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流行性“精神病”，总有一款适合你
2014-11-04 拇指阅读
拖延症、强迫症、选择障碍症、抑郁、性瘾—近年来遍地满屏的各种病各种症似乎都成了流行。几乎人人都能在其中捡上一种，但这些确实都是病吗？
下文选自壹读《中国人爱得什么病》，已上架拇指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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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殷罗毕
“要是全世界的人都瞎了，我就安心了。那样，这个世界就和平清静了。”他很平静地说，就像在念一本词典上的词条。
“眼睛实在是种讨厌的东西，被它东看西看，我恨不得把他们的眼珠都挖出来。”他说。最后，他自己提出了一个温和善意的解决方案：“如果他们不愿变瞎，就让他们只要碰到我，就低着头，把头顶对着我，眼睛就不会对着我了。这样大家都不会有什么麻烦。”
这是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王珏（化名，鉴于保护咨询客人的隐私的必要，以上故事与现实案例相比有部分改写）给壹读记者转述的若干案例中的一个。
按照严格的精神病学国家标准（比如中国精神障碍分类及诊断标准第三版）而言，这是一种比较典型的偏执性人格障碍，其特点诸如：对侮辱和伤害不能宽容，长期耿耿于怀；多疑，容易将别人的中性或友好行为误解为敌意或轻视。
实际上，早在数千年前，就有人纠缠于同样的念头不可自拔。比如说：皇帝。他要求所有人只要遇到他，就要俯身跪倒，把眼睛对着地面。
那些把眼睛藏起来的人叫做—臣。
“臣”这个字，在甲骨文中就有，与现在的字形酷似，就是一只眼睛、竖起来的眼睛。眼睛为什么会竖起来？解释有二：
解释一：那是一个被绳索捆绑起来的人，所以没法站直，看人的时候只能歪着头，眼睛是竖着的。这是来自《说文解字》的解释，稍加引申，我们就得到了解释二：那是一个不能正面直接看主人的人，所以他看人时眼睛是侧过来的，斜着眼睛用余光去瞥。
斜着眼睛看人—按照王珏的说法，那是一种内心过于压抑又带着长期积压的愤怒的表现—所以你去公司面试，部门主管如果斜着眼睛看你，这种公司还是不去为妙。
壹
实际上，没法和别人的目光和平共处，可不仅仅是皇帝和臣子的事，几乎所有中国人都有这毛病—证据就是手机。
在百度知道、知乎等网站上，关于为什么总在地铁上玩手机，被提及最多的一个理由，便是玩手机总比对着别人干瞪眼好。
而按照心理学博士、心理咨询师李松蔚的说法，“就跟吸毒用药一样。长时间不断地玩手机就是一种自我抚慰”。李松蔚解释说，“这种抚慰是因为他自己感到外部世界是不安全的，所以就把自己躲在手机的那个屏幕后面。”
不仅仅是手机依赖症。
拖延症、强迫症、选择障碍症、抑郁、性瘾—近年来遍地满屏的各种病各种症似乎都成了流行。几乎人人都能在其中捡上一种，总有一款适合你。但这些病确实都是病吗？
回答是，看你按照什么标准。
手机依赖症、拖延症、选择障碍症、性瘾都不能算是病—如果你以国家标准为标准—因为在中国精神障碍分类及诊断标准（第三版）中你压根就查不到这些病症的名称和条目。
而强迫症是在诊断标准上有据可查的一款神经症。“其特点是有意识的自我强迫和反强迫并存……强迫症状反复出现，病人认为没有意义，并感到不快，甚至痛苦，因此试图抵抗，但不能奏效。”
翻译得再简单些，如果你只是反复做某些事，可能压根就不是强迫症，除非你自己一方面非要那么重复做，另外自己又强烈地反对自己那样做，并为这个纠结感到痛苦不堪，这才算强迫症—比如有的人一到超市就喜欢去捏碎方便面，但如果他自己就是感觉身心愉悦，那就不是强迫症。当然，可能也是另外一种病。
另外，强迫症不单单是一种行动和想法上的强迫重复和反强迫。如果你或你的老板每次需在很早以前就对所有的活动作出计划并不厌其烦开会讨论，要求别人按其规矩办事，同时又因循守旧、缺乏对同僚的关心和表达—那就恭喜了，这是典型的强迫性人格障碍，约70%强迫症病人有强迫性人格障碍。
然后，国家明文规定的病症，就到此结束了。
但对心理从业者而言，比如以资深心理分析师、心理学博士李松蔚的标准，很多你以为压根没有病的，其实也是病，或者是某种上瘾症现象。它们没有出现在国家标准中，其实就是计划总是赶不上变化—“还没来得及写进去”。
比如一天到头低着脑袋玩手机，肯定是病。玩手机是一种成瘾形象，几乎是板上钉钉。李松蔚解释说，好几亿人玩手机都有成瘾，但没有几个会觉得那是一种病，那是因为“对于成年人来说手机太容易得到了，随时随地都能从兜里掏出来，所以，手机上瘾者始终处于满足状态”。
但如果像那些网瘾少年一样，被强制半个月不能使用手机，李松蔚认为哪怕成年人也会如瘾君子般病相毕露—比如注意力不集中、焦虑、精神不振，甚至为了达到目的不择手段，比如为了获取手机而撒谎。
以前一进入餐馆，第一件事都是要菜单，而现在大家一进门第一件事是问有没有wifi。在某些不能使用wifi的地方，经常可以观察到抓着手机的人坐立不安，心痒难搔—这其实就是一种病，一种犯瘾。
贰
李松蔚甚至认为打牌、跳广场舞其实都算是成瘾现象。
玩手机、打牌、跳广场舞，按照李松蔚的解释，和抽烟喝酒吸大麻一样“都是一种自我抚慰，一种成瘾现象”。成瘾从根本上来说，就是一种逃避，用各种物化的、相对简单直接的刺激来替代我们精神上对真实世界的关注。
美国学者考特莱特在《上瘾五百年》中说，烟草、大麻各种瘾品最初都是底层劳力的自我抚慰用品，用神经上的刺激感来替代疲劳感和自己对没有生活出路的纠结。
屌丝青年用手机抚慰自己，屌丝中年用打牌和跳广场舞抚慰，那么貌似高大上的成功人士也需要抚慰吗？用什么抚慰？他们成的是什么瘾，得的是什么病？
李松蔚的回答是，男的包二奶，女的搞儿女。
二奶如何成为一种瘾品？她可是真实世界的真实他人。李松蔚解释说，男人通过给钱，把这段关系物化。叫二奶而不叫情人，这汉语选词背后的潜意识，其实对两种貌似相同其实有着天壤之别的关系做了非常清晰的病理分辨—把二奶当做瘾品，来模拟活生生的真实生活，但当做物来控制和使用，获得较为复杂新鲜的抚慰。
中年妇女对自己儿女的塑造，是这个瘾品版本不断升级的序列中，在二奶之后的更高版本。
李松蔚说，中年男人可以通过有钱或有权来获得自信，但中年女性的青春不再通常很难获得补偿，也很难去面对年轻男性自信起来，所以她们把注意力转向了自己的儿女。她们帮自己儿女安排计划人生，一步步一重重控制培育起来，把自己儿女的生活和生命当做自己生命的抚慰品。
同样地，减肥也是一种成瘾。李松蔚解释道，很多女性自己其实并不胖，但成年累月给自己计划减肥，实施减肥，沉迷在对自己另一种身体的想象之中，躲避现实世界的压力和问题。
在李松蔚广义成瘾理论之下，我们是一个几乎全民上瘾全民有病的时代。他甚至说，其实病人不需要到医院里去找，傍晚看看那些居民楼亮着的窗子就可以了。那个独自玩手机或独自看杂志的男人和独自看电视的女人同处一室身为夫妻，但其实压根就已经没有真实的感情交流，都处于病变的局面之中。
叁
但是也有观点会和上述广泛成瘾理论不同。
在心理学专家看来，拖延症、强迫症和选择障碍这些说法虽然早已有之，但它们的大流行是近几年的事情。从豆瓣各类症的最初大型小组的组建年份看，都是在2007年。最大的拖延症小组“我们都是拖延症”（成员124294人）创建于2007年5月。
最大的强迫症小组“我的强迫症OCD”（成员73059人），创建于2007年4月。最大的选择障碍小组“选择障碍症”（成员5497人）创建于2007年12月。拖延症、强迫症和选择障碍小组，同时在2007年创建并来到我们面前，这个时间点可不是简单的巧合。
如果我们稍稍放开视野，做一个简单的回顾，就会发现2007年恰恰是美国次贷危机从诱发（2006）到彻底爆发（2008）的中间点，同时，也是中国楼市暴涨速率最高的那一年，2008年之后，开始放缓。也正是在2007年之后，中国的GDP增速开始破10—低于10%。
而这一系列的时间点的重合，恰恰又与一个年龄段有关—85后。
2007年，正是生于1985、1986年的人大学毕业的时间，而他们恰恰正赶上了金融危机、楼市高点、经济降速所有这些“美好”时刻。
于是，他们称自己为屌丝。“从年龄上看，屌丝多是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出生的年轻人。他们际遇和机会比60后、70后更差。他们孩童时可能就吃过大量三聚氰胺，少年时代又饱受国产山寨文化毒害。当他们要读大学了，学费开始暴涨；当他们要买房子了，房价开始飙升。”百度知道上，这段关于屌丝与85后的文字，在网上四处可见。
这其中的关联很显然是众所周知的。但另一个更隐秘的关联是拖延症、强迫症和选择障碍的流行，恰恰与85后的毕业进入社会以及屌丝文化的兴起有着时间上的平行关系。
在心理学专家看来，相当一部分强迫和大部分选择障碍，乃至手机成瘾，其实都与注意力空转有关。换言之，当你没有足够重大的刺激或紧急任务时，你就开始在一些细枝末节上纠缠不清。
所以，那些问题，从根本上而言，其实是心理能量和注意力空转后自己找出来给自己的对象，换一种说法，就是no zuo no die—这基本也和屌丝一样，是85后送给自己的一个好词。而“强迫”、“选择障碍”，其实应当是和“无节操”、“逼格”放在一起的同一种心理现象，其背后的人群也是同一个人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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