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
文明古国 礼仪之邦 铁血民风 遇难必强
世界 四大古文明 五大古文明， 余皆断去， 唯有中华 万世不绝 一脉相承 源远流长
中华 和 中国文明赖以 延续不断 主要是靠文字意识思想的普泽和贯通
两河 巴比伦 埃及 印度 希腊 说起也够威武 然则 耳道 鼻孔 弹丸之地， 远不及 泱泱广袤只华夏
汉字 厥功甚伟 近4000年前的 甲骨文 记载传递的信息 当今依然可领悟识得
其它文字 差矣，天书 是矣
楷书欧阳询的《九成宫醴泉铭》
简化字，俗体字， 自古有之， 非自新华，事實上，漢字遠在甲骨文時代就已經有簡體。
毛泽东 饱学之士
但 他的一个说法，个人意见，似不成熟，即 汉字拼音化 或 汉字拉丁字母化
他的这个提法 有阶段性 有思索和自我修正 有变化和发展
直到前几年 还有人认为 汉字 太麻烦 不能像拉丁字母那样 应用于现代科学 比如 computer 电脑等方面
那是 人们在一定客观条件下的 一个正常认识过程
经过一个飞跃
现在汉字不但可以直接输注computer电脑等
而且 有人 认为 汉字 也许 还具有 拉丁字母 不可比拟的 先进性（另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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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为收集到的 一些有关 文字改革 和 汉字拼音化的资料：
毛澤東自青年時代起，就對文字改革萌生了興趣並給予持續關注。
1920年6月7日，毛澤東再次向黎錦熙表達了要研究文字學的願望。他說：“文字學、言語學、和佛學，我都很想研究，一難得書，二不得空時，懈怠因循，隻好說‘今日不學又有明日’罷了。希望先生遇有關於言語文字學及佛學兩類之書，將書名開示與我，多余的印刷物，並請賜寄。收聚了書，總要劃一個時間，從事於此。”
拉丁化新文字運動是由旅蘇的中國共產黨人瞿秋白、吳玉章、林伯渠等領導發起的。
20世紀20年代，蘇聯遠東地區的少數民族掀起了拉丁化的文字改革運動。受此影響，瞿秋白研究了中國歷史上的各種文字改革方案，於1929年寫成《中國拉丁化字母方案》，在莫斯科出版。1931年，瞿秋白回國后，吳玉章、林伯渠等繼續以瞿秋白的方案為基礎，擬制了一個中國北方話拉丁化新文字方案。1931年9月26日，在海參崴召開的中國文字拉丁化第一次代表大會通過了這一方案，並成立遠東邊區新字母委員會，在旅蘇的10萬中國工人中進行掃盲和普及教育的工作。1933年，拉丁化新文字傳到國內，得到文化界人士的大力支持。
1935年12月，蔡元培、魯迅、郭沫若、茅盾等688人提出《我們對於推行新文字的意見》，指出：“中國已經到了生死關頭，我們必須教育大眾，組織起來解決困難。但這教育大眾的工作，開始就遇著一個絕大難關。這個難關就是方塊漢字，方塊漢字難認、難識、難學……中國大眾所需要的新文字是拼音的新文字。這種新文字，現在已經出現了。當初是在海參崴的華僑，制造了拉丁化新文字，實驗結果很好……我們覺得這種新文字值得向全國介紹。我們深望大家一齊來研究它，推行它，使它成為推進大眾和民族解放運動的重要工具。”
毛澤東十分重視文字如何更好地被人民群眾所利用，所以對拉丁化新文字十分贊賞。
1936年9月22日，毛澤東看了《我們對於推行新文字的意見》這篇文章之后，寫信給蔡元培說：“讀《新文字意見書》，赫然列名於首位者，先生也二十年后忽見我敬愛之孑民先生，發表了嶄然不同於一般新舊頑固黨之簇新議論，先生當知見之而歡躍者絕不止我一人，絕不止共產黨，必為無數量人也！”
1945年 重庆谈判期间 毛泽东 与 民主人士
文字改革尤其是拼音化文字改革，在當時的世界似乎已是大勢所趨。這不能不引起毛澤東、劉少奇等領導人的關注。1950年2月1日，劉少奇寫信給中宣部負責人陸定一、胡喬木，指出要研究亞洲鄰國蒙古、朝鮮、越南等國的文字改革經驗，以便為我們的文字改革制訂方案。
1951年春，毛澤東明確提出了“文字必須改革，要走世界文字共同的拼音方向”的主張。
毛澤東這一認識，與其在民主革命時期倡導文字改革、支持新文字的思想是一脈相承的。
毛澤東提倡漢字拼音化改革，但也深知“文字改革工作關系到幾萬萬人，不可操切從事”，文字改革必須是漸進的。基於這一認識，1950年6月，毛澤東對以吳玉章等人為代表的文字改革倡導者“認為漢字可以立即用拼音文字來代替”的看法不予贊同，強調“搞文字改革不要脫離實際”，應該“首先進行漢字的簡化”。
他明確指出文字改革的方針是：“漢字的拼音化需要做許多准備工作﹔在實現拼音化以前，必須簡化漢字，以利目前應用，同時積極進行各項准備。”
到50年代中期，毛澤東再次表述了他的這種看法。1955年5月1日，毛澤東在致蔣竹如的信中，專門談到文字改革，他指出：“拼音文字是較便利的一種文字形式。漢字太繁難，目前隻作簡化改革，將來總有一天要作根本改革的。”毛澤東的這些認識，為1956年9月中共八大明確提出“有計劃、有步驟地推行文字改革”的方針奠定了思想基礎。
值得注意的是，毛澤東對文字改革拼音化方向的認識不是一成不變的，
而是在文字改革進程中根據實際情況進行了調整。
1957年整風運動期間，有些知識分子對漢字拼音化問題發表了反對意見。如有人指出：“我對文字改革的理由不了解，因此我不能盲目地同意文字改革。文字改革的文獻雖然很多，可是從這些文獻中就找不出足以合人信服的漢字必須拼音化的理由。”
還有人指出：世界各國文字有兩種體系，一種是東亞的中國形意文字體系，另一種是西歐的羅馬拼音（拉丁字母）文字體系。“二者互有短長，無所謂軒輊優劣，更無庸是彼而非此”﹔“今之主張廢除漢字，以拼音文字來代替的，主觀上是為掃除文盲，普及文化﹔而客觀上，則是自己毀滅祖國歷史與文化，消滅民族意識，正是殖民主義者對被征服的國家所走的道路，至堪令人痛心的！”這些意見引起了中共中央和毛澤東的重視。
為了消除人們的疑慮，毛澤東對文字改革的任務作了明確界定，
指出文字改革的主要任務就是“簡化漢字，推廣普通話，制定和推行漢語拼音方案”。
1958年1月10日，周恩來在全國政協舉行的報告會上作了《當前文字改革的任務》的報告，對毛澤東提出的文字改革三大任務進行了深入闡述。報告明確說明了漢語拼音方案的用處，“是用來為漢字注音和推廣普通話的，它並不是用來代替漢字的拼音文字”。
而關於漢字的前途，報告指出：它是不是千秋萬歲永遠不變呢？還是要變呢？它是向著漢字自己的形體變化呢？還是被拼音文字代替呢？它是為拉丁字母式的拼音文字所代替，還是為另一種形式的拼音文字所代替呢，這個問題我們現在還不忙作出結論。
但是文字總是要變化的。至於用什麼方案，現在不忙把它肯定。關於漢字的前途問題，大家有不同的意見，可以爭鳴，但這不屬於當前文字改革任務的范圍。
這就把文字改革的任務劃分為“當前”與“將來”兩個階段，以擱置爭議的態度盡量做到求同存異。至此，簡化漢字、推廣普通話、制定和推行漢語拼音方案就構成中國文字改革的內涵，奠定了新中國文字改革的框架，此后30多年的文字改革工作都是從這三方面展開的。
當時，毛澤東對究竟什麼是漢語拼音的“民族形式”，認識也不是很清晰，尚無確定的意見。
1952年8月26日，馬敘倫在中國文字改革研究委員會第二次全體委員會議上傳達毛澤東意見時曾說：“毛主席肯定文字要拼音化，要力求美觀，毛主席傾向雙拼，但不是最后指示。”
1956年1月27日，中共中央下發了《關於文字改革工作問題的指示》，明確指出：
“中央認為，漢語拼音方案採用拉丁字母比較適宜。”
至於毛澤東所提出的文字改革“拼音化方向”的主張，筆者認為要辯証、全面地看待。
首先應該看到，這一主張是在當時世界文字改革呈現拉丁化趨勢的背景下提出的。
如季羨林回憶：“1954年日內瓦會議時周總理在日內瓦就很感慨，大會發言用拉丁文字和其它字母的國家，第二天可以見報，就這麼快。而中國呢，先把外文翻成漢文，再把漢文翻成字母，再用拉丁數字來代替，打回國內，在國內再根據拉丁數字翻成漢文。漢字影響通訊，罪莫大焉。”
可見，拉丁文字具有優越性，這在當時是很多人的共識??
以50年代的文字改革過程中，中共中央根據我國實際情況，並未將漢字的根本改革付諸實施。其次，應該肯定這一主張在新中國初期文字改革中發揮的作用。
沒有“拼音化方向”的指導，就形不成后來的漢語拼音方案。
總之，在這一問題上，既不能認為毛澤東曾提出“拼音化”是錯誤的，從而進一步否定文字改革﹔
也不能以毛澤東提出拼音化為由，就理所當然地繼續推進漢字拉丁化改革。
漢字要不要根本改革，關鍵在於漢字本身是否適應時代的需要、人民實踐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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