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月的洛城，大地被太阳的热情烤得如火如荼，到了晚上还阵阵地烧人心怀不愿退却。而此时此刻比太阳还要性格热烈的吴婆婆住进了病房，她的嗓音震住了空调，把病房的温度煞时又提升了好几度。
“No English, No English.”吴婆婆的高八度响彻走廊。
我被召唤到床边给老人做翻译。
“给我鸡汤喝！”我刚跨入病房还没来得及自我介绍，一个强硬的要求直灌耳膜，我不得不下意识地扪了一下耳朵。
“快饿死了，给碗鸡汤喝。”老人又重复了一遍。
吴婆婆以Urosepsis（尿脓毒症）入院。因主诉恶心、呕吐、腹痛，她的医嘱上清楚地写着禁食。
我跟婆婆解释道，“您现在是禁止任何液体、食物经入消化道，按照医生的嘱咐必须让您的胃肠道休息，通过静脉盐水补液不会引起您的脱水。”
“不行，不行。医生哪里知道我肚子饿啊。”虽然颤抖着身子发着高烧，吴婆婆的声音依然高亢激昂。
“我这辈子最怕饿，我是偷渡来美国的，谁再让我挨饿，我就跟谁急。”病人完全沉浸在我行我素里。看她那双深遂的眼睛有着一种苍凉，脸上却写满了真诚和坦率。我则心生好奇，医院里塑装浓缩鸡汤就是一股中药味，哪有营养鲜味可言？而此刻，婆婆却喋喋不休地打开了话盒子，我的思绪被拉回到她的家乡－越南。
吴婆婆早年生活在越南。母亲生了她们清一色的女孩，姐妹七个。肠衣厂老板－父亲，一个奉守男尊女卑根深蒂固的广东男人急得团团转，没有儿子的家庭怎么传宗接代？父亲续了二妈，可是二妈又生了四个女儿，全被狠心的父亲送人了。伤心欲绝的二妈也离家出走了。不久，神旺气盛的爸爸又迎娶了三妈。就在三妈快要临盆时，父亲发烧、咳嗽，医院一针青霉素，立即把父亲打得喉头水肿、窒息，只几分钟五十二岁的父亲就去见了阎王爷。三妈听到消息一紧张，宫缩加强，一个婴儿挤出产道，却是头直挺挺地落在地上。
“男孩，是男孩！”大人们惊呼道。
只可惜，这家里唯一的男孩只有一声“呜哇”的哭声，是第一声，也是最后一声，也一命呜乎了。
二天后，家里人把老爷（父亲）和小男婴一起装在了檀香木棺材内，老爷虽没了呼吸却是心安地抱着儿子永远地熟睡了。这一大家子全留给了女人，母亲撑起了一爿香肠肠衣作坊。
第二次印度支那战争，北越胜利进军的时候，大批南越人士带领全家乘坐小艇冒死泛舟怒海，远离了那个国家。
吴婆婆是他们家族中性格最刚烈的女性。排行老四的她，上有三个姐姐，下有三个妹妹，因此得名吴四妹。那时，中国人在越南做家庭式的生意，赚了一些钱都会去买金条，存积起来。一批批人逃离南越已是公开的秘密，只要有金条总能找到出逃的路。她用三寸不烂之舌说服了母亲，十五根金条交到了中间商的手上，才允许可以上船。临上船时，又拿出了六根金条交给了船老大。一条船舱里塞满了密密麻麻的用金条赌命的冒险者，就这样驶向了公海。没有人知道自己会漂泊到何方？最后的结局是赢？还是输？
九十七条人命在海上漂泊了八天九夜，所有的感觉就像沙丁鱼挤在罐头里。饿了吃几片香蕉干，这是唯一的食粮，一瓶水不知道要经过多少人的嘴才能轮到她喝。那时她自己不会思想，也不知道害怕。最后，他们的船停泊在一个孤岛上。太幸运了，小船上九十七人全都幸免于难，有一些美军上来给他们上课。当然有越语和中文翻译。讲了一遍又一遍的是，到了新的国家要自立更生，遵纪守法，做个合格的公民。三个月后，向孤岛驶来了一艘很大很大的船，就像电影泰坦尼克号辉煌的向他们驶来，吴四妹从此踏上美利坚国土。有患难同胞被送到菲律宾，新加坡和欧洲其他国家。
吴四妹只身来到美国，四十三岁的她对一切是那么陌生又充满了幻境。她做过看护小孩、照顾老人、餐馆洗碗、超市放菜的工作，也摆过地摊。不过最戏剧性的是在Farmer john工作了24年，直到退休。
有人在国内做医生的，在美国考上了board；在国内学建筑的，在美国给人做装簧；在国内跳芭蕾舞的在美国教跳舞。可有谁会是从家族做香肠的肠衣到了美国还是做香肠，这绝对叫做专业对口。
那是进入美国后第四年夏季的一个周末，Flea market上，一个嚼着Sausage的男子出现在吴四妹摆鞋的摊位前。吴四妹尽量想与客人套近乎，客人还没对她的鞋感兴趣，她却对客人嘴里的香肠赞不绝口，还用非常有限的英语，比手划脚地让客人知道自己就会做很好吃的香肠。客人一听，“你必须收起鞋摊位，明天来Farmer john找我。”至此，不知道那客人是用了招员工的噱头，还是吴四妹的毛遂自荐？从此以后，吴四妹用家族手工做香肠肠衣的手，做起了美国香肠。这份对语言要求极低的工作，收入也很有限，但她一做就是二十四年。直到三年前，七十岁时婆婆因患卵巢癌治病退休，这份工作却为她赢得了很好的医疗保险和稳定的退休生活。
婆婆继续娓娓道来。省吃俭用的她，在2004年拿出了12万刀的积蓄，给越南的亲戚买房，如今的房产已涨到了80万刀。感叹房产的疯飚是全球性的，中国大陆绝不是独一无二的风景。金钱对她最大的诱惑力就是寄回家乡，帮助自家的血肉同胞，了却当年她对母亲的承诺，“我若有钱，决不恋财。”当然，母亲早就过世了，她忘不了母亲当年把所有的家产全都压在自己的身上；忘不了末婚夫因为付不出最后的金条被船老大一脚踏下了船；从此吴四妹孤身一人，不论婚嫁。
吴婆婆虽是快人快语，却性格倔强，一切都有自己来主宰。她攥着手上的一百九十八刀，无论如何都不肯放手。根据医院的规定，入院病人任何现金，信用卡，首饰等有价值的东西，都可以放在医院safety box里，出院时完璧归赵，有人亲自送回床边。可婆婆又一次说“不！”
我化了九牛二虎之力也没能说服婆婆遵守医院的规定。最后我只能告诉她，如果她申报在医院丢失了钱，是决得不到医院的理陪的。医院就是社会的剪影，形形色色的事情在社会上发生也会在医院重蹈覆辙。有些病人家属会声称自己父母来住院，几百现金不见了，金银手饰不见了，皮夹丢失了，不一而足。而有些则是病人家属间互相沒有沟通，大女儿把皮夹拿走了，小儿子来吵着要皮夹，医院不得不采取保护措施啊。显然婆婆是对钱情有独钟，老举不脱手（老门槛的意思）。床位护士拿来一个塑料袋，用捌针把钱捌在她的裤腰上。
九月，刚好是婆婆来美三十周年。她嘴里一直喃喃地，现在家里的后辈已经没人要做肠衣了，开发服装，美容产业都日子过得很好，哪像我跑到美国吃了这么多苦。
“您要回越南去安渡晚年吗？”我试探地问。
“回不去了！”婆婆若有所思道。
后悔？茫然？追忆？我不再想弄明白此刻吴婆婆想要表达的是一种怎样的心境，我只知道一个性格刚烈的女子当年确实是偷渡来了美国，而且在鹤发鸡皮之年，将在这片又爱又恨的土地上，继续孤独地与风作伴，直至最后消失在风里。
二零一八年九月于美国洛杉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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