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关于足球赛的迷信有那么多
随着法国和克罗地亚进入2018年世界杯决赛，“梅西神奇定律”似乎再一次得到了印证——根据这一说法，自2007/08赛季以来，只要在淘汰赛击败巴萨和梅西的球队，都能杀入最后决赛，唯一没有应验的是2017/18赛季的欧冠，但今年的世界杯上，法国和克罗地亚确实都在遭遇阿根廷队后战胜了梅西。
现在，足球评论员詹俊已经暗示，法国队可能会夺冠：“本届世界杯158个球中69个是定位球破门……祝贺法国队！上一次世界杯他们有三名后卫取得入球，正是1998年！”另一个巧合是，本届世界杯共有84名球员的射门次数达到6次或6次以上，而其中唯一一个没有射正的是法国队的吉鲁（射门10次，无一射正）——巧的是，法国队最终夺冠的1998年世界杯上，他们队阵中也有这样一位中锋。这些“蛛丝马迹”，似乎都成了某种最终结果的“预兆”，不论真假，在球迷中广为流传。
足球场上的定律加持
类似的“定律”还有许多。本次世界杯是在俄罗斯举办，最终四强都是欧洲球队，几乎变成欧洲杯，这吻合另一条定律，即世界杯冠军往往属于举办国所在大洲的球队。世界杯历史上，除了巴西、德国和西班牙能打破这一魔咒外，其他冠军球队都来自举办国所在的大洲——不过，下一届将在卡塔尔举办，亚洲球队要夺冠，恐怕仅靠这个魔咒加持还不够。
世界杯历史上的一个著名魔咒是卫冕冠军魔咒：1998年法国夺冠，2002年法国小组出局；2006年意大利夺冠，2010年意大利小组出局；2010年西班牙夺冠，2014年西班牙小组出局；2014年德国夺冠，2018年德国又小组出局，早早回家喝啤酒看比赛去了。
此外，根据另一个魔咒，如果夺取了世界杯前的那届联合会杯，那么就别想夺冠。联合会杯1997年的冠军巴西、2001年冠军法国、2005/09/13年三界冠军巴西，无一幸免。去年的联合会杯冠军是德国，早就有人预言德国今年在世界杯上将无望夺冠——结果大家都看到，甚至比这还要悲惨。
根据另一个规律，凡是前一年拿到欧洲金球奖得主，他所在的球队都无法在接下来的世界杯夺冠。1957年西班牙迪斯蒂法诺、1961年意大利西沃里、1965年葡萄牙尤西比奥、1969年意大利里维拉、1973年荷兰克鲁伊夫、1977年丹麦西蒙森、1981年西德鲁梅尼格、1985年法国普拉蒂尼、1989年荷兰巴斯滕、1993年意大利巴乔、1997年巴西罗纳尔多、2001年英格兰欧文、2005年巴西罗纳尔迪尼奥、2009年阿根廷梅西、2013年葡萄牙C罗……显然，这条魔咒对今年世界杯葡萄牙队的C罗仍然有效。
贝利
这些还算是“规律”，另一些则看起来更加无厘头一些。球王贝利是著名的乌鸦嘴，自从1990年世界杯以来，他每每信口开河作出一些预测，不过，但凡被他看中的球队，在世界大赛上基本都没有好下场。如今，刘语熙也被冠以“乌贼刘”、“毒奶”的外号，因为她在2014年《我爱世界杯》的节目中，穿哪支球队的球衣，哪支球队就会输，成了“反预测”神人。开赛第二天，她穿上西班牙的球衣以示支持，结果西班牙1：5惨败给荷兰；穿上意大利球衣后，意大利竟然输给了哥斯达黎加。本届世界杯上，她也参与了微博竞赛，结果小组赛预测全错了；最后一轮阿根廷迎战尼日利亚，歌手苏醒送给她一件尼日利亚球衣，让她在比赛时穿上，结果阿根廷果然涉险进入淘汰赛。在英格兰与克罗地亚赛前，她在微博上发话：“我认真说一句，今晚也是没什么悬念的，英格兰。”围观网友纷纷表示，看来克罗地亚稳了。果不其然，英格兰在先得一球之后连输两球，无缘决赛。
球场的胜负如此难料，以至于预测其结果几乎成了一门玄学。2010年的南非世界杯上，德国奥伯豪森海洋馆的章鱼保罗“成功预测”了德国三场小组赛、三场淘汰赛四胜二负的全部战果，名声大噪。在它短暂的“预言帝”生涯中，它在2008年欧洲杯和2010年世界杯两届大赛中，预测14次仅有1次落空，准确率高达92.85%，甚至因此荣膺英格兰2018年世界杯的申办大使。
这不仅只是球迷们的游戏，球星们同样迷信。在罚点球前喃喃祈祷或在胸口划十字的球员不在少数，更多的人则恪守着某些曾给自己带来好运气的习惯：C罗在赛前总是先给右脚穿袜，进入球场也一定是先迈右脚，他从不穿短袖球衣，认为这些都能给自己带来好运；英格兰后卫琼斯也有类似迷信：如果在曼联主场作战时，板上球队名在左，他在赛前就先穿左脚的球袜，反之就先穿右脚袜子；梅西除了在罚定位球时习惯双手把球放在罚球点上之外，还有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怪癖：他喜欢在一些比赛中咀嚼草坪上拔下来的草；阿里的护腿板已经使用了11年不更换，因为有一次这对护腿板有六个月没找到，在此期间他都踢得很臭；德国中锋戈麦斯在赛前不唱国歌，因为他在青年队时，有一场比赛他没唱国歌，结果破门得分，自此他就坚持不唱以保持好运。
上帝的复仇
这些“魔咒”、“定律”与怪癖，都是足球场上迷信的最常见形式。其中有些可以解释，比如“欧洲球队在欧洲以外没有获得过世界杯冠军”的魔咒，恐怕可以归结为离开欧洲后，从时差、气候到饮食的各种水土不服。球星的很多“迷信”行为，虽然自己相信这会带来好运，但不如说是一种根深蒂固的个人习惯，如果不这么做自己就会不舒服，很多作家也有怪癖，不这么做他就无法发挥出最佳状态，甚至写不出东西。这其实是某种强迫症，就像晚明的李贽有洁癖，喜欢扫地，几个人替他扎扫帚都忙不过来，又整天洗衣服、洗脸、洗澡。与其说是这带来好运，不如说是这有助于他们进入更好的状态。
但另有一些，则恐怕纯然是概率和巧合的问题，例如所谓“梅西神奇定律”，但“击败梅西”和“杀入决赛”之间当然并不真的存在因果关系。这是一个常见的逻辑谬误，即把发生在之前的事，看作是其后事件的原因——拉丁文称作post hoc，ergo propter hoc（“因为在它之后，所以它就是原因”）。古人看到鸡鸣后太阳升起，误以为是鸡唤醒了太阳，因而崇拜雄鸡，便是因此。在美国早期历史上，密苏里的商人通常在雨季开始时抵达新墨西哥的圣菲，于是当地土著以为是美国人带来了雨。
当然，这么解释会显得很无趣，因为球迷津津乐道的正是这些魔咒、定律和怪癖所包含的某种神秘性，而理性的解释却正驱散了这种神秘，使之“祛魅”了。很多人也不过是把这些带有神秘性的巧合作为有趣的谈资罢了，未必真的相信。不过，随之而来的一个问题是：为什么足球场上这些说法特别多？
原因可能很简单：人们非常关注球赛，但其结果却又极难预测；虽然球队的整体水准一般是稳定的，但在两支势均力敌的球队遭遇时，比赛仍然极大地取决于球员的临场发挥等一系列因素。足球比赛之所以紧张刺激，本来也就在于这种不可知的悬念，否则结果已定的比赛就没什么意思了。当人们极其想知道结果，但这情势又变幻莫测无法预知结果时，他们就会变得迷信。
法国学者让-诺埃尔·卡普费雷在所著《谣言：世界最古老的传媒》一书中，曾概括出了一个经常被引用的谣言公式：谣言=（事件的）重要性×（事件的）含糊不清，也就是说，你极为关心却又不了解的事件，最容易引发谣言。如果将这一公式稍作改动，或许也可以这样说：球场上的迷信=（赛果的）重要性×（赛况的）捉摸不定。
这一点是很好理解的。荷兰可说是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国家，以其世俗、理性著称于世，号称“海上马车夫”的荷兰海员更是这段历史中最令人印象深刻的主角之一，然而正如《伦勃朗时代的荷兰》一书中所言，“平时看上去很凶悍的人却是尼德兰最迷信的海员。”因为海上生活要面临大海无法预测的种种风险，哪怕一个再有经验的水手也有难以应对的时候，此时除了跪下来祈祷上帝外别无良策。在中国也是，渔民、水手往往比其他人群更为迷信，《舟山方言与东海文化》中记录了许许多多忌讳，渔船出海捕鱼时的禁忌极多，这说到底正是因为海上生活高风险性更为突出。
另一个高风险的领域是战争。陈友仁《抗战时代生活史》中曾说，侵华战争时的日本军人相当迷信，发动战争的日期都由密宗禅师选定，以数字“8”为吉利，所以近代史上“9·18事变”、“8·13事变”、“1·28事变”均有这个神秘数字。日军出战时，也总喜欢带着“武运长久”的旗子和妇女们缝的“千人针”。这并不是偶然的，正如美国的墨菲定律中的有句俏皮话说的：“散兵坑中没有无神论者。”因为谁都可能被一颗不知哪儿飞来的流弹击中。《从骑士精神到恐怖主义》一书也说：“战争中的男人总是迷信的。能使人刀枪不入的护身符、衣物和魔药只是其中最明显的迷信形式。”原因很简单，每个人都希望在这样危险的活动中得到好运，保住性命。奥地利心理学家Gustav Jahoda 1969年出版的《迷信》一书中指出：“正是那些含有冒险、未知或恐惧的某些特定职业特别容易迷信。这些职业中有水手、士兵和职业艺人等。”
古代人之所以迷信，与其说是他们愚昧无知，倒不如说是因为他们那时还无力掌控自己的命运，对一系列影响自己人生的力量都无能为力，于是转而相信这是冥冥中神灵的力量在左右。穷人也是如此，社会学家杨庆堃在《中国社会中的宗教》中发现，穷人通常更迷信：“生活越艰难，人们越是倾向于寻求巫术和宗教的帮助；越是贫困的阶层，其成员也就越迷信。”这恐怕也是因为，相比起其他人，穷人对自己的生活更难掌控，因而宿命论对他们而言是一种可取的人生态度——把一切归结为“命运”，那就卸下了自己的心理负担，不用再为那些重要、但自己却无能为力的事而烦恼，并且还得到了一个让自己心安理得的解释。
随着社会的现代化，那种“命运”的社会已经逐渐瓦解，以至于一百多年前尼采喊出了“上帝已死”；然而，上帝并没有真的死：因为即便是现代社会，至少在某些领域，人们仍然面临着不可预测的风险，而且这种风险是专家也无法预见和告知的。英国学者休谟在两百多年前就说过：“我们总是发现，一个人生活中被偶然事件控制的比例越大，他就越迷信。”这种被偶然性所主宰的领域，在现代社会当然也有，尤其是彩票——所以前些年一些彩民甚至相信《天线宝宝》里隐含着下一期大奖的“预兆”。
足球比赛也是一种高度不可预测的竞技体育，科学方法只能基于以往的记录，预测概率和趋势（“法国队夺冠的可能性是75%”、“阿根廷队在未来几届世界杯可能继续走下坡路”），这就像天气预报一样，是一种可能性；然而球迷们想知道的是特定事件的结果——“本届世界杯决赛，法国队和克罗地亚队谁会赢？赢几个球？”但凡这种特定结果，都是科学方法无能为力的，就像一个人口学家可以准确预测全国妇女将平均生育几个孩子，但他无法预测自己女儿未来结婚后会生男孩还是女孩。
更重要的是，球赛的结果往往取决于一些意外事件，而一个偶然的举动就可能对结果产生重大影响。这就是《美国民俗学》中所说的：“可导致迷信的最基本的条件，是想得到的东西可望不可即和无规律地出现，某个行为如偶然导致成功，那么这一行为用不着加以鼓励便会继续保持下去。”球赛的结果正是如此，大家很渴望知道结果，但它在终场哨声吹响之前始终是悬念；像戈麦斯这样偶然一次没唱国歌后破门得分，那他就会一直期望同样的举动能再次带来好运。
这也意味着，虽然人们看起来是迷信，但就像被总结出来的诸多“定律”所表明的，其实球迷们都在挖空心思寻找“预兆”和规律性。人性就是这样，正如让-诺埃尔·卡普费雷所说的，“我们不喜欢混乱、侥幸和偶然。我们热衷于迷信，每次赌输后又下双倍赌注的做法，以及热衷于巫术，证明我们需要想象在偶然与混乱的背后，隐藏着一个秩序。”这其实和占星术源于同样的心态，也就是相信可以通过对某些预兆的观察、分析、计算，最后预测未来，占星术的前提和基本原理虽是迷信的，但就方法而言它却被学术界公认为是人类历史上最早出现的精密科学。
在这个意义上，关于足球的迷信可说是这项运动内在的矛盾所致：一方面，竞技体育的魅力就在于赛事结果的悬念，双方激烈对抗中一个小小的偶然都可能造成重大后果，这导致每个球迷都紧张激动不已；但另一面，人们在心理上又本能地对这种不可预测、捉摸不定感到不安，总想着能根据某些征兆预见未来。这是一对无解的矛盾，因为人们对此既喜欢又害怕——实际上，很多惊险刺激的活动都激起人们同样的心理。照此来说，这些球场上的“魔咒”、“定律”恐怕还会源源不断地出现，继续为人所津津乐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