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四年，红五月，艳阳天。北京中南海，万木竞秀，湖光潋滟。
西楼会议室主席台，党中央主席毛泽东居中，紧挨他左右的是国家主席刘少奇和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他们都穿的中山装。会议由刘少奇主持。
刘少奇捻灭烟头，正了正身子，显得严谨地说：“同志们，我们今天召开的是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内容专门讲三线建设。出席会议的有中央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各中央局、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国家计委、建委、经委、国防工办主要负责同志，到会人数六十二人。现在正式开会。首先欢迎毛主席讲话。”
掌声雷动。
毛主席正吸烟，挥手招呼大家止住掌声，往烟缸抖了烟灰，说：“我们正式开会讲三线建设这是第二次，非正式会议讲，倒有几次了，今天规模大一点，主要是请大家谈。会后国务院、各部委、各省还要开会，解决一些具体问题。我现在不过是简单开个头。我们这个社会主义中国从诞生的那一天起就不太平，现在是越来越不太平啰。前几天，我们的解放军又击落一架美蒋的U-2侦察机。”他看着周恩来，“加上以前击落的，一共有七八架了吧？”“八架。”周恩来说。
蒋介石逃到台湾不甘心失败，在美国支持下十几年来不断入侵大陆领空侦察骚扰，“U-2”是其中最先进的美制高空无人驾驶侦察机，可在一万三千米高空对陆地目标进行侦察。毛主席说的“又击落”是指第二次，第一次是去年七月，均为我国第二炮兵部队地空导弹部队二营击落，它标志着我国已经具备现代化防空科技能力，当时毛主席和周总理等中央首长还亲自接见了以岳振华为首的这支部队."
毛主席继续说：“不得了啊！RB-57D、RF-101、P-2V、这几年又是U-2，无人驾驶，万米高空，全是现代化高科技，一个比一个高，转悠了我们二十几个省市，旅游么？不打招呼不对嘛！所以我们只能用大炮欢迎。现在是天上有飞机骚扰，海上有军舰侵犯，蒋先生要反攻大陆，老和我们过不去；兄弟邻邦越南被美国鬼子欺负；中印边境也不太平；中苏边境，老大哥三两头制造摩擦。看来是东南沿海掀风浪，西面北面刮寒流，‘帝修反’‘海陆空’齐上阵啰！不搞备战备荒，不搞三线建设不行呐！我早先和有的同志开玩笑说，你们不搞攀枝花，我骑着毛驴去那里开会，没有钱拿我的稿费去搞，拿我的工资去搞。那里有金沙江，雅砻江，附近还有大渡河，都是丰富的水电资源；还有几十种矿藏，有五六十亿吨铁矿，够开采多少年？炼多少钢？一个粮食，一个钢铁，有了这两样东西，就什么都好办了。反正攀枝花搞不好，我是睡不好觉的。现在，我们政治局的同志都认识到攀枝花重要，三线建设重要，不仅要搞，而且还要加快速度。”
毛主席有力地挥了挥手，每一位与会者都感觉到他“加快速度”的份量。他叭口烟，杵灭烟蒂又说：“其实，最先说搞三线建设是富春和罗总长他们，我是受他们启发的。他们说，在敌人突然袭击的情况下，我们的问题相当严重。后来我和少奇、恩来、小平、陈云、先念，还有几位老帅讨论，他们都有同感。我们的工业布局，从军事角度看很不合理，很脆弱，我们面临两个超级大国的夹击。东北的重工业，完全在苏联轰炸机一个小时航程和短程地地导弹射程之内；华东华南的工业，几乎都暴露在以台湾为基地的美国航空兵和航空母舰之下。我们的工业过于集中在沿海十来个大城市，这些城市绝大部分没有有效的防空设施和防空措施，很难应对突发的现代化武器攻击。还有核武器，更厉害呀！有人总拿它来吓唬人。这不是故作紧张、耸人听闻。克格勃会搞情报，我们没有克格勃也能搞情报。前面说的甚么骚扰、摩擦，还有我们的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这些都是小打小闹，可能后面还要来大的。多大？对我们搞核袭击么？有可能！我们掌握有他们的动态嘛。我曾经说过原子弹是纸老虎，可那家伙一爆炸就是真老虎了，日本人不是吃了大亏么？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喜欢玩火，不玩就不舒服，就要闹肚子痛，脚杆痛，本质决定的，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哩！”
毛主席七十出头，看去不过六十几岁，精神矍铄，声音洪亮。他没有讲稿，三七开湖南腔普通话随便说来，抑扬顿挫轻松自如，调侃而风趣。他端起茶杯喝口水，习惯地吮了吮嘴唇，说再抽支烟，拿起面前的“中华”点上，深深地吸一口，又道：
“不过，我们不怕，天王老子也不怕，兵来将挡，水来土掩。东条英机、麦克阿瑟，我们都较量过嘛；再大的战争也不怕，核讹诈核战争也不怕，我们马上也会有自己的原子弹。中国人民敢于歼灭一切来犯之敌！但是，我们要把战争损失降到最低限度，要吸取苏联卫国战争时的教训，把工业都摆在欧洲，给德国人打得稀王八烂。我们不干这种蠢事，不能把自己值钱的家当随随便便拿给别人糟蹋了，该藏的一定要藏起来，一定要加强战备，加快三线建设。中央决定，早先西部的‘大后方建设’统称三线建设；一二线的中央企业有些要搬迁到三线去，要扩张也扩到三线去。三线建设不是一般建设，是加强战备，加强国防，同时也是基础工业，它要有特权，从中央到地方，大家都要给它捧场；一二线的要支援人手、技术；东北的老工业、三线自身的老工业都要支援支援，拉兄弟一把。比如重庆是三线建设重点，也是老工业基地，钢铁、军工、机械都有；新上的企业依靠老大哥的支持，搞起来速度就快得多。恩来说三线建设要什么给什么，我举双手赞成。三线建设是个大战略，战术问题很多，我也懂不了那么多，还是请大家谈吧。”
周总理发言，他肯定了毛主席的讲话后，说：“同志们，三线建设是毛主席、党中央的战略部署。加强战备，逐步改变和调整我国的工业布局和结构，是我们今后几年或者更长一段时间的基本方针。同志们有的不一定了解三线的具体内容，我这里给大家介绍一下。简单说，沿海为一线，中部为二线，陕甘宁、青、豫西、晋西为西北三线；云贵川、鄂西、湘西、为西南三线，西北、西南叫大三线。还有小三线，指中部和沿海腹地山区。我们正在搞原子弹，取了个名字叫‘灰姑娘’，现在搞三线建设，我们叫信箱，叫指挥部。三线建设以西北和西南大三线为主要布局；以靠山、分散、隐蔽布点；以几年前经济困难时期‘大后方’停建下马的企业为载体；以四川为先导；以重庆为重点；以攀枝花为中心；以铁路建设为龙头，尤其以成昆铁路建设为重中之重……”
毛主席插话；“恩来，成昆铁路现在进度怎样呵？”
“吕正操汇报说计划进度正常，特别是铁道兵负责的路段进展很快。但对自己内定的提前一年竣工他已经没有信心了，说这条铁路地质结构太复杂，环境又恶劣，能按时完成任务就很不错。我曾说真提前一年了我请他喝庆功酒，看来这酒他是喝不成了噢！”周总理笑，众人也笑。
毛主席亦笑道：“看来他这个铁道部长也不好当呵！修铁路确实比打日本鬼子难，科学技术的东西太多了嘛。没有把握提前也不要逼他，现在仅西南地区就有五条线压着他，算上青藏铁路西格段是六条，人家吕部长也只有两个肩头呀。叫他尽量争取就是，提前几月是几月，提前几天是几天。铁路是先行官嘞，先行官就要尽量先行起来，那些沿线正在勘察的、筹建的、在建的，还有要搬迁去的项目，哪一个不是引颈企盼巨龙赶快腾飞呀。”
周总理继续讲话。国务院副总理李富春、薄一波，国家计委主任余秋里、建委主任谷牧也先后作了发言。大家还就一些重大问题进行了热烈讨论，形成多项决议。会议开了五天。
早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发生过一次历史上最大的移民潮，那是不愿做亡国奴的人民追随国民政府迁都四川重庆，蜜蜂婆子的爷爷就是那是带领全家跋山涉水来到重庆的，据说当时有2500万人来到四川、云南、贵州。30年代其中有中国所有著名大学联合而成立的“西南联大”地质学家常隆庆初探发现攀枝花矿藏到60年代“三线建设”，经历了30年漫长等待攀枝花市开始建设。这场新的建设大潮移民400万，国家投资二千多亿经历三个五年计划时期，80年代后期国际形势根本改变，战争没有出现不等于再不会出现。“三线建设”虽然进行过一些调整，关停和迁移部分错误的选点和项目，但是攀枝花市建设证明当年的决策是正确的。
自1958年大跃进，特别是1959到1961年的大饥荒后，毛泽东不直接参与经济工作，恢复农业生产成为经济工作的重点。中共中央曾设想1966年到1970年的“三五”计划是调整和恢复国民经济。在1962年2月的“西楼会议”，陈云提出“三五”计划要“解决吃穿用”。3月28日，周恩来在第二届人大第三次会议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要“把农业放在国民经济的首要地位，按照农业，轻工业，重工业的次序来安排经济计划”。1963年初，由李富春、李先念、谭震林、薄一波等8人组成中央计划领导小组，研究编制长远国民经济计划和“三五”计划问题。讲“解决人民的吃穿用”作为工作重点。
但是在1964年5月10日国家经委领导小组向毛泽东汇报“三五”计划的初步设想时，遭到了毛泽东的反对。他说：“第三个五年计划，原计划在二线打圈子，对基础的三线注意不够，现在要不上，后六年要把西南打下基础”。
他强调农业，国防工业是拳头，基础工业是屁股。“要使拳头有劲，屁股就要坐稳”。毛泽东指出，在分配投资时，要重点考虑基础工业，国防工业，然后才是农业。
1964年5月，毛泽东在中南海菊香书屋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毛泽东说：“第一线是沿海，包钢到兰州这一条线是第二线，西南是第三线。攀枝花铁矿下决心要搞，把我们的薪水都拿去搞。在原子弹时期，没有后方是不行的，要准备上山，上山总要有个地方。”
1964年5月15日，在北京召开讨论“三五”计划的中央工作会议，毛泽东指出要采取紧急措施加快攀枝花工业基地的建设。军方认为当时的国际环境有可能爆发战争。而中国当时的工业布局过于集中在前线。
1964年5月总参谋部作战部的一份报告指出，中国当时工业过于集中，14个一百万人口以上的大城市就集中了约60%的主要民用机械工业，50%的化学工业和52%的国防工业；大城市人口过多且集中在沿海地区，易遭空袭；主要铁路枢纽、桥梁和港口码头，一般多在大中城市及其附近；所有水库，紧急泄水能力都很小，易造破坏 。三线建设，就是试图改变这个面貌，在纵深地区，即在西南和西北地区（包括湘西，豫西，鄂西）建立一个比较完整的后方工业体系。
1964年7月15日，毛泽东对周恩来、彭真、贺龙、罗瑞卿等说：“如果材料不够，其他铁路不修，也要集中修一条成昆路。”“应该把攀枝花和联系到攀枝花的交通、煤、电的建设搞起来”
1964年8月2日北部湾事件爆发，美国驱逐舰“马克多斯”号挑起并夸大与北越的武装冲突。美国出动第七舰队125艘军舰和600余架飞机，开始全面介入越南战争，导致越战全面升级，并延烧到包括北部湾和海南岛在内的中国南部地区。北部湾事件迅速导致“三五” 计划从“解决吃穿用”为开展三线建设。
由周恩来牵头，国务院副总理李富春主持三线建设的日常工作，薄一波副总理和罗瑞卿副总理兼总参谋长兼国防工办主任协助。1965年2月，党中央国务院批准成立西南三线建设委员会，以加强对整个西南三线建设的领导。1965年3月29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西南三线建设委员会组成人员的批复》同意以李井泉为主任，程子华、阎秀峰为副主任。后来彭德怀、钱敏任西南三线建委副主任。成立以西北局第一书记刘澜涛为主任的西北三线建设委员会和中南局书记王任重为主任的中南三线建设委员会。1965年9月14日，国家计委向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报送《关于第三个五年计划安排情况的汇报提纲》（简称《汇报提纲》），最终确定了“三五”计划以三线建设为主要任务。
即使在三线建设方针确定之后，关于是否会发生战争，三线建设是否必要党内一直有争议。1965年11月13日，毛泽东在天津考察时询问当地负责人：“大三线建设，小三线建设，会不会浪费？”地方负责人答：“不会的，就是敌人不来，从经济建设上说，也是有用的。”毛泽东听了很满意。事实上，三线建设一直受到当时国际形势的影响。
出于国防的考虑，三线建设项目遵循“靠山，分散，隐蔽”的选址原则。这个原则原本是文化大革命前由周恩来等人根据毛泽东的意见提出来的，用以指导部分机密性高的军工企业选址。但后来成为一切三线企业的选址要求。而且这个要求也在不断朝着更加极端的方向发展。首先在“靠山，分散，隐蔽” 的基础上，提出对于某些敏感企业，“必要时要进洞”。后来就直接变成“靠山，分散，进洞”，即“山散洞”。大量项目被迫打洞，造成大量损失。由于时间仓促，很多三线企业遵循 “边设计，边施工，边生产”的原则。毛泽东和周总理不可能 对每一个地址的选择都事必躬亲，下面办起来，走偏差 走极端，造成了一定成度不必要的的浪费和损失。
三线的战略决策是绝对正确的，重要成果是主要的， 三线建设不是也不可能是 十全十美的，教训要反思总结记取，大盘要肯定。
毛泽东在上世纪60年代作出了一个重大战略决策，在中国中西部的十三个省、区进行一场以备战为指导思想的大规模国防工业和交通建设，即“三线”建设。这是新中国处在各种强大外来势力包围下，举全国之力所进行的一场盛大的自强运动。“三线”建设，凝聚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央领导集体在复杂的国际、国内环境中的战略眼光与构思，使新中国有了安全的战略后方，也在客观上造成了新中国第一次对西部的开发。 做到即使在核战争情况下也打不烂、炸不垮 所谓“三线”，是按战略地位把全国地域划分为前线、中间和后方，分别简称为“一线、二线、三线”。
“三线”地区位于中国腹地，该区域离海岸线最近点也在700公里以上，距西面国土边界约上千公里。“三线”地区四周有青藏高原、云贵高原、太行山、大别山、贺兰山、吕梁山等连绵的山脉作为天然屏障，在准备打仗的特定形势下，“三线”地区是理想的战略大后方。
20世纪60年代初，中国周边局势严峻。在对中国的一系列威胁中，手中握有核武器的美苏对中国威胁最大。面对威胁，毛泽东在中共中央书记处讨论“三线”建设的会议上提醒大家：要准备帝国主义可能发动的侵略战争。他不无忧虑地说：“现在，工业都集中在大城市和沿海地区，不利于战备。”他批评中央主管工业的负责人：“沿海搞这么大，不搬家不行！……四川、云南、贵州是‘三线’，都搬去嘛！”他同时提出“中国也要搞一点原子弹”。他将搞原子弹也合并到“三线”建设这一大框架之中。从中可以看出，“三线”建设处于毛泽东战略决策的核心地位。 毛泽东是着重从战争，特别是打核战争的角度来考虑“三线”建设布局问题的。他看到我国东北重工业和军事工业基地，全部在苏联核打击范围之内，沿海工业城市也处在美蒋航空兵力的打击范围之内。一旦战争爆发，即使敌方不使用核武器，我国大部分工业基础也将被摧毁。而西部地区则居于苏联和美蒋军事火力打击之外（当时，无论是苏联还是美蒋的武器装备，都还打不到西部地区，特别是打不到西南地区）。 根据毛泽东“三线”建设的构想和中央的部署，“三线”建设的企业要适应现代战争需要，远离大城市，分散布点。做到即使在打核战争的情况下“三线”建设的企业和项目也打不烂、炸不垮，成为能长期支持战争的牢固的后方基地。
党中央、国务院先后确定西南“三线”建设由李先念、周恩来具体实施领导。许多重点项目放在四川，部分项目放在贵州和云南。 “三线”建设从1964年至1980年，历时16年，其核心时间段为1964年至1972年，横贯了“三个五年计划”。
在“三线”建设中，国家在主要的13个省、区的中西部地区投入了2052.68亿元巨资，涉及600多家企、事业单位的重建、搬迁、合并，整个工程规模空前。 1964年10月16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在西部成功爆炸，在“三线”建设史上写下了最浓重的一笔。
按计划，从1964年起，中央先后把在沿海的一些工业企业向西部、西北部转移。当年和以后几年的新建项目也大多集中投放在西部地区。到1965年，中国的战略资源大多已向西部、尤其是西南地区转移完毕。 在“三线”建设期间，几百万工人、干部、知识分子、知青、解放军官兵和成千上万人次的民工建设者，打起背包，跋山涉水，来到祖国大西南、大西北。他们露宿风餐，肩扛人挑，用了十几年的艰辛、血汗甚至生命，建起了星罗棋布的1100多个大中型工矿企业、科研单位和大专院校。他们在西部扎下了根，奉献青春甚至生命是他们留给历史默默无闻的注解。 攀枝花建不成，我睡不好觉 攀枝花钢铁厂，是西南“三线”建设的一个重点项目。
1964年5月至6月，在中央工作会议讨论全国第三个国民经济五年计划暨国家安全等问题时，毛泽东在不同范围内多次讲话，提出对全国地区要作一、二、三线设防的战略决策。他说：“攀枝花钢铁厂还是要搞的，我们的工业建设要有纵深配置，不搞，我总是不放心，打起仗来怎么办？攀枝花建不成，我睡不好觉。”
早在 1958年春天成都会议时，毛泽东就批准了建设攀枝花的设想。在随后几年间，经过对西昌、德昌、米易、攀枝花几个地区的比较，认为攀枝花地区兰尖铁矿最容易开发，应当先开采。而宝鼎煤矿就在铁矿附近，可以就地供应，加上又有滚滚而来、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金沙江水可资利用，实在是一个建厂的好地方。而西昌地震烈度系数大，太和矿储量虽丰富，但开采难度比较大，水源也比较紧张，所以决定舍西昌而选攀枝花。 但攀枝花地区没有平坦的地方，建一个150万吨的钢铁厂，起码要具备5平方公里的厂址，而这里连1平方公里的平地也没有，这就成为一个大难题。但我国的技术人员是具有创造性的，他们在金沙江边上一个叫弄弄坪的山坡上，左测量右比较，提出一个大胆的建议，要在2.5平方公里的山坡上，依山势设厂，采用台阶式布置，把一个大型钢铁厂建在狭窄的山坡上，这在世界钢铁工业建设史上也是无先例的。攀钢后来被人们称为“象牙微雕钢城”。
1965年冬，攀钢基地建设进入高潮，已投产的电力不能满足需要。为应对未来不可预测的战争，经国务院批准再建一座水电站。上级要求再建的这座电站要依山、靠水、隐蔽。承建该项目的建设者们凭借坚强的意志历时4年，在大山心脏凿出了一个底面积为22419平方米的洞室，安装了两台5000千瓦的高温高压双水内冷发电机组，建成了国内罕见的地下电厂。前来视察的彭德怀好奇地问：“这是火电厂，冒出烟，目标暴露了怎么行？”技术人员回答说：“电厂没有高大挺立的烟囱，烟尘通过埋设在地下的涵洞将烟气运送到了山外，由多个排烟口释放，不会暴露目标。”彭德怀连连点头说：“‘三线’建设就是为打仗做准备的，平时考虑周全了，战时就会少流血。”
1970年7月1日，攀枝花钢铁厂第一座高炉流出了铁水。
1974年从矿山到轧材，基本建成了第一期年产150万吨钢的大型钢铁基地和煤、电、铁路、建材的全部配套设施。
再后来，历时近20年，攀枝花两期工程全部建成。最终在一片荒凉干热的河谷间，形成了中国最大的铁路用钢、钒制品、钛原料和钛白粉生产基地和西部重要的工业城市———渡口市（后改为攀枝花市）。
“北有大庆，南有攀枝花”，它们都是在国家最困难时期（大庆在三年困难时期，攀枝花在“文化大革命”时期）、最艰苦的地方、以最快的速度建设起来的。两个大项目的建成体现了中华民族不怕任何困难的最伟大、最宝贵的精神。 主席同意，修建成昆路使用铁道兵修 1964年秋天，“三线”建设拉开了帷幕，以四川为中心，众多与国防相关的工程纷纷启动。
四川“三线”建设头三年的最重要项目就是“两基一线”建设。“两基”就是以重庆为中心的常规兵器工业基地和以攀枝花为中心的钢铁工业基地，为战时军工生产的核心。“一线”就是修建成昆铁路干线。它的建设，对于改善西南地区的交通状况，建立机动灵活的战略大后方，开发西南地区资源有着极其重大的意义，在当时的国际形势下，甚至被提升为关系到整个民族生死存亡的高度。 毛泽东高度重视成昆铁路建设，提出“成昆路要快修”。周恩来在总参谋长罗瑞卿关于铁道兵工作的一份报告上批示：“修建成昆路，朱委员长提议，主席同意，使用铁道兵修。”于是，中央军委决定调遣铁道兵5个师，扩编到18万人，参加成昆铁路大会战。随后，又有大批部队及民工加入，一时间，30万人的筑路队伍迅速集结，施工全面展开。 成昆铁路建设使我国的铁路修建技术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为人类在险峻复杂的山区建设高标准的铁路创造了成功的范例。 成昆铁路穿越地质大断裂带，设计难度之大和工程之艰巨，均属前所未有。沿线山势陡峭，奇峰耸立，深涧密布，沟壑纵横，地形和地质极为复杂，素有“地质博物馆”之称，曾被外国专家断定为“修路禁区”。而成昆铁路的修筑，堪称世界筑路史上的辉煌奇迹。 成昆铁路所经地区，由于受历次地质构造运动的影响，有500公里位于烈度为7度到9度的地震区，其中8度到9度的有200公里。沿线各处仅随时可能爆发的泥石流沟就分布有249道，分布长度约740公里。滑坡分布有183处，危岩孤石、淤泥软土、崩塌、滑坡等隐患全线总共达830余处，平均每1.3公里1处，是中国沿线灾害最多也是最密集的一条铁路。 为跨越地形障碍，成昆铁路全线建有桥梁991座，总长为106.1公里；开凿隧道427座，总长344.7公里，其中3公里以上的长隧道9座。穿越全线最高点小相岭（海拔2244米）的沙木拉打隧道全长6379米，是当时全国最长的隧道。1992年5月，国际隧道学术会议在成都举行时，成昆铁路被各国隧道交通专家称为“地下铁道”，堪称“世界一大壮举”。
今天，从历史角度看，虽然成昆铁路是作为国防“三线”建设的重点工程而诞生的，但实际上，它所起到的作用远不止是备战。
一位社会学家评称：成昆铁路和攀钢建设至少影响和改变了西南地区2000万人的命运，使西南荒凉地区整整进步了50年。
“三线”建设是一笔宝贵的历史遗产 历时16年的“三线”建设，不仅为新中国构建成覆盖三分之二国土的战略大屏障，而且对中国国力的提升发挥了巨大作用。客观上改变了我国工业东西部布局的不合理状况。
从1964年到1980年，“三线”建设共建成了了成昆、湘黔、襄渝、川黔、贵昆、青藏（西宁至格尔木段）等铁路干线，使整个西北、西南地区建成了交通网。同时配合铁路建设，还建成许多公路网络，从根本上改变了我国西部地区交通运输落后的状况。 在铁路交通建设先行的前提下，西南诸省的工业进行全面深刻的再造，建成了基本完备的钢铁、能源、有色金属、电子、化学、机械等重工业体系，奠定了西部今天的发展基础。其中一部分成为西部的脊柱，如攀枝花、酒泉、金川等钢铁冶金基地，酒泉、西昌航天卫星发射中心，葛洲坝、刘家峡等水电站，六盘水、渭北煤炭基地，川西核工业基地，四川、江汉、长庆、中原等油气田，重庆、豫西、鄂西、湘西常规兵器工业基地，湖北十堰中国第二汽车厂、东方汽轮机厂、东方锅炉厂等制造基地，中国西南物理研究院、中国核动力研究设计院等科研机构。这些形成了中国可靠的西部后方科技工业基地，初步改变了中国东西部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布局。 在国防科技工业方面，形成了以重庆为中心的常规兵器工业基地、以成都为中心的航空工业基地、长江上游的船舶工业基地以及以绵阳为中心的国防尖端科技研制基地，足以为现代化军队提供种类齐全的武器装备，形成了坚固的战略大后方———大西南成为“中国的避难所”。 此外，“三线”建设也造就了不少优秀人才，如“文革”期间分配到刘家峡水电站工作的胡锦涛、分配到湖北十堰二汽工作的王兆国等一大批干部。
1991年1月26日，刘华清在国务院“三线”办第八次成员会上对“三线”建设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同年4月，江泽民在视察“三线”建设重点项目攀枝花钢铁公司、西昌卫星发射中心、德阳第二重型机器厂、西南物理研究院后指出，从当前国际形势来看，特别是海湾战争之后,我们对“三线”建设的重要性应当有进一步的认识。总的来讲,当年党中央和毛主席做出的这个战略决策是完全正确的，是很有战略眼光的。
攀枝花市：自然资源
攀枝花矿产资源丰富，有铁、钒、钛、煤、石灰石、白云石、粘土、石墨、苴却砚矿石、硅藻土等。其中，钒资源占全国62.2%，居世界第三位；钛资源占世界11.6%，居世界第一位；中坝石墨矿床基本囊括南方所有石墨资源，为中国第二大石墨矿床。硅藻土尚未得到开发。攀枝花铁矿的朱家包包、兰家火山、尖包包3个区段已建成年产1350万吨钒钛磁铁矿的大型露天矿山。
攀枝花位于金沙江、雅砻江汇合处，水力资源非常丰富，具有开发梯级水利的优势。在雅砻江上建成的3300兆瓦二滩水电站已经持续稳定地为全国各大电网输送电力达十年之久。
攀枝花的植物和野生动物种类繁多，达2500多种。珍贵稀有动物中，国家一级重点保护动物有5种：牛羚、云豹、豹、白尾梢红雉、四川山鹧鸪。国家二级重点保护动物30种。国家重点保护的一级、二级珍稀濒危植物14种，其中，一级重点保护珍稀濒危植物攀枝花苏铁举世称奇，成片生长，达10多万株，且年年开花，雌雄竞放，与恐龙、熊猫一并被誉为“巴蜀三宝”。
成长数据：
1958年，531地质队提交了第一份《攀枝花钒钛磁铁矿勘探报告》；
1965年2月，中国第一个特区——攀枝花特区成立；
1970年7月1日，钢铁基地炼出了第一炉钢；
1987年1月23日，渡口市更名为攀枝花市；
2008年，攀枝花实现地方生产总值427.61亿元，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增加值296.31亿元；
2005年10月，新钢钒成功进行股权分置改革；
2007年10月31日，四川第一炉约5吨重的海绵钛出炉，标志攀枝花钛产业全流程全线打通；
2008年，“中国钒钛之都”花落攀枝花，至今全市拥有钒钛企业达数十家；
2009年8月，攀钢历史上氧化钒产品年产量首次突破万吨大关，攀钢和攀宏钒制品厂分别一举成为目前世界上第二大产钒企业和单厂产能最大的钒制品厂。
（资料来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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