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五岁半。生活在一个围合式的小院里。突然有一天，妈妈告诉我：“明天你要上学前班了”。我不懂，依旧快乐的玩着我的脚踏车。后来有好事的邻居婆婆过来，带着那种事是而非的怪笑，摸着我的头说：要被栓牛鼻子了哈。我还是不懂，她继续配合着夸张的表情给我解释：“就是要被送到学校去，鼻子要被栓起来，你就不能到处跑了”。我随即大哭起来，在我无知无畏的心中，隐约知道我快乐的童年即将结束。
在我的印象里，那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感受到绝望。那一刻，我觉得我会失去我的脚踏车，失去我养在瓶子里的小蚂蚁，还有厕所边没来得及捡回去的一个破闹钟····。在撕心裂肺的哭声中，我渴望自由的意识开始崛起。
我六岁。我懂事了很多。
我知道我六岁零六个月会去街对面的小学当一名光荣的小学生，而现在只是预备役。
我已经习惯了流着鼻涕和一群小屁孩坐在一个古庙改造的教室里学习数火柴棍，跟着一个上了年纪的婆婆唱“手帕歌”。我也习惯了坐在座位上的时候，双手要背在身后或者重叠着放在胸前的桌面上。每天放学，我和同学都是手拉手的走出古庙。我其实想奔跑，奔跑回去看我的小蚂蚁，蹬我的脚踏车，拨弄我的破闹钟。但让我极度郁闷的是，上了年纪的婆婆剥夺了我奔跑的权利，她要求必须以一种很慢的行走速度前进，直到家门口，虽然古庙就在我家院子的旁边。我形象的理解，剥夺你奔跑的权利，如牛一般的拉手慢行就叫栓牛鼻子，而并不是要在鼻子上打个洞，穿根绳。
有一天，我照例数着我的火柴棍，突然传来了一声巨响，从来没有听到过的巨响，比雷声更大更凄厉。巨响以后，我的耳朵里有沉闷的嗡嗡声。上了年纪的婆婆神色慌张的冲进教室，叫道：“放学，放学，快点”。
我们依旧手拉手的走出古庙。我高兴的是，今天的行走速度快了很多，我会更快的见到我的小蚂蚁，我的脚踏车，我的破闹钟了。
街上全是人，树上也是，房顶也是，满眼都是。
回家以后，小院里的邻居都站在院子里热烈地讨论着什么。后来，我知道了，隔壁院的一对夫妻，在自己的家里点燃了绑在他们身上的炸药。我还知道了，他们留下了他们的孩子，就是坐在我课桌后的姐弟两。
过了几天，我再次见到了这姐弟两。他们成了孤儿，他们很安静，脸上没有任何的表情，我不敢确定他们有没有我们以为的那么悲伤，失去父母究竟意味着什么，他们，严格的说是我们那个年纪，也许都无法完全体会。我只知道，那个时候，我的身边总是有父母的，吃饭吃药，洗头洗澡，穿裤穿衣，过马路，买玩具····，要是我没有了父母····。我突然很害怕，害怕得想哭，在长时间这样的恐惧中，我隐约明白了生死离别的痛苦。
我三年级。三年级的时候，我们的古庙学校要被拆了，我们集体转学到另一所邻近的学校，混合后重新分班。
新班上有一个女同学，人很瘦，眉清目秀的漂亮，左嘴角长着一颗小痣。她是班上的语文科代表，也是班长，也是男同学谈论的对象。我有一天发现，每次她站起来回答问题，我的心都会怦怦跳，抬头看她，直到她坐下。我就算坐在前排的时候也会夸张的转头去瞄一眼她左嘴角的小痣。
课间十分钟，我和几个男生喜欢在她的附近出没，或者寻衅滋事般的弄她的头发，藏她的钢笔。我为了显示我的不同，每每会在寻衅滋事以后，立刻反戈一击，大声呵斥其他男生：要不得哈，你们爪子？每每她又会用疑惑的眼光看我一眼，搞不清我的立场。
那个时候，我们要办黑板报，常常在放学以后留下来。组成人员一般有以下几种：班干部、成绩好的同学、喜欢画画的同学，和自愿留下来打扫卫生的同学。她是班长，所以每次都会留下来。我每次也会留下来，不过每次我都是自愿打扫卫生的。当然，我不是为了打扫卫生才留下来的，而是为了能和她多待点时间，找机会可以谈谈文具盒好不好看，对跳跳棋的一些思考，痛陈对她寻衅滋事的男同学，借机抬高自己的操行分等等。
有一次，几个女同学问她，如果要选一个同桌，你选谁？她指了一下我。于是，突然我就有了生命中的第一场绯闻，而且铺天盖地的轰动。我和她都措手不及，虽然我们从来就没有正经八百的说过话。在我每次都极力辩解的同时内心却异常兴奋，我觉得和她能扯上暧昧关系简直是对我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一个肯定。一个干部、一个上进女青年、一个大众情人能选择你作为她的同桌，已经很说明问题了。并鼓舞了我的上进心，因为我已经下决心要当上班委，这样就可以和她一起开班委会了。
这场绯闻一直在坊间流传，直到我四年级因为搬家转学而告终。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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