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细部的柔软见证——读叶周文集《地老天荒》 张厚刚

来源: 叶周 2014-06-13 22:06:10 [] [博客] [旧帖] [给我悄悄话] 本文已被阅读: 次 (35475 bytes)





文集《地老天荒》,读来让我很难抑制住泪水,这些本然的文字,直接抵到我内心的柔软,我无法抗拒文字对我的折磨!让我感动的地方至少有三处:一处是“深夜时他坐在书桌前默默抄写着儿子留下的日记,他的笔下隐忍着多少父亲的悲哀。;另一处是巴金在好友以群的追悼会上,视线望着天花板,低沉地呢喃“以群、萧珊都没有能够活到今天,真可惜!”;还有一处是“每到周末,我仍会时常盯着电话本上母亲的电话号码,可是从此以后,打给母亲的电话,她再也不会接听!”让人流泪固然不是散文优劣的唯一尺度,甚至不是一个尺度,但感动本身拆穿了作者与读者的心灵隔栅。

文集《地老天荒》是叶周去国二十年的回忆之作,按时下流行的说法属于“非虚构写作”,文中所回忆的父辈师长,大多是和叶周有过密切接触的朋友。这些人大多已逝,在远离故乡的异国土地上,叶周的怀念颇有些回到故乡的味道。我一直认为“故乡”实际上,在其本质上是个时间性的概念,它的核心还是“故人”,那些音容笑貌、那些体温和气味弥漫的记忆,不断弥合了此在生存的自我碎片,这种回到过去的倔强,实际上更是一种心灵的仪式,维护着我们日益被侵蚀的整体感、存在感和尊严感。

由于家庭和工作原因,叶周得以和诸多的文化巨星有过生命交集,巴金、周扬、夏衍 荒煤、于伶、冯亦代、艾明之 赵丹、黄宗英、瞿白音、谢晋、钟惦、王世桢……这一个个如雷贯耳的名字背后,有着怎样的个人际遇和悲欢,叶周幸运地见证了这些,并按照自己的所见所闻,用文字记录下来,与更多的人分享回忆的滋润,这也是中国文化的一份幸运,这份幸运也许微小得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但它所传递的一定是一份正能量,“他们即便在极其艰难的历史岁月中,不论是忍饥挨饿,或是经受着精神上来自各个方面的干扰和迫害,可是他们仍然矢志不移地热爱着自己的民族,自己的人民,自己的文化,矢志不移地追寻着对文学的探索。这是父辈们留给今天这个世界永远不朽的精神财富。”

这部散文集包括27篇,从内容上可分为三类:写人,写事,写情。写人写其情;写事写其真,写情写其挚。但归根结底还是写一个“情”字。于地老天荒之间凝固那恍惚飘渺却是永恒实存的感动。那些遗憾,那些率真,那些悲伤的泪水,那些隐忍的伤痛,都灵动起来,穿越历史坚硬的外壳,无法拒绝地直抵人的心灵原点。叶周打捞历史细部的热情,固然有其近水楼台的便宜,但不是为了考证真知,而是为给这地老天荒作柔软的见证。

                         

一、触摸故园上海的氤氲空气

 

“地老天荒”也作“天荒地老”,最早出自李贺《致酒行》:“吾闻马周昔作新丰客,天荒地老无人识” 原是感叹怀才不遇的遭际,后来一般指爱情、友情能经得起时间考验,始终不渝。叶周在这本散文集里充满了淡然忧伤,其中很重要的是对故地上海的回忆。上海对于叶周而言,是最重要、最热爱的城市,叶周在文字中,呈现出来对故园上海氤氲空气的触摸渴望。

在《张爱玲的足迹》中,叶周隔着辽远的时空,依然能触摸到上海的小弄堂,漂亮的洋房别墅,那些氤氲的气味,都让人心生故国之感。福州路,郝德路,愚园路,淮海西路,巨鹿路,衡山路,这些记忆中的空间,安放着一个城市的灵魂和一个个灵魂的互相安慰的自适。讲述着张爱玲自由不羁随遇而安的灵魂,为我们呈现了一个人卑微中的尊严。

晚年直到去世一直生活在上海的鲁迅,无疑是上海文化的标志性人物,在《地老天荒》中有二篇是关涉鲁迅的,一篇是《前辈记忆中的鲁迅》,另一篇是《曾经沧海难为水——电影〈鲁迅传〉流产纪略》,一实一虚的叠合交错中,“人间鲁迅”、“上海鲁迅”的形象浮现出来。《前辈记忆中的鲁迅》解读了鲁迅爱情的煎熬,以及他维护自尊的小小倔强,他的惶惑、他的委屈中的执拗,使神坛上的鲁迅怀上了体温;鲁迅“一个都不饶恕”,既是对这个世界的态度,也是说服自己的内心宣誓,以此种不回头的决绝,向内心所爱的人延续的不断缠绵的目光。“流言”对鲁迅“一个人的围剿”一直持续到他的离世,他的痛苦使他克服了对死亡的恐惧,所以才有带有调侃式的遗言“赶快收敛,埋掉,拉倒!不要任何关于纪念的事情。忘记我,管自己生活。……倘不那真是糊涂虫。”鲁迅把他自己仅有的十块钱借给朋友,在赠书的细节中,体现了鲁迅对书、对朋友的认真和尊重,“鲁迅又急忙把书拿过去,整整齐齐地包好,套上橡皮筋才重新交给以群。”这些历史细节时时打动着我们的心灵。

其他的一些人,一些事情也大多是围绕上海展开的,上海这一心灵中的地理图标,是叶周抹不去的精神胎记,叶周常常执拗地以文字的形式潜回故园,心中有这么一块故地,时间和空间以及友人都有了踏实的承载。

 

 

二、考索时空错位的“革命”记忆

 

《地老天荒》另一个主题是对革命和文革的回忆,几十年后在大洋彼岸回忆革命和文革,真是别有一番滋味。当时间洗去一些痛苦的尖锐,也还有一些患难中的真情却愈发清晰。《父亲远去的身影》写到父亲以群的两个美称:“新进剧作家”、“新进酒家”!“新进剧作家”的名号因为当时以群写过电影剧本;“新进酒家”的由来是因为潘汉年的多方面统战工作需要时常请客。因统战需要往往由以群出面宴请。尤其是潘汉年不会喝酒,以群作为主人总得敬敬客人,主动饮两杯。久而久之,就有了新进酒家的美称。“在那段日子里,在潘汉年的领导下送往迎来四百多位著名人士,经过以群安排的人士就有:郭沫若、茅盾、许广平、周建人、冯雪峰、叶圣陶、郑振铎、胡风、王冶秋、余心清,还有陈毅司令员早年的友人,作家金满城等。”单就这“新进酒家”的名号,也足以看出以群对革命的贡献之大。

在《敲响电影锣鼓的钟惦》中,记载因钟惦以《文艺报》评论员的名义发表著名的《电影的锣鼓》,讨论电影的方向的问题,为此沽祸。“批判钟惦棐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行的大会”先后“进行了十五次,在大会上发言的有142人次”, 还“进行了多次小组会和个别谈话”。这些历史细节,为我们理解那段不寻常的灾难岁月,提供了非常具体的个案数据。

回忆文革期间的文章占整本散文集的很大篇幅。《回望郭沫若》中为我们勾勒出一代杰出诗人的内心痛楚、恐惧和爱,为我们理解一代知识分子内心的复杂性提供了有力的佐证。“1959年第2期的《收获》有两个版本。原来编发的是《蔡文姬》。刊物已开始印发后,靳以接到郭沫若办公室紧急来电,原来郭沫若收到校样后,需要修改,不让发表。靳以只得将打好纸型的《蔡文姬》抽出,填补上其他作品,重新印刷、装订。已经开印的杂志装订了12本,于是那一期有了两个版本。当年《收获》编辑彭新琪回忆道‘郭沫若当时抽回去说修改,其实他很紧张,害怕出什么问题。……说明1957年反右,老知识分子心里害怕,特别是郭沫若,他当时是知识分子的代表人物。’据此我们再来理解郭沫若晚年的“和诗”与一些言行不一,就会获得更宽广的视野宽。郭沫若在文革期间两年内痛失两个爱子,作为一个父亲对儿子的遭遇毫无办法,“深夜时他坐在书桌前默默抄写着儿子留下的日记,他的笔下隐忍着多少父亲的悲哀。”对于我们全方位更透彻地理解郭沫若提供了全新的视角。

《赵丹的遗憾》道出了一个充满艺术才华的演员,在不正常的年代里因某种干预,而离开了自己钟爱的电影,这无疑宣判了其艺术生命的死亡。离世前,赵丹向组织郑重的建言:“1.党管文艺,不要管得太具体;2.给领导者以艺术欣赏的自由;3.支持建立个人风格的创作集体。”这遗言尽管叙说的平静,却隐忍了自己多少深深的钝痛。

以群因不愿意揭发往日的战友,而选择了有尊严的自杀,这些沉痛中的骄傲,是一代知识分子的良知的延续,自有其令人动容的力量,也正是基于此,作者把自己的父亲以群称之为“文脉传承的践行者”。叶周在写到文革时,即使是对那些“坏人”,经过岁月的汰洗和过滤,也不再有咬牙切齿的恨意,其反思中加入了更多的宽容。

巴金的隐痛深深埋在心底,在以群的追悼会上对以群家属说,“你要保重自己,孩子们都长大了,很不容易。”这句话何尝又不是说给自己听的,从一个历尽沧桑的老者口中说出,包含了多少人世间的辛酸。“文革”对中国大地的影响无所不在,从繁华都市上海到偏僻遥远的“三家村”,都有其强制性影响,上海市民“每家每户出人去做砖,用来建筑防空洞,以防止苏联的核子进攻;而一个只住着三户人家的地方,“三户人家也搞‘革命’,也有派性”。文革是特定历史时期的人性变异所致,这些往事隔着岁月的风尘,也带上了恍如隔世的沧桑之感。

 

 

 

三、追寻半生难了的电影情结

 

叶周是个“老电影”, 曾任上海影影新作》杂志副主上海电影制片厂文学部剧本策划。关于电影的那些“人”和“事”,是《地老天荒》中的主要部分。中国早期电影的艰难和风光,文革期间电影的遗憾和不幸,文革后电影的辉煌和轰动,都被作者聚拢笔端,娓娓道来,赵丹、黄宗英、瞿白音、晋、钟惦、王世桢……他们的艺术成就已经写入中国电影史,但被历史宏大框架剪裁后的血肉,经叶周的还原和复活,重新获得了鲜活的生命,也透露出作者半生难了的电影情结。

在《激情谢晋》一文中写道,谢晋在新时期以电影为载体,展开严肃的思考和痛彻的时代反思,他执导过《天云山传奇》《高山下的花环》《芙蓉镇》,每一部都是走在时代的刀尖子上,也都能引起巨大的社会反思。他对中国社会、中国文化的贡献,几乎是不可替代的。谢晋用影片表达出对历史的痛切反思,探究中国社会诸种悲剧的根源,有其精神的强悍与艺术的敏锐力。谢晋的一句口头禅是:“金杯银杯,不如观众的口碑。”蕴含了他对电影的理解以及自己对艺术的尊重,也体现了他挑战思想解放的极限和无所畏惧的精神。文中还披露了,“谢导是个酒仙,伏案工作时离不开酒。常常是边喝边工作,一阵忙下来,桌子底下空酒瓶成排成行的。”自古以来,酒与文人结下了难解之缘,艺术的想象力需要酒的催发,中外皆然。作为一个电影工作者,叶周对电影界的人文掌故可谓了如指掌,对电影《鲁迅传》流产、《芙蓉镇》续集的无奈,谢晋的口头禅和酒瓶子,娓娓道来,多数都是首次见诸公开的文字,自然有口述史令人着迷的生活气息。

《为电影创新独白的瞿白音》中讲,那个年代谈创新需要冒极大的风险,更何况瞿白音提出创新首先要创思想之新,认为把主题、结构、冲突三者作为神灵而尊奉,却不首先去认识千姿百态的生活风貌,那末,永远不能走出公式化、概念化的困境。由于所记写的人物,大多是某一方面的艺术理论家,在艺术领域具有深厚的造诣,使得这部散文带上了学理真知性。比如写道:赵丹的遗言,对理论政策的建议中,含有很好的学理,这一点作为文艺理论家和文艺政策的制定者之一的胡乔木也深为赞同,“很对,很重要,很有意义。” 在拍摄上谢导提出一个口号:“要做到看不出导演,看不出分镜头,看不出摄影,看不出表演。”也道出了内行人的执导的艺术秘诀。

 

四、见证地老天荒的人间大爱

 

“地老天荒”的空灵飘渺被人间大爱见证,这本散文集中从头至尾弥漫着人间大爱。有母亲的“盐汽水布袋”;父亲对智障儿子的爱;黄昏恋之爱。除此之外,叶周还写到对书信之爱,对海外华文文学事业之爱。这些充塞于天地之间的“爱”,成为地老天荒的实存内容。

比如《再也无人接听的电话》记述了母亲即使自己掉在水里,处在生命危机之中,“她的手还是紧紧地抓着装着两瓶盐汽水的布袋”,为了孩子的一点小小的快乐,母亲竟然以自己的生命危险置换。叶周记录下来和母亲的最后一次通电话的情景尤为感人,“最后一次和母亲通话,她才说了一句你好吗?就再也不出声了。不论我说什么,她都不再搭理。显然说话已经使她很吃力。”母亲离世后,“我忽然清楚地意识到,给母亲的电话再也打不通,远方的电话铃响了,可是母亲永远也不会接。每到周末,我仍会时常盯着电话本上母亲的电话号码,可是从此以后,打给母亲的电话,她再也不会接听!”叶周远离故乡和母亲,那手持电话的悲伤,也正成为一个时代的伤痛图景。

又如《激情谢晋》记载:“谢导对两个智障的儿子疼爱有加,十分关爱,我们去他家,他看见两个小儿子从隔壁房里探出脑袋,就喊他们过来给我们一一介绍,一点没有要把他们藏起来不让见人的感觉。”除了对儿子的深爱,也可看出谢晋对命运和不幸的坦然。这些生活中点点滴滴汇集起来的真相,为我们呈现了一个相对完整的个人世界。这个世界中的人,尽管显示在尘世的实相各有不同,但都具备了超脱的神性品质,这是一个真正的文人世界。

再如《美丽世纪黄昏恋——冯亦代与黄宗英》讲到:“黄宗英坦言人生命苦。当我问她这段美丽的黄昏恋是如何开始的?她直率地说:前几年,她曾经尝试过写自传,可是她一开始回顾自己的坎坷人生,脑子就停不下来,永远无法休息,后来她进了精神病院。在医院里她多么渴望自己有一个伴在身边,时时从精神上给自己以支持。她想到了被她称作‘二哥’的冯亦代,在医院里她写信向‘二哥’求婚。”黄宗英、冯亦代的黄昏恋,在两人共同的家中却摆着各自逝去的的另一半的遗照,那一份坦荡和达观,着实令人唏嘘。

除了人与人的爱,《地老天荒》还为我们呈现出作者对纸质书信的特殊感情,《有信自远方来》发表了作者对书信的怀念,“信纸上留着书写者的指纹,和生命能量,那是现在的电脑书写所不具备的。”文中还披露了自己收藏的几封信。对自己祖国文化的热爱,深入叶周血液之中,连自己也难以觉察。叶周去国二十载,但似乎又从没有离开,他所从事的美国华文文学事业,编华文杂志,编华文作品选,进行华文文学创作,不都是延续着我们民族的文脉吗?正如他自己在《洛杉矶华文作家作品选集》编选后记中所言:“海外华文作家所进行的跨越文化的创作,在观照中西两种文化时,具备了多角度的立足点,这又和西方主流作家,或是中国本土作家有所不同,这种优势无法取代。”叶周在异国他乡努力延续着华文文脉,也算是子承父业了,其本身也就带上了“地老天荒”的苍凉与壮阔。

 

注  释:

①叶周:《地老天荒》,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2013年版。

②李贺:《致酒行》,《李贺诗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

(作者简介:张厚刚,聊城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广西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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