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红色摇篮”苏联国际儿童院的今与昔
记者来鸿：“红色摇篮”的今与昔
BBC 奥克萨娜.沃兹达耶娃 2013年10月7日
毛岸英，后排左二
1933 年，苏联建立一所特殊的寄宿学校，收纳革命家的后代。许多国家共产党领导人的孩子都曾来到伊万诺沃国际儿童院学习、生活，这其中就包括毛泽东、刘少奇、朱 德等人的儿女。现在这所学校仍然存在，不过外国学生屈指可数。BBC国际台记者沃兹达耶娃亲访毛岸英昔日的同窗，反思“红色摇篮”的变迁。
1939年，苏联的一个儿童之家内，一名九岁的巴勒斯坦女孩儿孤零零地在哭泣……
70多年过去了，杜利娅.萨阿迪（Daulia Saadi）说，“我记得当年自己流过多少眼泪。我的心都哭痛了。”
萨阿迪的妈妈就要返回黎巴嫩，重新投身于几年前离开的共产主义斗争，和萨阿迪的父亲团聚。她的父亲是被禁的叙利亚、黎巴嫩、巴勒斯坦共产党书记。
离开儿童院后，杜利娅留在俄国生活
“许多年后，我曾经问过母亲，你怎么做得出那样的事？母亲回答说，杜利娅，我还能怎么办呢？”
“我们的父母对革命非常狂热，把孩子都扔到外国去了。他们的生活全盘不正常。”
萨阿迪在位于莫斯科东北250公里的一所寄宿学校--伊万诺沃（Ivanovo）“国际儿童院”内度过了自己的少年时光。
毛岸英的“悲剧”
1930年，生母杨开慧被国民党杀害
1930年，被偷送至上海，一度流浪街头
1936年，被送往巴黎，之后前往苏联
1947年，返回中国
1950年，死于朝鲜战场
几十年过去了，和许多老同学一样，对当年的生活，萨阿迪也有着美好的记忆：大唱革命歌曲，坚信父母的奋斗是要让世界更美好。
学校确保所有的孩子都能学会自己国家的语言、历史和文化，尽力找到各科语言教师，甚至包括小语种的老师。
和其他苏联孩子不一样的是，这里的学生可以收到来自国外的消息，并且可以出国去探望父母。
杜利娅.萨阿迪还能记得起毛泽东的长子毛岸英，毛岸英当年在儿童院期间使用的名字是谢尔盖.永福（Sergei Yun Fu）。
毛岸英的故事最后以悲剧告终。儿童院的一些老学生回忆说，毛岸英在返回中国之后，曾和父亲发生冲突，批评父亲大搞个人崇拜。
他们说，这也是毛岸英当年自愿去参加朝鲜战争的原因之一。毛岸英最后被美军投下的炸弹炸死。
折射世界的版图
西班牙工人阶级的领袖“热情之花”的女儿也曾在儿童院寄宿
为革命后代创建一所寄宿学校的想法出自一位瑞士活动人士曼托纳.慕时（Mentona Moser），慕时家族创建了同名的瑞士手表品牌。
曼托纳.慕时1926年曾前往苏联，这个共产主义国家给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她决定把继承的遗产捐赠出来一部分，创建国际寄宿学校。
帮 助慕时完成这个项目的还有另外一位瑞士人弗里茨.普拉藤（Fritz Platten）。普拉藤以帮助俄国流亡者回国而著名，其中包括1917年协助列宁从瑞士返回俄国。据说，普拉藤安排了外人不得进入的“封闭”列车车厢， 途径德国占领的欧洲、将列宁送回圣彼得堡。
最开始，儿童院建立在位于莫斯科以南的波多利斯克（Podolsk）；1933年，在伊万诺沃纺织工人的资助下，在当地建立起新的校舍。
第一批学生是来自保加利亚、德国的反法西斯活动人士的孩子。不过后来，来自世界各地的政治活动人士都曾把孩子送到伊万诺沃，比如希腊、奥地利、意大利、西班牙、智利、伊朗、安哥拉、埃塞俄比亚和索马里。
仅凭国家名单，我们甚至可以构建出一幅20世纪世界冲突和政治断裂带的地图。
第二次世界大战列宁格勒被围困期间以及1986年切尔诺贝利核事故之后，也曾有孩子们也被送到这里来。
国际精神
阿亚尼和艾伊迪，2013年
算下来，来自85个国家的5000名孩子先后在国际儿童院上学。许多前学生最看重的是从这段经历中学到的国际精神。
比阿特丽丝.奥蒂格-波塔波娃（Beatrice Otigo-Potapova）的父亲是肯尼亚著名政治家，也是长期担任苏联政治局委员的阿纳斯塔斯.米高扬（Anastas Mikoyan）的密友。
比阿特丽丝说，“儿童院打开了我的国际视野。我完全不接受任何形式的民族主义，不管是黑是白，对我来说都一样。”
“另外有一点就是诚实，说话必须实事求是，爱、意味着必须接受对方。”
还有两个朋友—来自埃塞俄比亚的塔瓦内.阿亚尼（Tavanei Ayalny）和来自索马里的瓦尔萨米.艾伊迪（Varsami Aidi）也有同感。
“我们两人都来自非洲，但是我们的祖国在打仗。不过，这并不影响我们两人（的关系）。我们是兄弟。这是国际学校教会我们的最重要的一点。”
“文化大使”
今年，国际儿童院度过了80岁生日。此前10年，儿童院的日子很难过。曾经有计划要把它改建成一所军事院校，在一批前学生写信给普京总统、并且绝食抗议之后，这个计划才被迫下马。
学校是保留下来了，但却失去了“国际”地位。
今年，国际儿童院度过了80岁生日。
现在在这里学习的孩子大多来自俄国以及前苏联的加盟共和国，许多来自种族冲突的热点地区。
最近，老毕业生协会向俄国当局发出呼吁，希望能够恢复学校的“国际”地位。
他们说，在这里可以为来自冲突地区—比如利比亚、叙利亚--或者地震、海啸等自然灾害灾区的孩子提供一个安全的家园。
他们还说，虽然共产主义革命的时代早已结束了，不过，一代儿童仍然可以在这里长大，成为“俄国文化的大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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