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沙县山区小住了一段，直到妈妈在上海动完手术，不顾手术后身体虚弱，跑到沙县来看我们姐妹。从那以后，每年幼儿园放寒暑假，我都跟着妈妈去沙县探亲，与我的外公外婆有了亲密的接触，目睹了两位旧社会的贵族夫妇在人生逆境中的淡定与从容，终生受益。
妹妹四岁半时，父母将她接回了福州城，她与我同一所幼儿园。接着，我们又进了同一家小学。
1979年，外公外婆一家平反回城。结束了颠沛流离之后，我们一家的生活上了正常的轨道。外公的私人中医诊所重新开张。
九岁那年，我终于见到了回福州探亲的旗表舅一家。旗表舅戴着高度近视镜，干瘦干瘦的，气质和我的工程师父亲很像。表舅妈身材高挑，待人非常热情。他们的两个儿子和我们姐妹差不多年纪，管我叫表姐。
我的秀表姨一家调去了北京。她的两个女儿比我略小些。在北京呆了一年后回福州探亲，已经满口的京腔了。
可以说，直到九岁，我才见到了妈妈的家族故事中在世的几乎所有的重要亲戚。对于过世多年的没有血缘关系的大姨，我只能从她与妈妈的多张合照中追思伊人的芳容。
小时候，看到我和妹妹在嬉笑玩耍，妈妈会喜滋滋地说：“我和我姐姐也这么好。”她翻开相册，给我们看她和大姨的多张合照。大姨圆圆的脸，波浪卷发，母亲是秀气的瓜子脸，扎着粗黑的辫子。姐妹俩一点都不像，但笑容都一样的灿烂。
我和妹妹吵嘴时，妈妈骂我们，末了会很伤感地说一句：“我和姐姐没有血缘关系，却从来没红过一次脸。你俩还是亲姐妹呢！”本来被挨骂，我还觉得委屈，可妈妈一提到大姨，我的眼圈就红了。我偷偷拿出妈妈的相册翻看大姨的照片，抚着她的脸，心里悄悄对她说：“大姨，虽然我们从未谋面，阴阳相隔，谢谢你对妈妈那么好。但愿我能像你一样善良。”
后来，我也不和妹妹吵架了。每每听到别人赞扬我们是世上难得的好姐妹时，我就会想起大姨。对没有血缘关系的妹妹那么好，只有大姨这样的天使做得到。和她比起来，我只是凡人。
只是，我有一点想不通的地方：为什么姨夫和我的几个表哥表姐从未出现在我们家族的任何一个聚会上？至少我参加过的几次家族聚会，他们没有来。况且，从长乐金锋到福州也只有几十公里的车程。我已经十几岁了，还从未见过他们。
我们在福州城的亲戚已经不多了，妈妈从不带我回长乐祖家，总是说乡下地方，又脏又乱，没什么好去的。乡下的亲戚来福州，也是先找到外公外婆家，妈妈跑到那儿同他们会面时，也不带我们姐妹去，我几乎未见过她的乡下亲戚。
外公外婆的嘴闭的紧紧的，对他们的过往只字不提。我的两个出生在解放后的舅舅，对家族从前的风光几乎是一无所知的，恐怕比我知道的还少。如果不是妈妈当年认为自己病得快死了，怕女儿忘了她，才不会像交待后事一样将她的家
事告诉了我。只能说，是神给了我一次奇妙的人生经历， 让我无意中窥破了很多家族秘密。
除此之外，妈妈还会语重心长地对我说：她的病是一颗定时炸弹，随时会爆发。有一天，她可能会突然晕倒，再也醒不来了。我一定要照顾好爸爸和妹妹，鼓励爸爸找个身体健康的后妻，陪伴爸爸的后半生。我们一定要善待后妈。一场大难后，我们家族已经无钱无背景，只剩亲情。我们姐妹要守望相助，相亲相爱一辈子。
除了功课好，我在人情世故上是晚熟型的。家里出了那么多事，母亲也是千叮咛万交代，我还是一直不开窍，也不敢多问。比如，我很想知道自己的姨夫和哥哥姐姐们的状况，却怕妈妈伤心（每每提起大姨，妈妈就会当着我们的面痛哭），一直没有开口问。
我上初中时，妈妈突然告诉我：他的两个叔叔（我外公的亲弟弟）从台湾跑回福州，与家人团聚了。
我的嘴巴惊得张成O形，母亲同我叙述家事时，从未提过自己有两个亲叔叔啊，我一直以为外公是几代单传的独子呢！那两个叔公是从哪里冒出来的啊？
妈妈这才给我讲了一段家族往事：我的外公是家族中的长子，下有两个弟弟。家族的生意分成几大块：酒厂，电厂和批发行。外公负责电厂和批发行，他的两个弟弟帮曾祖父打理酒厂和酒库。
1941年，日军攻陷福州，城里人心惶惶，很多资本家将工厂的机器拆走，运往南平。外公家在金锋镇有一座电厂，据说是金锋镇唯一的一家电厂（没有查过县志，有待考证）。周围的朋友劝外公将电厂的机器拆了，运到南平藏起来。外公稍微犹豫了一下，没有及时派工人疏散工厂设备，电厂被土匪洗劫一空。
电厂倒闭后，外公专心打理批发行。战乱时期，生意萧条了不少，外公有些丧气，是外婆的鼓励让他撑过一个个难关。外婆管理纺织厂和虾油厂的运作，分身无术，外公的两个弟弟同兄嫂的关系很好，自告奋勇帮外婆跑台湾市场。他们押货去台湾好几回了，每次都成功将布匹卖出。
1949年，我的两个叔公又送货去台湾了。几个月后准备乘船返回福州，正逢国民党军队大撤退，封锁了金门，国共开始了长达几十年的对峙。我的两个叔公从此留在了台湾，音讯全无。可怜他们的两个妻子，守着空闺，含辛茹苦带大了孩子。
此时，妈妈家族也倒了，在政治斗争的腥风血雨中俨如惊弓之鸟。按妈妈的话说，他们活得比狗还不如。家族的人对两个叔公的下落守口如瓶，对外只说他们在战乱中走丢了，估计凶多吉少。妈妈说，如果有外人知道她的两个叔公在台湾，
他们家就罪加一等，死定了。
再说我的两个叔公在台湾互相扶持着，靠做小买卖谋生，也没有再娶，一心盼着和家人团聚。他们在凄风苦雨中等了几十年，等过了花甲之年，再也等不住了。八十年代初，两个叔公从台湾去了日本做生意，跑到中国大使馆求助，要求回国与家人团聚。终于，他们回到了金锋，见到了阔别几十年的妻儿，又来到福州与哥嫂会面，几家人相拥痛哭。
二叔公决定在福州定居，他和外公凑钱买了一套房子，打算百年之后将房子留给我的舅舅。他少年时娶了自己的表姐为妻，大概是近亲结婚的恶果，生下来的女儿一点也不聪明，而且性格懦弱，不幸遇到了恶夫，经常遭遇家暴，又不敢离婚，精神有些失常了。恶女婿知道老丈人有些钱，时常上门来勒索。因为女儿在恶人手上攥着，老两口敢怒不敢言，活得战战兢兢的。二叔公早就打算好了，他的房产只会留给哥哥的孩子。
我的三叔公和家人生活在金锋。他的独子有出息，在县政府做个小官，手里有点实权。
我见过二叔公几次，从未见过三叔公。
他们回国后的第三年，也就是1987年，台湾政府解禁，台胞可以赴大陆探亲了。媒体的相关报道很多，许多团圆的故事催人泪下。我读了很多故事，发现很多男人去台湾后，抗不住岁月的摧残，纷纷在台湾又成了家。可怜他们的大陆老婆孩子苦等几十年。
我的两个叔公怎么如此与众不同呢？妈妈说，他们的族规很严，男人绝不能纳妾的。而且，天主教徒严守一夫一妻制，妻子还活着，叔公怎敢再娶？不被逐出家族才怪呢。那一代的长辈即使出息不大，都是很听话很守家规的，想法与现代人不同。
我正在咀嚼妈妈的这些话语时，家族里另一个神秘人物出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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