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人”之伪-还原一个真实的孙中山！
政治家和政治组织的内外政策是交相为用的。与其对内政策紧密联系，孙文的对外政策上也留下一长串平常人难于理解的记录。从民初开始，这些记录在国内外的出版物中就不断有所披露，在研究近代中国的史家中对有关事实毫不知情的，大约十分罕见。不过，在中国大陆，人们没有把这些史料系统排列出来，加上标准教科书讳莫如深，一般读者知道真实情况的似乎也不多。请读者允许我做一回文抄公，主要根据中国大陆近20年的出版物，将有关事实抄录如下：
第一，“在华南境内给法国以大面积的租界”。“约摸在1900年6月初，孙博士（按：早已有人指出，孙文一生从未得过博士或荣誉博士学位，说他是博士纯属以讹传讹。可能是Dr.——医生的误译。他是医学院毕业生，也行过医。）会晤了法国公使朱尔斯·哈尔蒙德……希望得到法国军火装备和法国军事参谋的帮助，按照哈尔蒙德先生的报告，作为交换条件，孙中山提出在华南境内给法国人大面积的租界”。1902年12月底或者1903年1月，孙中山抵河内，与法国总督的私人秘书会谈，“孙博士答应，在华南建立起联邦共和国以后，它将转向法国要求帮助，为了取得法国的支持，并将给以大面积的租界。”
第二，1910年3月，孙文与美国人荷默·利和布思会谈，“这三个人建立了一个‘辛迪加’……孙博士任命布思为辛迪加和同盟会两者的‘驻国外的唯一财务代表’，并且授他以处理贷款、收款和购买所有陆海军装备的代理人的全权。辛迪加保留其权利，以负责掌握铁路建设的借款，割让满洲矿藏租借地给美国支持者，在临时政府建立以后，将借款转用于中国的经济建设。”“美国人同意在十七个月之内筹足三百五十万元，分为四期摊付给孙博士。”
第三，出卖满蒙。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身为临时大总统的孙文，偕同秘书长胡汉民同三井财团代表森恪及宫崎滔天、山田纯三郎会谈。会谈前，森恪等曾得到先后出任首相的日本政界元老桂太郎、山县有朋等授意，冀图与孙文等革命党人订立密约，使东三省归日本所有。会谈中，孙文表示：“当此次举事之初，余等即拟将满洲委之于日本，以此希求日本援助中国革命。日本政府如能 火速提供资金援助，余或黄兴中之一人可赴日本会见桂公，就满洲问题与革命政府之前途，共商大计。”森恪在会谈当天下午6时还发出一封经过孙文、胡汉民修改的致日本有关人士的特急电报，内称：“关于租借满洲，孙文已表应允……如能在汉冶萍公司五百万元借款之外再借与一千万元，则孙等与袁世凯之和议即可中止，而孙文或黄兴即可赴日订立关于满州之密约”此事一波三折，最后因日本陆军大臣石本新六的反对没有办成。原因是：“按照日本军部的扩张主义分子的观点，在中日、日俄两次战争中，满洲是日本人为之抛洒珍贵的鲜血的地方，理应享有一切权益，而无须以金钱收买。”
据与孙文有密切交往的内田良平说，从1905甚至更早时开始，孙就曾在游说日本朝野人士时一再声称：“满蒙可任日本取之，中国革命的目的在灭满兴汉”，“日本如能援助中国革命，将以满蒙让渡与日本。”从1898年起至1923年止，包括与森恪的谈话在内，类似的记录共10条，交涉对象包括首相、陆军参谋总长、政坛元老、财阀等等。
第四，把设立国家中央银行的权利让给日本人。1912年1月10日，南京临时政府刚刚成立，孙文便致信曾任大藏大臣的阪谷芳郎，委托他建立中国的中央银行。同日，又电告阪谷：“设立中央银行事，应即迅速进行。”十天后，阪谷便复函孙文说“接到贵电及中华民国元年一月初十日贵翰，委托阪谷以贵国中央银行设立之事”，因此他草拟了《中华国立中央银行设立特许札》，要求孙文盖章批准。其中规定“该特许札之有效期限，自交付特许札之日起算，以五十年为限。”
一、密约割让满蒙的改朝换代者
“驱除鞑虏，恢复中华。”曾经是孙中山为首的同盟会革命党人的奋斗口号。也正是因为错呼了一句口号，从而导致中国北方大片疆土被日本人侵占了满洲国，被苏俄割让了蒙古独立。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登基座殿当上临时大总统的孙文，偕同秘书长胡汉民同三井财团代表森恪及宫崎滔天、山田纯三郎会谈。会谈前，森恪等曾得到先后出任首相的日本政界元老桂太郎、山县有朋等秘密授意，企图与孙文等革命党人订立密约，使东三省归日本所有。会谈中，孙文表示：”当此次举事之初，余等即拟将满洲委之于日本，以此希求日本援助中国革命。”日本政府如能“火速提供资金援助”，“余或黄兴中之一人可赴日本会见桂公，就满洲问题与革命政府之前途，共商大计。”森恪在会谈当天下午6时还发出一封经过孙文、胡汉民修改的致日本有关人士的特急电报，内称：“关于租借满洲，孙文已表应允……如能在汉冶萍公司五百万元借款之外再借与一千万元，则孙等与袁世凯之和议即可中止，而孙文或黄兴即可赴日订立关于满州之密约。”但此事一波三折，最后因日本陆军大臣石本新六的反对没有办成。原因是：“按照日本军部的扩张主义分子的观点，在中日、日俄两次战争中，满洲是日本人为之抛洒珍贵的鲜血的地方，理应享有一切权益，而无须以金钱收买。”
据与孙文有密切交往的内田良平说，从1905甚至更早时开始，孙就曾在游说日本朝野人士时一再声称：“满蒙可任日本取之，中国革命的目的在灭满兴汉”，“日本如能援助中国革命，将以满蒙让渡与日本。”从1898年起至1923年止，包括与森恪的谈话在内，类似对日求援的记录共10条左右，交涉对象包括首相、陆军参谋总长、政坛元老、财阀等等。
在袁世凯死后的护法斗争期间，孙文为了争取日本支持，继续以出让满蒙为诱饵，企图得到日本的资金帮助。1917年9月15日，日本社会活动家河上清访问广东军政府。孙文在会见河上时明确地表示：“一旦他掌握了权力，将愉快地将满洲交给日本管理。”1918年11月16日，他在上海会见日本实业家松永安左卫门时又说：“日本如果援助南方派的话，可以承认日本对满蒙的领有。”总而言之，为了解决南方革命军政府的财政危机，孙中山曾经不顾一切想求得日本的经济支持，将革命进行到底。
二、娶日本妻子的中国大总统
有人说，孙中山一生中有四个妻子，而中国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在他公开的传记中，只承认两位，一位是卢慕贞，一位是宋庆龄。其实孙中山还有一位夫人名叫陈粹芬，《翠亨孙氏达成祖家谱》关于孙中山的有关情况中有这样的文字：元配卢慕贞，享寿86岁；侧室陈粹芬，享寿89岁；妣宋庆龄，享寿89岁。
其实，孙中山还有一位日本籍的秘密夫人名叫大月薰。日本通讯社曾报道说，一位日本教授在横浜发现孙中山博士78岁的女儿。这位学者名叫久保田，是日本女子大学的教授，他负责研究这件事，他指出这位女人名叫宫川富美子，住在东京南方的横浜市。
根据久保田的研究，孙中山于1898年在横浜的中国城首次遇到宫川富美子的母亲大月薰，便打动了孙中山的心，1901年孙中山要求宫川富美子的祖父答应把她的母亲嫁给他，两人在横浜以简单的仪式举行了婚礼，不久孙中山独自前往美国等地，于1905年回到日本看妻子，1906年他们的女儿出生了，但孙中山在女儿出生之前就因事离开日本，宫川富美子的母亲后来改嫁两次，于1970年去世，享年82岁。
大月薰的父亲原是和中国有贸易往来的商人，孙文因藏匿在大月薰家里而与大月薰相识相爱；36岁的孙文向大月薰求婚，并举行婚礼，当时大月薰还只是横浜高中女中的学生，年仅15岁。宫川富美子生于明治39年5月，富美子的名字中“富美”的另一个汉字写法是“文”字，这是仿效孙文的“文”所取同音字。
现年78岁满头银发的宫川富美子，目前和儿子媳妇一同住在横浜市西区南浅间町32之10号，闲居在家。她在接受《读卖新闻》记者访问时说：“我从母亲那儿知道自己是孙文先生的女儿，但因为顾虑到孙文家族的立场，因此没有公开。
从种种迹象表明，孙中山确实在日本有过婚史，他是在娶了日本妻子之后不久当上民国大总统的。
三、加入美国籍的中国国父
无论是海峡两岸，还是海内外华人社区，对于孙中山的崇拜是相当广泛的：1929年，国民党举行了规模宏大的“奉安大典”，将孙中山遗体从北京迁葬到南京中山陵； 1940年，国民党召开中常委143次会议，决议把孙中山推上了中华民国“国父”的地位。但就是这位崇高的第一位革命领袖，竟然怀揣的是美国护照。
孙中山，幼名帝象，学名文，字德明，号日新，后改号逸仙，旅居日本时曾化名中山樵，因而得名“中山”。他出生于广东省香山县，八岁时入私塾接受传统教育，并于闲暇之余常听太平军老兵讲述太平天国故事，心生佩服向往。1879年，不到十四岁的孙中山受长兄孙眉的接济，随母乘轮船赴夏威夷，始见“沧海之阔，轮舟之奇”。孙中山在当地英国圣公会史泰利主教创办的一所名叫“意奥兰尼书院”的小学修读英语、英国历史、数学、化学、物理、圣经等科目。1881年毕业，获夏威夷王亲颁英文文法优胜奖。1904年，夏威夷准州政府发出他的出生证，上面署名“孙逸仙”，从而使孙中山后来顺利地取得了美国居留权。
孙中山入籍美国，获得美利坚合众国公民身份，并得到了美国护照及受美国保护。后来，他进入了当地最高学府、美国教会学校“奥阿厚学院”继续学业。与现任美国总统奥巴马属于同一个学院的同学。
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宣誓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之后的十二天，即1912年1月13日，美国《纽约时报》报道了孙中山是出生于夏威夷、按1900年夏威夷法案归化宣誓入籍的美国公民。
1981年，美国乔治亚大学的Thomas W. Ganschow教授在查阅孙中山档案过程中发现，出生于中国广东省香山县翠亨村的孙中山为了进行革命，以出生在夏威夷为理由取得美国国籍，时间是1904年3月14日，而他的申请表中填写他是1870年11月24日出生于欧胡岛上的Waimano。而档案显示，孙中山在1904年4月7日从夏威夷前往旧金山时，美国移民局官员对他的国籍产生怀疑，曾将他一度扣留审查。
孙中山说自己出生于夏威夷，其实的目的就是为了方便在海外倡导革命，否则依据当年美国通过的“排华法案”，禁止华工入境，孙中山也无法继续往返中美之间，创办建国大业的！但无论如何，后来拥有美国国籍的孙中山再出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肯定是一种天大笑话。
有人说，孙中山奉献一生为国为民,不恋栈权力,必定称得上是伟人。这是常见的观点，但并不符合历史史实。孙中山一生为的是自己权力，辛亥革命并不是他不恋栈权力，而是他不得不交出权力，因为当时的军事，经济和才学等各个方面，孙文无法和袁世凯相提并论，而说孙文一生为了权力，是指他和在东北成立的伪政府一样，孙文也在广州成立了伪政府，并自己任命自己为非常大总统，之后是不断革命。在当时，北洋政府才是国际上承认的和法政府。 孙文的不断革命给中国带来了什么？请看1923－1924年间孙中山主政的广州市.
孙中山于1923年2月返抵广州后，到1924年11月才离粤北上。在其离粤前夕，由广东各界人民策动组织的「各界救粤联合会」在香港发出通电，指控孙中山「祸国祸粤」十一大罪状：摇动国体，妄行共产，纵兵殃民，摧残民治，破坏金融，抽剥民产，大开烟赌，摧残教育，蹂躏实业，破坏司法，铲灭商民团。〔华字1924。11。15〕
这粤人控告孙中山祸国祸粤的十一大罪状，是过大半世纪以来被国人忽视的史实，也是统治者摧害人民的暴行中，被当权政府掩盖（cover up）起来的史实。1923，24年间，北京政府徒具其虚名，实际上为直系军人曹锟，吴佩孚所操纵；广州方面，则有孙中山凭依滇桂军的势力，建立大元帅府。在海外中立的香港《华字》日报把南政府与北方政府作一比较：
北京政府非法而尚有法；南方政府护法而实无法。凡到过北京的人，大概总要承认。即未到过的，只看北京报纸的言论新闻，何等自由。昨日骂黎菩萨（指黎元洪），今日骂高凌蔚，其余批评政府，和监督政府，更触目皆然。可怜广州的言论界，战战兢兢，不敢出一大气，报馆则常时被封停版，记者则常怕枪毙和监禁。茶楼酒馆，高标「莫谈时事」，稍一不慎，就加以逆党的名号，不死于明诛，必死于私剑，用种种的暴力来钳制民口，使人民敢怒而不敢言，道路侧目，约法上言论自由的条文那里去了？
北方军阀互相打架，绝没有拉夫充兵，并肆行屠洗的惨剧。可怜在号称三民五权护法政府都城的广州市，日驱市民作炮挡子，大半一去不复返。故常见『披衣顿足拦道哭，哭声直上千云霄』的惨剧，约法上人民身体自由的条文那里去了？尼庵僧堂，本属法团私产，尽被没收。可怜僧尼多无家可归，约法上信教自由的条文那里去了？剥夺人民生命财产之自由外，又于人民精神上加以种种损害，明开烟禁，公包杂赌，务使祸流数代。试问北京城里有这种黑状么？。。。。南方政府坏在暴徒手；而北方政府则坏在官僚手。
换句话，北京政府是一个庸碌无能的腐败政府；而广州政府却是一个残酷无法的暴力政府。这是《华字》在西关屠城血案事件发生前一年，对孙文政府的评语。（1924）10月广州屠城血案事件发生后，美国总领事简庆斯（Douglas Jenkins）说：『广州市民给孙中山的残酷态度骇哑了，人人对孙个人痛恨切齿』。
下面对广州政府的残酷政策，试就其三个特色作一分析：
(一).「顺我者生,逆我者亡」 以锺锡芬案为例：锺是广州市参事员，因反对没收寺观庵堂庙宇为公产变卖的提案，被市长孙科扣留，指为附逆（指附陈炯明），趁机勒罚五万元。结果，经人从中调解，罚款一万元，始获释放。粤籍国会议员马小进在北京发言反对孙中山变卖三院，致使「盲人老人乞丐流离失所」，亦被指为附逆；马氏致友人函中说：
小进此次反对中山变卖三院，固属迫于公义，亦即所以爱中山，乃毁我者，故造谣言，谓为受陈派钜金收买。小进读书廿年，一无所能，惟自问操守二字，尚足自信。此次南旋，始终未见陈派一人，诉诸良心，无惭衾影。孙政府不但以莫须有，「附逆」的罪名来镇压异己，而且用之为勒索税款的手段，把广州弄成一个恐怖世界。例如，1923年8月下旬，广州各银行，及土丝各大行商曾开秘密会议，一致反对政府新增办的营业牌照税，决定不肯申报，但即被政府探得其事，马上接到大本营命令，大意说：『闻该行等密议反对，此时政府军饷紧急，该商等应勉为其难，为各行倡率，今若此则无异附逆行动，请力劝谕各行众遵行』。各行商接函后，大为惶恐，因为「附逆行动」，严重的可判处死刑。各行商遂改变前议，只得申报服从。
(二).「以党治国」孙中山仿效苏俄，实行「以党治国」，使「有组织有权威之党，乃为革命的民众之本据」（1924年1月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之语）。可是，这个「党治」施行于民间，实际上的效果如何呢？我们可以从一位署名「香山老人」致香港《华字》报社的函中，窥见到一些真相（香山即今中山县）。老人的函中说：
余自辛亥（1911年）至今，避乱海外者凡六次，以年垂七十之人，生当乱世，实属不幸。十二年来之纷扰，以今年为最惨。省城与别县吾不知。予香山人试言香山怪状。石岐有国民党分部，各乡镇有分区，一般强徒，藉此包官府，包土匪，无所不为。尤甚者，迫人入党，谓本党系大元帅作总理，入党则受大元帅保护，否则属逆党，属乱民，必遭杀戳。始则少年血气之辈，如蚁附膻，近则农夫粗工，亦受驱迫。
余年老居乡，不问世事，本无入党之必要。六月时为势所迫，卒之一家十三口，除小孩外，入党者八人。查入党费富者十元，中人家六元，贫者二元。予初拟纳费而不注册，该分部长不允，谓每年仍要纳常费，予不得已遵缴八十元，但非吾所愿也。吾香山之如吾被迫者，不可数计。闻诸三点会虽猛，亦未常加人以暴力。广东尚长此以往，恐永无安宁之希望。
「香山老人」的遭遇固然是地方党人凭势敲诈人民的不法行为，但是在政府权威所在的广州市，《华字》报导党治的情形说：『粤京以党治国，非党人不能任官职。而番摊公开，鸦片公卖后，摊与烟均为党人办理，固不待言。今某大学筹备处某科长，又兼任鸦片公卖处局长，。。。是为粤京学界之败类，彼等则曰党治之成绩也』。孙中山口唱「民权主义」，而其违背民权最基本原则的行为，莫甚于破坏司法独立，实行「党化司法」，强迫司法人士入党。
(三).愚民手段1923年孙中山因向新宁铁路索款三十万元不遂，于7月中旬下令徵收该路为军用，并援引美国在欧战时期收管民有铁路为先例。美国归侨李洞云致函，说明欧战时期，美国政府为便利军事运输起见，确曾收管民有铁路，但对铁路公司的每年收入，照数依法偿还。李在函中说：
（美国政府收管民有铁路办法）在西报上固常见之，即金山（指美国）华文各报，亦屡有登载。（大元）帅府中人，既晓援引美例，必深知无疑。今之车脚补回与否，一字不提，但云收归国有，则非遵依美国先例办理可知矣。或曰：阔人只知要钱，美例不美例，管他甚则。不过，帅府群彦欲捧出那位西式自由神，吓吓四邑（指广东省台山等四县）金山伯，而不知其舞文弄墨，实无异于欺诈取财也。
根据英国的报告，孙政府于1923年内，强征广州的总数，达一亿二千万元之巨。1923年10月美国总领事简氏报告广州的情况说：
孙政府在广州继续拉夫，平民怨声四起。各种各式的苛捐杂税，更促成社会之不满，罢市工潮之频发。杂税中包括鱼贩，黄包车夫，戏院，酒店，饭馆等等。鱼税引起鱼场罢市，现已调解复市。饭馆税引起全市大小饭馆闭门停业，但政府坚持徵收此税，至今仍在谈判中。海关经纪人的工会被罚款十万元港币，该工会认为政府非法罚款，实为藉口抽取军饷之用，现工会会员如码头装货工人等，正在罢工中。
六个月后，简氏又报告说：『广州的烟馆赌场继续做繁荣的生意，孙政府所谓的禁烟局，实际上是抽烟税的筹款机关。赌场大都为军队所包办，政府只得赌场的一小部份收入。孙中山政府以不合法契据为藉口，而没收的私产，共值约一千五百万港币。但迫得以低价变卖，因买者恐孙垮台后，其产权将不为新政府所承认』。
在西关屠城事件发生前三个月，即1924年7月14日里，香港《华字》对孙政府有下面一段的评论：
广州市本来是一个庄严璀璨的市区。但自孙政府执政以来，便弄成一个恐怖的世界。从前他们未有执政之前，天天的攻击人家怎么样不好，怎么样黑暗，怎么样野蛮，而自家则大吹特吹他们的三民主义，五权宪法，怎么样好处，怎么样救国，怎么样代人民求幸福。我们脑筋单简的人民，一听见这良好的主义，莫不欢天喜地的表同情于他。以为他们是先觉的智者，确具有三头六臂，拯人民出水火，而登衽席上的能力。所以出力的有人，出钱的有人，帮着他们，以为他们执了政权，则我们一般人民，必定得无穷的幸福了。而不知他们自执有政权之后，所干的事，大大不对，我们不独不能得享有丝毫的幸福，反被他们压迫到不能出气。
孙政府在广州的成绩，除了破坏地方，荼毒人民之外，绝对没有一点的好处。重徵租税哪，苛抽杂捐哪，强拉夫役哪，变卖公产哪，杂赌公开哪，鸦片公卖哪，白昼杀人哪，掳人勒赎哪，以及压抑舆论哪，大兴党狱哪，凡此种种所为，别人所不敢干的，他的则优为之。日出不穷，犹未已也。搜括人民的脂膏，剥削人民的骨髓，以饱他们的私囊，供给那一班吃人不吐骨的凶狼兵士，而至于掘无可掘，抽无可抽，日暮途穷的时候，则又连他们向日所持以欺世盗名盗利的三民主义，也想牺牲不要，而欲试验共产主义的政策，朝三暮四，可知他们实在没有一定的宗旨，一定的方针，而且没有一点的人格。
(四).结语黄炎培所描述陈炯明主政下的「一岁之广州市」，与这个孙中山所统治下的广州市，相隔不过两年，广东人民的处境，竟有如由天堂堕入地狱之比，真令人浩叹！
国民党人说，陈炯明想做广东王，所以在广东做些好事；但是孙中山要武力统一，争取全国民主，以广东为革命根据地，所以广东人民不免受些牺牲。 我们试问，二十年代广东人民付了重大代价，中国人民究竟得到些什么好处？
东征北伐（主要是得俄援之助）军事上算是成功了，但是结果还不是落得一个腐败专制的国民党政权，又丧失了外蒙古的主权，卒而引致了1949年的共产革命。『为达目的而不择手段』，结果『目的』与『手段』分离不开，这是中国人民必须记取的沉痛历史教训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