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6月，毛泽东写下了《七律——有所思》：
正是神都有事时，又来南国踏芳枝。青松怒向苍天发，败叶纷随碧水驰。
一阵风雷惊世界，满街红绿走旌旗。凭阑静听潇潇雨，故国人民有所思。
在“文化大革命”初期， 毛泽东给江青写了一封信，被有些人称作：
语意模糊， 文字晦涩， 语言隐晦， 内容深奥， 内涵丰富， 意味深长。
也有的说 毛泽东的这封信， 内容丰富， 文辞优美， 生动幽默， 诙谐含蓄， 富有哲理， 耐人品味，
是理解和把握毛泽东最后十年的思想与实践的不可缺少的重要文件之一。
还有的说 在毛泽东的全部著作中，
内容深奥离奇， 表述曲折晦涩， 评价众说纷纭的，
恐怕没有超过“文化大革命”之初他给江青的那封信的了。
逄先知、金冲及主编的《毛泽东传（1949-1976）》则作了如下记述： “信写好后，给正在武汉的周恩来、王任重看过。以后，由周恩来把信带到上海交给江青。毛泽东还委托周到大连去，向林彪讲了信中的内容。”
这里纠正了张志明对毛泽东把原信寄给江青的说法。
另据金春明的说法，为了让林彪放心，江青在北京当着叶群而非林彪的面烧毁了毛泽东给她的这封亲笔信。
这与谭宗级的说法一致，而与张志明的说法不同。此外，金春明还提供了当事人
周恩来在1972年5月21日批林整风汇报会上的权威说法：
“主席写这封信是在1966年7月8日，在武汉写的。我是7月11日到的武汉。那时见了外宾， 我跟主席报告我到国外访问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以后， 主席要我留一天。第二天上午见主席， 主席就把给江青的那封信的抄件给我看。是一个底子，那个字是徐业夫同志抄的，有些字还抄错，主席还改了的。”
信中提到了毛泽东对发动“文革”的一些想法和对整个运动的战略构思，
因此它不是一般的家信， 而被看作是毛泽东的“文革”指导思想的流露。
“虽然毛泽东在信里面对林彪的讲话表示了不安，同时也规劝了江青，但信中却对党内斗争状况作出了错误的估计。这封信是给江青写的，但谈的却是党内如此重大的问题，而当时江青并非中央领导人，这是极不正常的。而且此信写成后，只给在武汉的周恩来、王任重看过，没有给其他中央领导看。此信写完后，毛泽东将原件销毁， 后来用的是毛泽东校阅过的抄件。以后这封信成为了研究"文化大革命"的重要文献资料。” （人民网如是说， 无知妄评！）
据说，这封信的基本内容是毛泽东在湖南韶山滴水洞时草拟的，后在武汉稍加修改，加上头尾，由秘书重抄一遍，于7月8日发出的。这封信当时是完全保密的，除了江青之外，看到这封信的只有当时在武汉的周恩来和湖北省委书记王任重。因为信的内容涉及到林彪，周恩来征得毛泽东同意，回北京让林彪看了此信。林彪阅后，毛泽东让销毁原件，保留了抄件。一直到林彪垮台后，1972年5月批林整风时，作为党内文件印发，此信内容才公布于世。
有说：总理拿着这封信去大连给林彪看了， 而不是 在北京让林彪看到的。至于林彪是否确实看到此信，未知。
毛泽东写好这封信后，先给周恩来、王任重二人看过之后，由周恩来转交给在上海的江青，江青看过之后又由周恩来带此信到大连，交给在那里的林彪看过。
1966年6月10日，毛泽东把各大区负责人找到杭州去，和他们谈话。
1966年6月15日，毛主席乘专列离开了杭州， 当日到达南昌住了一晚。
6月16日，专列直奔湖南长沙。毛主席在九所3号楼住了一个晚上。
6月17日下午15时，乘汽车直奔韶山滴水洞而来。
6月26日下午，毛泽东主席在滴水洞1号楼前，接见了湖南省委开会的全体同志，并一块合了影。
6月28日上午，毛泽东主席同省委接待处的工作人员照了相。在滴水洞住了１１天之后 恋恋不舍地离开了韶山。
1966年6月28日晚，毛主席乘火车到了武汉，住在东湖宾馆1号楼。
7月１６日， 毛泽东在武汉畅游长江， 7月17日，毛主席接见了三批外宾。然后于当天离开了武汉北上。
7月18日，毛主席安全回到了北京。
毛泽东于7月8日写好信后，并没有通过机要，直接发给江青，而是先给正在武汉的周恩来、王任重看。这是不寻常的举动。这也从另一个角度证明，毛泽东写的，决不是一封给江青私人的信，而是表示自己政治意见的信件。周恩来、王任重看过之后，根据毛泽东的意见，由周恩来把这封信带到上海，交给在那里的江青看。但是，毛泽东也不是要把这封信留在江青处，而只是让她看一下。
然后，他委托周恩来带着这封信去大连，给在那里养病的林彪看这封信，并向林彪讲述自己写信的过程。周恩来待江青看过这封信后，带着这封信，从上海直接去大连见林彪，给林彪看了这封信，并向他讲述了毛泽东写这封信的情况。毛泽东这样做，一是出于他做事光明磊落的性格。他的信中主要涉及林彪，提出了对林彪的许多做法的不同意见。他要直接告诉林彪自己的意见，也是为了给林彪提个醒。二是出于他对林彪的信任。当时，毛泽东写这封信的宗旨，不在于批评林彪。
1966年跟随毛泽东的政治秘书是徐业夫。
7月１６日， 毛泽东在武汉畅游长江， ７月18日 回北京。
1966年6月，毛泽东在韶山滴水洞住了11天，在这里思考文革。当时北京的形势并不是他能够控制的，在那里毛泽东写了一封给江青的信。在林彪折戟沉沙之后公开发表。
1966年6月毛泽东在滴水洞一住便是十一天。他在这幽静的山谷里深思着。每天，一架专机往返于北京——长沙之间，给毛泽东递送着北京最新信息。
就在滴水洞里，毛泽东写就一封文字隐晦、含意深沉的长信。只要翻看一下《毛泽东书信选集》，便可知道毛泽东在解放后诸事冗杂的情况下，信件差不多成了“电报式”，百把字，二、三百字一封，而此信竟长达近两千字！
毛泽东此信，是写给江青的。他在滴水洞中写好初稿后，便装入信封，要秘书妥为保管——他没有马上发出……
毛泽东给江青写了不寻常的长信
1966年6月毛泽东在武汉的那些日子里，接到江青6月29日从上海发来的信。他把在滴水洞里写就的草槁，加以修改，补写了前面几句，于7月8日发给江青。
这是一封不平常的信。它的重要性，不亚于当年的《“五·一六”通知》。它是毛泽东一篇内涵广泛而又深刻的著作，是关于“文革”的重要著作。
可是，它却不像他的别的著作那样容易理解，容易读懂。大抵是由于内中许多思绪还不能公之于众，甚至还不能告知政治局的委员们，而他又以为这些在滴水洞中沉思的结果应当写下来，留存下来。思之再三，最恰当的形式，便是以写给妻子的信的形式来表达——这是一封具有“政治遗嘱”性质的信。
鉴于此函是极为重要的文献，又鲜见于书刊，现全文照录于下：
江青：
6月29日的信收到。你还是照魏、陈二同志（指魏文伯、陈丕显）的意见在那里（指上海）住一会儿为好。我本月有两次外宾接见（尼泊尔王国王太子和亚非作家紧急会议的代表、观察员），见后行止再告诉你。
自从6月15日离开武林（指杭州）以后，在西方的一个山洞（指滴水洞。韶山在杭州之西，故称“西方”）里住了十几天，消息不大灵通。28日来到白云黄鹤的地方（指武汉），已有十天了。每天看材料，都是很有兴味的。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过七八年又来一次。牛鬼蛇神自己跳出来。他们为自己的阶级本性所决定，非跳出来不可。（指文革初刘少奇邓小平派出工作组搞“白色恐怖”）
我的朋友的讲话，中央催着要发，我准备同意发下去，他是专讲政变问题的。这个问题，像他这样讲法过去还没有过。他的一些提法，我总感觉不安。我历来不相信，我那几本小书（指《毛泽东选集》等），有那样大的神通。现在经他一吹，全党全国都吹起来了，真是王婆卖瓜，自卖自夸。我是被他们追上梁山的，看来不同意他们不行了。在重大问题上，违心地同意别人，在我一生还是第一次。叫做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吧。（指林彪5月18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长篇讲话，大念“政变经”，讲述了古今中外各种政变，又称颂毛泽东的个人“天才”，说毛泽东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超过我们一万句”等等）。
晋朝人阮籍反对刘邦，他从洛阳走到成皋，叹道：世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鲁迅也曾对于他的杂文说过同样的话。我跟鲁迅的心是相通的。我喜欢他那样坦率。他说，解剖自己，往往严于解剖别人。在跌了几跤之后，我亦往往如此。（指58年轻信、冒进、大跃进失败、62年“七千人大会”自我检讨 ？？）
可是同志们往往不信。我是自信又有些不自信。我少年时曾经说过：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可见神气十足了，但又不很自信，总觉得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我就变成这样的大王了。但也不是折中主义，在我身上有些虎气，是为主，也有些猴气，是为次。
我曾举了后汉人李固写给黄琼信中的几句话：峣峣者易折，皎皎者易污。阳春白雪，和者盖寡。盛名之下，其实难符。这后两句，正是指我。我曾在政治局常委会上读过这几句。人贵有自知之明。
今年4月杭州会议，我表示了对于朋友们那样提法的不同意见。可是有什么用呢？他到北京5月会议上还是那样讲（“5月会议”指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报刊上更加讲得很凶，简直吹得神乎其神。
这样，我就只好上梁山了。我猜他们的本意，为了打鬼，借助钟馗。我就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当了共产党的钟馗了。事物总是要走向反面的，吹得越高，跌得越重，我是准备跌得粉碎的。那也没有什么要紧，物质不灭，不过粉碎吧了（林彪在早借助毛泽东打到了彭德怀、当时在倒刘少奇。造神是有不可告人的目的？？）
全世界一百多个党（指共产党），大多数的党不信马列主义了，列宁也被人们打得粉碎了，何况我们呢？我劝你也要注意这个问题，不要被胜利冲昏了头脑，经常想一想自己的弱点、缺点和错误。这个问题我同你讲过不知多少次，你还记得吧，4月在上海还讲过。
以上写的，颇有点近乎黑话，有些反党分子，不正是这样说的吗？但他们是要整个打倒我们的党和我本人，我则只说对于我所起的作用，觉得有一些提法不妥当，这是我跟黑帮们的区别。
此事现在不能公开，整个左派和广大群众都是这样说的，公开就泼了他们的冷水，帮助了右派，而现在任务是要在全党全国基本上（不可能全部）打倒右派，而且在七、八年以后还要有一次横扫牛鬼蛇神的运动，以后还要有多次扫除，所以我的这些近乎黑话的话，现在不能公开，什么时候公开也说不定，因为左派和广大群众是不欢迎我这样说的。
也许在我死后的一个什么时机，右派当权之时，由他们来公开吧。他们会利用我的这种讲法去企图永远高举黑旗的，但是这样一做，他们就要倒霉了。
中国自从1911年皇帝被打倒以后，反动派当权总是不能长久的。最长的不过二十年（蒋介石），人民一造反，他也倒了。蒋介石利用了孙中山对他的信任，又开了一个黄埔学校，收罗了一大批反动派，由此起家。他一反共，几乎整个地主资产阶级都拥护他，那时共产党又没有经验，所以他高兴地暂时地得势了。但这二十年中，他从来没有统一过，国共两党的战争，国民党和各派军阀之间的战争，中日战争，最后是四年大内战，就滚到一群海岛上去了。
中国如发生反共的右派政变，我断定他们也是不得安宁的，很可能是短命的，因为代表百分之九十以上人民利益的一切革命者是不会容忍的。那时右派可能利用我的话得势于一时，左派则一定会利用我的另一些话组织起来，将右派打倒。
这次文化大革命，就是一次认真的演习。有些地区（例如北京市），根深蒂固，一朝覆亡。有些机关（例如北大、清华），盘根错节，顷刻瓦解。凡是右派越嚣张的地方，他们失败也就越惨，左派就越起劲。这是一次全国性的演习，左派、右派和动摇不定的中间派，都会得到各自的教训。
结论：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还是这两句老话。
久不通信，一写就很长，下次再谈吧！
7月8日
毛泽东此信，从论二十世纪中国的过去，评述眼下中国的“左派”、“右派”和“中间派”，又预言他死后的中国的未来。这是一篇道出了“毛泽东战略”的不寻常的信。他把这一切写给江青的信中，既表明了他当时对江青是充分信赖的，又表明了他可信赖的人已不多了。
毛泽东当年对江青非常信任是可信的，60年代初毛泽东到广州时便对陶铸曾说：“在生活上江青同我合不来，在政治上还是对我有帮助的，她政治上很敏锐。”
毛泽东写罢给江青的信，曾在武汉给周恩来和王任重看过。这表明毛泽东对周恩来、对王任重是信任的。毛泽东多次来武汉，向来只通知王任重一人。毛泽东行动机密，路过一些省、市时，往往不喜欢当地首长迎送。王任重例外，每一回毛泽东路过武汉，总是告知王任重，他前去迎接或欢送。
周恩来阅毕，向毛泽东提出重要建议：此信可否给林彪看一下？因为此信中尖锐地批评了“我的朋友”林彪。周恩来想借助毛泽东此信，提醒一下林彪，不要“吹”得太过分。
毛泽东同意了。
鉴于林彪已有所表示，何况林彪正在成为毛泽东的“亲密战友”、“接班人”，毛泽东下令销毁了此信原件。
不过，此信有人保留了一份抄件。
在林彪倒台之后，1972年5月中共中央召开批林整风汇报会，此信作为会议主要文件印发，于是才为世人所知。
(源于人民日报出版社《“四人帮”兴亡》）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