岗位，回到后方工作。”他还提议：由周恩来负战争领导的总责。 几个后方委员表示附议，对项英的提议表示支持。                                            

                      次日，会议接着开。渐渐的，项英有些不耐烦了，他提议，要毛泽东表态。 以毛泽东的睿智，他对会议的目的已看得很清楚，他知道，任何争辩无非都是一种形式，性质早已定了，自己是少数派。再有力的雄辩，也只是徒然延长会议的时间，直到剥夺他的军权为止。有理如此，无理也如此。形势看清了，心情也就坦然了。喜吃辣子的湖南人的倔强性格，促使他要说几句杀伤力特强的话，而后拂袖而去。然而，他理智地克制了自己，只平静地说了几句话，既不是认错，也不是表态，那是很耐人寻味的几句话：“天下理无常是，事无常非。先日所用，今或弃之；今之所弃，后或用之……我恭候中央的处理。”中断了几秒钟，他又说了两个字“完了”。 会议又出现了沉默。有些人听明白了他的话，有些人没有听明白。 项英显然不愿意弄明白毛泽东讲话的含义，他说：“既然毛泽东同志已经表示听候中央处理，我想会议没有必要延长了，大家事情多得很，毛泽东同志在目前的情况下留在红军领导岗位上是不合适的！” 后方委员们附和说：“解除毛泽东同志的军内职务是非常必要的！”“我们快举手表决吧！” 周恩来尽量和缓地说：“我不同意这种仓促结论的做法，至于如何处理，要经过充分酝酿再说。” 顾作霖等立即附议项英的意见，继续对毛泽东进行批评。会场上渐渐一边倒，多数与会者认为毛泽东承认错误不够。 项英以不容置疑的口吻说：“我们还是表决吧！”                 从发言看，解除毛泽东的职务，多数人都同意。周恩来看到形势不可逆转，还想再挽留毛泽东，就说：“泽东积年的经验多偏于作战，他的兴趣亦在主持战争”，“如在前方则可吸引他贡献不少意见，对战争有帮助”。然后提议“一种是由我负主持战争全责，泽东仍留在前方助理；另一种是由泽东负主持战争全责，我负责监督行动方针的执行”。            毛泽东退意已决。他掩盖着内心的痛苦说：“我既然得不到中央局的信任，继续留在前方是不合适的。我现在身体不好，痰中带着血丝，时常低烧。我向中央请一个时期的病假。至于回不回前方，我服从组织决定。”说完，他缓缓站起，看看大家，说了句善解人意的话：“也许还有些话大家当着我的面不好讲，我现在退席。”说完，毛泽东满怀惆怅，缓缓走出会场。他实在不愿意离开他倾注了全部心血和希望的红军。                 会后，毛泽东立即准备到长汀福音医院疗养。王稼祥曾向他告别，并要求他再争取一下，留在前方。毛泽东说：“算了吧，我们是少数，还是服从多数吧！”他还对前来送别的周恩来表示：“前方军事急需，何时电召便何时来。” 毛泽东被解除军权后继续挨批，但他仍在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 几乎在开宁都会议的同时，上海的临时中央接到苏区中央局报告，博古于10月6日召集在上海的部分政治局常委开会讨论，批评毛泽东“分散工作的观点”“是保守、退却”，“是不能容许的”，强调对毛泽东应作坚决的斗争。临时中央这个电示到达中央苏区前线时，宁都会议已经结束，毛泽东已离开前线去长汀福音医院“养病”。留在宁都的苏区中央局委员继续开会。根据临时中央来电，苏区中央局决定红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一职由周恩来代理。同月26日，临时中央任命周恩来兼任红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           

1932年10月21日，由苏区中央局起草的送前方周恩来、朱德、王稼祥征求意见的《苏区中央局宁都会议经过简报》发出，由于宁都会议未留下记录和决议，所以该简报是仅有的保留至今的苏区中央局有关宁都会议的一手文献。

1932年11月，上海临时中央发出《关于军事路线给苏区中央局的指示》，将毛泽东在前三次反围剿战争中形成的积极防御战略，批判为“纯粹防御路线”，并打击和排挤了执行该路线的干部；且否定了中革军委通令中调毛泽东回到后方“中央政府主持一切工作”的决定，剥夺了毛泽东的工作权利。 毛泽东在长汀福音医院“养病”期间，见到中共福建省委代理书记罗明，二人长谈，意见渐趋一致。罗明出院后，在长汀主持召开中共福建省委会议，传达毛泽东的意见。博古等人抵达中央苏区时，途经长汀，罗明劝博古去看正在“养病”的毛泽东。博古回答：“毛泽东有什么可看的！”罗明还汇报了照毛泽东指示开展游击战争的情况，博古很反感。毛泽东在长汀“养病”4个月后，被中央召回，来瑞金主持政府工作。不久，临时中央在中央苏区开展反“罗明路线”运动，实际上是整肃毛泽东及其支持者，受牵连者还有邓小平、毛泽覃、谢维俊、古柏等人。博古对中共江西省委负责人说：“毛泽覃、谢维俊还与毛泽东通信，他们心里不满，这是派别活动。”毛泽东的亲属也受牵连，长期管理文件的妻子贺子珍改任收发，弟弟毛泽覃被撤职，并遭到开除党籍的威胁，毛泽覃的妻子贺怡被撤消中共瑞金县委组织部副部长职务，贺子珍的哥哥贺敏学被免去红二十四师代理师长职务。后来，在贺子珍陪同下，毛泽东到云石山的云山寺休养。云山寺荒凉冷清，仅有已还俗的赵和尚在庙前种菜地。毛泽东有时候读书，有时候与来菜地干活的赵和尚聊天。贺子珍回忆，当时没人敢同毛泽东说话，没人敢来看毛泽东。毛泽东回忆：“那时候，不但一个人也不上门，连一个鬼也不上门……还好，我的脑袋没有被砍掉。”实际上，还是有少数人冒政治风险来看望毛泽东，如杨至成、聂荣臻、林彪等人。

1933年1月，毛泽东回到瑞金主持中央政府工作。

1933年初，临时中共中央在上海越来越难以立足，遂决定迁入中央苏区。临行前，博古在上海另行组织中共上海中央执行局，作为中共中央的派出机构，由康生负责领导白区的工作。随后，博古与陈云一起，在秘密交通站的护送下，通过国民党的严密封锁，历经艰难曲折，进入了中央苏区。 　　1月初，博古一行来到福建上杭时，正遇上在这里开展游击战争的福建省委代理书记罗明。　1月19日，博古抵达中央苏区首府瑞金。至此，临时中央全部由上海迁到苏区。　       中共临时中央迁入瑞金后，原有的中共苏区中央局也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最初，两者并存了一段时间，有时下达的文件联名署“中共中央局、中共苏区中央局”。到了

1933年6月，“中共苏区中央局”字样消失了。这样，周恩来的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的职务，也就随之消失。博古成为中央苏区的最高首长。

1934年4月中旬，第五次反围剿期间，蒋介石集中11个师进攻中央苏区北部的广昌。仍在“养病”的毛泽东，曾找到博古、李德、周恩来组成的最高“三人团”，提出向湖南中部进军，以调动江西敌军到湖南而消灭之，但该建议未被最高“三人团”采纳。毛泽东受冷遇的情况，直到红一方面军长征到达遵义，召开遵义会议时才被改变。 1945年4月20日，任弼时在延安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上，承认宁都会议时自己批判毛泽东是“一时的宗派活动”， 此乃后话。

１９３４年１０月１０日晚，中共中央、中革军委、中央政府机关撤离瑞金，于１０月１７日傍晚在于都率领８.６万名红军主力和军委野战纵队渡过于都河，开始长征。

1934年11月27日至12月1日， 血战湘江。中央红军在湘江上游广西境内的兴安县、全州县、灌阳县，与国民党军苦战五昼夜，最终从全州、兴安之间强渡湘江，突破了国民党军的第四道封锁线，粉碎了蒋介石围歼中央红军于湘江以东的企图。但是，中央红军也为此付出了极为惨重的代价,红军由长征出发时的8.6万人锐减至3万余人。

１９３４年１２月１２日，通道会议。 湖南西南部通道县召开的。参加会议的有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张闻天、王稼祥、博古、李德等人，会议由周恩来主持。 会议讨论的是中央红军的战略行动方向方针问题。

1935年1月9日，首战娄山关，获胜。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遵义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 在贵州遵义召开的极其重要的会议，重新确立毛泽东在军内实际也包括在党内的指挥和领导权利。

1935年1月9日， 土城之战，未达预期目的，失利。一渡， 二渡赤水，走弓背陆， 迷惑蒋军。

1935年2月25日，二战娄山关 获胜。红军自被迫长征以来的第一个大胜利。此后 三渡，四渡赤水河，与蒋军兜圈子。

1935年5月12日， 会理会议。在四川会理召开的一次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

1935年6月8日，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发出《为达到一、四方面军会合的战略指示》。 　　为实现这个战略，必须翻越海拔4900多米的夹金山。6月17日早晨，毛泽东率领红军向山顶攀登，当天下午，他们就到达懋功县达维镇，受到红四方面军先头部队的热烈欢迎。18日，他们进入懋功县城，会见在这里迎候的红四方面军先头部队第30军政委李先念。与红四方面军会合。

1935年6月25日，毛泽东和中央其他领导人到懋功县城以北的两河口，欢迎从茂县前来的红四方面军主要领导人张国焘，并举行两大主力红军会师大会。朱德致欢迎词，说明两大主力红军会师的重大意义和北上的方针。张国焘在讲话中却公然提出同中央相悖的西进方针。毛泽东和张国焘是老相识了，他们都是中共一大代表，已经多年不见，在这硝烟迷漫的战火中重逢，应是十分地欣喜，但是一见面谈话，却并不投机。 　　第二天，在两河口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

1935年6月29日，毛泽东又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会议除决定任命张国焘为中革军委副主席，徐向前、陈昌浩为军委委员。中央红军为了执行《松潘战役计划》继续北进，在7月初翻过第二座大雪山，抵达卓克基，10日到达芦花（今黑水县）。朱德、毛泽东、周恩来致电张国焘，催促他立刻率部北上，并要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迅速到芦花集中指挥。 　　张国焘到芦花后，中共中央在18日举行政治局常委会议，讨论组织问题。张国焘提出要提拔新干部，主张增补一批人“可到军委”。毛泽东说：提拔干部是需要的，但不需要这么多人集中到军委，下面需要人。会议为了团结张国焘共同北上，同意将原由周恩来担任的红军总政委改由张国焘担任，周恩来调中央常委工作。中革军委当天发出通知：“仍以中革军委主席朱德同志兼总司令，并任张国焘同志任总政治委员。”21日，组织前敌总指挥部，以徐向前兼总指挥、陈昌浩兼政治委员，叶剑英兼参谋长。同时，将中央红军第1、第3、第5、第9军团依次改为第1、第3、第5、第32军，并抽调张宗逊等一批干部到红四方面军各军任职。随后，又根据红军总部的决定，红四方面军抽调了3个建制团共3700余人补充中央红军。 　　张国焘一朝权在手，便以集中统一指挥为名收缴了中央红军各军团的密电码本。彭德怀回忆说：“我完成任务后，回到芦花军团部时，军委参谋部将各军团互通情报的密电本收缴了，连三军团和军委、毛主席通报密电本也收缴了。从此以后，只能与前敌指挥部通报了。与中央隔绝了，与一军团也隔绝了。” 　　由于张国焘一再拖延，战机已被贻误，使胡宗南部得以集中兵力扼守松潘，红军已难经松潘沿大道进入甘南。中共中央只得撤销原定的《松潘战役计划》，改从自然条件极端恶劣的水草地北上，这给红军北上带来极大的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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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 突破乌江， 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 飞夺泸定桥， 爬雪山 过草地， 激战天险腊子口，等等 大家都熟悉的，在此 略而不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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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10月三军会师甘肃会宁。中央红军长征基本胜利结束。

1935年10月19日，中央红军到达陕北苏区的吴起镇。

1935年10月19日，中共中央率领中央红军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到达陕北吴旗(当时称吴起)镇，进入西北苏区，从而胜利地结束了中央红军的长征。 毛泽东到达吴起镇后，即于当天致电彭德怀：“吴起镇已是苏区边境，此地以东即有红色政权，保安城闻有红色部队，但吴起镇、金汤镇之间之金佛坪有地主武装百余守堡，拟派队消灭之。”电报还要彭德怀于次日 到吴起镇商讨行动方针，第二、第三纵队交叶剑英、邓发指挥。

1935年10月20日，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听取了陕北红二十六军骑兵团政委龚逢春等同志的汇报，了解到西北苏区错误肃反的严重形势，指示“刀下留人，停止捕人”。

1935年11月下旬，取得了直罗镇战役的胜利，给“党中央把全国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的任务，举行了一个奠基 吴起镇 吴起镇 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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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军（中央红军）长征的大致路线是：

1934年10月16日，中央红军开始渡江西的于都河，长征开始。 
1934年10月21日，在江西赣县王母渡至信丰县新田间突破国民党第一道封锁线，沿粤赣边、湘粤边西行。 
1934年11月15日，突破国民党军第二、三道封锁线。 
1934年11月25日-12月1日，从广西兴安县至全州县间，以极其惨烈的代价渡过湘江。 
1934年12月上旬，从广西老山界翻越了越城岭。 
1934年12月14日，占领贵州黎平县，打开通向贵州的门户。 
1935年1月1日-1月3日，强渡乌江。 
1935年1月7日，占领贵州遵义市。 
1935年1月15日-1935年1月17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在遵义如开政治局扩大会议（遵义会议），由此确立了毛泽东四十余年的领袖地位。 
1935年1月28日-2月9日，中央红军主力部队在贵州土城与川军郭勋祺等部队激战，双方损失惨重，一渡赤水。 
1935年2月28日，再占遵义城。 
1935年3月21日，由二郎滩 、九溪口、太平渡东渡赤水（四渡赤水）。 
1935年3月29日-3月31日，南渡乌江。 
1935年4月25日，进入云南，分三路西进。 
1935年5月9日，在云南皎平渡渡过金沙江。 
1935年5月25日，中央红军先遣队自四川石棉县安顺场强行渡过大渡河。 
1935年5月29日，占领四川泸定县泸定桥。 
1935年6月12日，中央红军先头部队翻越四川夹金山。 
1935年6月27日，中央红军先头部队翻越第二座大雪山---四川梦笔山。 
1935年7月2日，翻越第三座大雪山---四川亚克夏雪山。 
1935年7月6日，翻越第四座大雪山---四川昌德山。 
1935年7月7日，翻越第五座大雪山---四川打古山。 
1935年8月29日-8月31日，全歼堵击红军北上的胡宗南部第四十九师，打开了进军甘南的门户。 
1935年10月19日，抵达吴起镇（今陕西吴旗县），中央红军长征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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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 ---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毛泽东

讲到长征，请问有什么意义呢？我们说，长征是历史纪录上的第一次，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

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于今，历史上曾经有过我们这样的长征吗？十二个月光阴中间，天上每日几十架飞机侦察轰炸，地下几十万大军围追堵截，路上遇着了说不尽的艰难险阻，我们却开动了每人的两只脚，长驱二万余里，纵横十一个省。请问历史上曾有过我们这样的长征吗？没有，从来没有的。

长征又是宣言书。它向全世界宣告，红军是英雄好汉，帝国主义者和他们的走狗蒋介石等辈则是完全无用的。长征宣告了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围追堵截的破产。长征又是宣传队。它向十一个省内大约两万万人民宣布，只有红军的道路，才是解放他们的道路。不因此一举，那么广大的民众怎会如此迅速地知道世界上还有红军这样一篇大道理呢？长征又是播种机。它散布了许多种子在十一个省内，发芽、长叶、开花、结果，将来是会有收获的。

总而言之，长征是以我们胜利、敌人失败的结果而告结束。谁使长征胜利的呢？是共产党。没有共产党，这样的长征是不可能设想的。中国共产党，它的领导机关，它的干部，它的党员，是不怕任何艰难困苦的。谁怀疑我们领导革命战争的能力，谁就会陷进机会主义的泥坑里去。长征一完结，新局面就开始。直罗镇一仗，中央红军同西北红军兄弟般的团结，粉碎了卖国贼蒋介石向着陕甘边区的“围剿”[26]，给党中央把全国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的任务，举行了一个奠基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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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军到达陕北后，1935年12月，毛泽东在报告中首先用“长征”一词，从此，“长征”一词进入史册。

1936年10月22日， 红一、二、四方面军在甘肃会宁、静宁地区胜利会师。

1935年10月，红一方面军（中央红军）抵达陕北。

1936年7月2日，红二、红六军团遵照中央指示改编为红军第二方面军。

同时与红四方面军会师共同北上。虽三支红军会合时不足3万人，但革命从此转危为安。

 

中央红军共进行了380余次战役战斗，攻占七百多座县城，红军阵亡营以上干部多达430人，平均年龄不到30岁，击溃政府軍数百个团，其间共经过11个省，翻越18座大山，跨过24条大河，走过荒无人烟的草地、翻过连绵起伏的雪山行程两万五千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