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出生于1968年，文革那十年里我年幼，记得的事情不多。依稀也记得些，见有关于文革的征文，也落笔写写我耳目中的文革。
生我后母亲突发高血压，那家在上海市中心的医院正处于文革中，管理混乱，护理人员在冷天里用冰凉水给刚生产的母亲清洗，听说刺激了母亲，她叫了一声就陷入昏迷。然后医院工作人员又不适宜地搬动了我母亲，我出生六天后母亲不治身亡。
我出生后到四岁那段时间，我父亲工作的医院和医学专科学校很动荡，父亲不得不下乡参加巡回医疗，东奔西跑。我出生曾经分别寄养在上海的伯父和姑母家中，婴儿期的我曾随高龄的祖母乘长江航运的轮船在上海和芜湖两地往返。18个月定居芜湖后祖母曾经一个人带着我居住在空荡荡的医专宿舍楼里，一老一小度过父亲下乡的日子。当时要是祖母有个闪失，我们完全无法求助，难以想象年幼的我会怎样。幸好当时75周岁的祖母身体还健朗，我们熬过了那段时光。
有天父亲的大学同学杨阿姨带着比我大两、三岁的她的独生女儿小敏姐姐到我家来玩。她有个小铁桶，我很喜欢。后来听说小敏姐姐的爸爸极其冤枉地在武斗期间被造反派一枪打中头部打死了。他们来到小敏爸爸工作的医院，把当时在的人都集中起来，然后叫了一个人的名字。小敏的爸爸是上海人，他听错了以为是叫他，就答应了。对方应声就是一枪。一个三十多岁的年轻医生就这样失去了生命，留下孤儿寡母。不知小敏在没有爸爸的情况下是怎样长大的。
我渐渐长大，上了学。六岁时我上了第一个一年级，升学时被发现年龄不够，被卡下来又上了个一年级。记得在学校里我们这些孩子玩批林批孔的游戏。还记的那时唱的歌“叛徒林彪，孔老二，都是坏东西。嘴上讲仁义，肚里藏诡计……”。还有“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嘿！就是好，就是好来，就是好，就是好……” 高年级的学生参加红卫兵。低年级的孩子们参加红小兵，戴上红领巾是件很光荣的事。听说红卫兵学哥学姐们曾经批斗过我们小学校的一些老师。有个长得很好看的姓石的老师就被押着游过街，胸前挂着双破鞋。
父亲是个非常好非常敬业的医生。听说有回造反派给他做了高帽子，准备给他戴上。后来找来找去找不出什么说得过去的罪名，后来作了罢。父亲逃过一劫。
文革期间我父亲工作的医院了按照上面的指示，曾经让医院的工人做医生。医院还进驻过军代表。还搞过针灸麻醉。父亲说他不信这有效，病人在针灸麻醉开刀下是疼痛的。那个时候一切都颠倒了。
父亲下乡时曾经在极其简陋的条件下，在草棚里开刀切除了一个病人头颈部的大瘤子（腮腺混合瘤）。切下来称重有四斤重，有人头般大小。当时父亲是承受着巨大压力开这个刀的。上面的人把它当作两条路线的斗争。还好父亲手术成功，病人的面部神经也没有受损，脸没有歪。于是父亲受到了敲锣打鼓的表彰。但是不敢想象如果手术失败，父亲会受到什么样的处罚。
那时的年轻人是要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我上海的表哥和表姐就下过乡。五表姐下乡到江西，觉得很苦。父亲后来帮她调到芜湖乡下的陶兴在他的病人和农民朋友大队书记毛书记那里插队。五姐姐那时来过我家。
这期间物质和文化生活极其匮乏。买什么东西都要凭票。粮票、布票、肉票、糖票，等等，甚至买豆腐和肥皂都要票，更不要说买大件物品，如手表、自行车、缝纫机等。我五、六岁时我家有了台半导体收音机，播放的节目大多是革命歌曲和样板戏。每天广播里都播放“东方红”。电影也就是地道战、地雷战、南征北战等。
记得尼克松访华那会儿有很多关于宴请他时国宴上的菜的传闻。听说有道菜是绿豆芽穿火腿丝：将切得极细的火腿丝穿过绿豆芽做的一道功夫菜。听得我们直流口水。
还记得看过江青接待菲律宾总统马科斯夫人伊梅尔达的记录片。片中江青穿着中山装带着鸭舌帽不男不女的样子，跟在衣着华丽的伊梅尔达身后给她打伞带她参观。觉得江青很丑。
1976年9月9日，医院传达当天下午会有重大消息发布。我们都以为又要地震了。那年夏天唐山发生了死亡二十多万人的大地震，医院里来了伤员。大家也都搭了防震棚严阵以待。祖母把我和妹妹带到了防震棚。后来消息惊天动地，我们“英明伟大的领袖”毛主席逝世了。所到之处都被哀乐所笼罩。各个单位都搭了灵堂。我们孩子们都在哭，哭不出的我就假哭，怕不哭要倒霉。我们为毛主席做小白花，戴孝。
没过几天，又有消息说“四人帮”被粉碎了。又是举国欢庆。我们还去芜湖市中心的和平大戏院看了丑化四人帮的“活报剧”。记得演员们唱着“我们结成了四人帮，人人都有大官当”。我们孩子们在学校里也演活报剧，由同学们扮演王张江姚。坊间传言江青身上的一切都是假的，假发、假牙、假胸、假臀。不久前这些人还是人上人，一会儿就成了万民唾弃的小丑。文革，一个颠倒的时代终于结束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