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宏：许倬云先生新著《一天星斗》读后感
*这本书最终由许倬云先生定名为《经纬华夏》，许宏先生就此题目，另行撰写了新版序言。——编注
一
十六年前的2006年，捧读刚出版的许倬云先生的新著《万古江河——中国历史文化的转折与开展》，我就为先生深厚的史学功底、磅礴的大气和优雅隽永的文字所折服。彼时，接手二里头遗址以来的田野工作正好告一段落，一系列重要考古发现需要消化整理，作为一部全景式地勾画中国历史发展脉络的好书，《万古江河》给我的启发极大，对我日后的学术思考与面向大众的公众历史写作都有深刻的影响。
其实此前的1999年和2003年，我就有幸参加了许倬云、张忠培先生筹划、主持的“中国考古学跨世纪的回顾与前瞻”（北京清西陵）和“新世纪的考古学——文化、区位、生态的多元互动”（台北南港）两次学术研讨会，发表自己的研究成果。2004年我在台湾政治大学做客座教授时，还应邀在许倬云先生主持的“中研院”大型学术项目所属活动中做了演讲。2007年11月，我有幸在洛阳接待先生夫妇，陪他们看了二里头遗址、偃师商城遗址、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工作站陈列室和龙门石窟等，得以鞍前马后，向先生请益。
2015年，《说中国——一个不断变化的复杂共同体》首发，我又应邀与历史学家杨念群、人类学家王铭铭两位，参加了出版方在言几又书店举办的新书推介活动。在大屏幕上看到已无法回中国、但精神矍铄的先生。2020年疫情期间被困美国，还应邀为先生的《许倬云说美国——一个不断变化的现代西方文明》一书写了推荐语，录制了我选出的先生书中精彩段落的音频。
这就是我与许倬云先生的缘，但更深的缘，还应该是通过不断阅读而与许先生在“对本国已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钱穆先生语）上的“共情”。此次，第一时间通读了许倬云先生的新作《一天星斗》，先生说，“我的一辈子，最后也纯粹是在探索中国历史的来龙去脉，一线贯注”。读罢全书，再次被先生对这方水土和为中国文化所涵育的这方人民的“温情与敬意”感动，对先生驾驭大历史的贯通感更是服膺于心。
二
目前，中国学术界关于中国文明起源认知的最大公约数是多元一体理论。这一理论框架来源于社会学范畴的多元一体格局，指的是一种横向的当代民族观。而考古学上的多元一体理论，指的是华夏族群纵向的演化趋向，从多元化到一体化。所谓“最大公约数”，指的是在这一问题上，认可度最大，争议最少。
许先生借用辛弃疾“一天星斗文章”的名句，拟定《一天星斗》为书名，希望从“许多个体的遗址排列为序列”，推及“系列古代文化的延伸和转折”，进而放大到“将中国历史归纳排列，成为时间上的序列，空间上的扩散。从而理解到：人类的移动轨迹，以及族群之间、国别之间互动的形态。”就我的理解，他也是心心念念于中国文化的缘起。许先生引用中国考古学泰斗苏秉琦的中国史前文化“区系类型”说，而苏秉琦先生就将这个最初无中心的多元状态，比喻为“满天星斗”。所以作为考古人，看许先生《一天星斗》的书名，最先想到的一定是这个多元初起的状态，而后才有华夏文明的万古江河。
关于整个中国历史不断展开的历程，许倬云先生拟定《万古江河》中各章的标题时，曾借用梁启超先生《中国史叙论》所述观念，“将中国文化圈当作不断扩张的过程，由中原的中国，扩大为中国的中国，东亚的中国，亚洲的中国，以至世界的中国。凡此阶段，因为我们的时代已与任公的时代不同，举凡中国文化史的史料、中国历史的知识，以及其他文化历史的研究，于最近百年来均有长足进展，是以本书不仅有自己设定的断代，于各个段落的界说也有自己的认知，而毋须受任公历史观念的约束。”
梁启超先生界定的“中国之中国”是从黄帝到秦之一统，“亚洲之中国”是秦统一后到清乾隆末年，“世界之中国”是乾隆末年之后。许倬云先生依新的考古发现与研究，大致将商至战国归为“中原的中国”，认为秦汉是“中国的中国”，魏晋南北朝至唐属于“东亚的中国”，五代至宋、辽、金、元是“亚洲的中国”，“世界的中国”则为明清至今。而关于《一天星斗》这本书的写作初衷，也是出于这种从中国到世界的宏阔的世界观甚至宇宙观：“在《万古江河》写完之后，我常常感觉这本书的叙述，其实都是讨论中国文化圈里面内部的演变。既然这个文化圈是上面一个大宇宙、下面一个全世界，中国圈在世界圈、宇宙圈之内，究竟如何找到安身立命之所？这才是我现在撰写这本书的命意。”
图：2007年，陪同许倬云先生考察二里头遗址
现在，我们可以循许倬云先生等前辈的学术志向和探索业绩，来做深入的探究，同时也续有心得。就我一个考古人的视角而言，从全球文明史的角度看中国，如果仍然借用梁启超和许倬云先生的概念，“中国的中国”应大致相当于玉帛古国的良渚、大汶口-海岱龙山和仰韶-中原龙山等新石器时代文化所处的距今5000-4000年前的那个时代，那是一个限于东亚大陆的松散的史前中国互动圈渐趋形成的阶段；“欧亚的中国”相当于以二里头为先导的中原青铜文明（三代王朝）被纳入欧亚青铜文化的“世界体系”，经秦汉而至隋唐，东亚大陆的国家群与欧亚大陆西部和中部不断沟通互动的时代，这也是以中原为中心的时代；“世界的中国”则大致相当于宋-清的近古帝国时期，逐渐面向海洋，都邑由中原东移，南北变动，步入拥抱世界的新纪元。因了考古学的兴起，我们可以把眼界进一步放开，从而有了更宏阔的视域。《世界体系：500年还是5000年？》一书[1]就提出这样的问题，在我们看来，“世界体系”的最初形成契机，当然是5000年前席卷整个欧亚大陆、距今3700年前后进入东亚并催生了中原王朝文明的青铜大潮，而非500年前的“大航海”贸易。许先生在本书中也述及“青铜技术一点点地向东传输”的大势。当然，各种划分方案，都属仁者见仁的阐释，均聊备一说。
三
读此书，感觉最为认同，最惺惺相惜之处，就是许先生把地理地缘和人地关系作为展开中国画卷的基础，他胸中时时有一幅硕大的东亚全图。他俨然是位将军，又像是位写意书画家，睥睨天下，挥洒自如，他将中国地理与华夏文化大势比喻为青龙“棋局”，颇有“一览众山小”的豪气。
书中明确提出了三个“核心区”的概念，其实这三区的划分，在《万古江河》初章关于中国文化地理的分区中已略见端倪。第一区应即黄土高原与黄土平原及左近地区，如辽河流域（作者提及红山文化属于此区）；第二区是长江中下游地区加上以长江上游为主的西南地区；第三地区则是从东部、东南直至南部的沿海弯月形地带。而“三个‘核心区’之间的互动，或者延伸、或者演进、或者转接、或者扩散，那就叙述了华夏文化本身从成长到成形的‘传记’。”
这三大区域，在新石器时代起步阶段是并行发展的，最初并没有核心可言，许倬云先生在《万古江河》中就指出“本书于史前部分，并不设定‘中原’观念”。的确，那时尚无“中原”可言。从考古发现上看，反而是第二、三区“东南先亮”，海岱地区的大汶口文化，皖南地区年代既早且玉器极为发达的凌家滩文化，太湖一带的崧泽-良渚文化等，甚至第二区的长江中游屈家岭-石家河文化，其贵族政治与社会复杂化程度都远超第一区的仰韶文化集群。只是到了龙山时代末期，随着其他区域的衰落与“连续”中的“断裂”[2]，豫西和晋南地区才异军突起，二里头文化最终成为中原中心的先导，甚至被形容为“中国新石器时代传统文化核心区史上最黑暗的时段”的“一处文化孤岛”[3]。
所以，许先生划分的三区中之第一区成为真正的核心区，愚以为就在考古学上的龙山时代向二里头时代转进之间。这也是中原地区新石器时代向青铜（礼器）时代转进的节点，从满天星斗的无中心多元，向月明星稀的有中心多元（中原中心形成）转进的节点，从邦国林立向广域王权国家转进的节点，中原中心由此得以形成。但这里的中原中心，主要是指政治中心而言。诚如先生在书中指出的那样，从更大的时空视域看，“‘中原’是中国古代文化主流或‘火车头’的观点，应当修正为：长江、黄河平行的路线上，南、北族群竞争又合作，构建了古代中国文明，能久能远的深厚基础。”先生由是提出文化地理上三个核心区的划分，是切中肯綮的。
在大的核心区的勾勒之外，许先生也关注“天然地理条件自成单元的”小区域。譬如在述及中国的现代化时，他指出，“有若干省区也个别地从事地区性的现代化。当然这些省区，本身有一定特色：山西、四川、广西、云南，都是比较有天然地理条件自成单元的省份。”其中的山西，“在民国初期，最闭关自守而数十年定于一尊者，是山西省的阎家。”“山西省内确实在抗日战争中，也没有遭受很多灾祸。这个地区的力量，其实也没有对于抗日的全局，提出它应有的一份力量。”而这与“山西三面高山，一面大河，有表里山河的天险作为屏障，外来势力难以进入”的自然环境息息相关，这是许先生在史前时期和王朝时期的叙述中也常常提及的。
我们看许先生书中提及的晋南地区的陶寺文化，它大范围吸纳外来因素，高度兴盛，但势力范围不出晋西南，显然偏弱。真正对其礼乐内涵加以扬弃而发扬光大的，是在大河之南、太行以东的二里头、二里岗和殷墟文化这个系列的王朝文明。而到了西周时期，晋国继承周文化的衣钵，虽盛极一时，但势力仍不出“表里山河”的这一空间。到了三家分晋、战国诸雄争霸，韩、赵、魏的都城无不迁出山西，定都于外围的大河之南、太行以东，然后成就其跻身“七雄”的霸业[4]。后来，又有北魏都城由平城（今山西大同）向洛阳的迁徙，李唐起兵于太原而建都于关中……可以说，任何历史剧，都是在地理这一大舞台上上演的。“起于河东山西，成于河山之外”，地缘地理的规定性，使我们能捋清不少大历史的脉络。
四
关于中国历史，许先生不是事不关己的旁观者，他先是战乱时被卷入，深怀流离失所之痛，后又亲身参与到台湾的社会改革中，希冀能对故土更好的发展有所助益。他既是冷峻的观察研究者，又是抱持热望的践行者。他是严肃的，又是热忱的，他的文字融入了情感，但又质朴自然。他说自己“提出的解释，不见于任何教科书之中，如果不用心在史料上，是看不出来的。”也正因此，他对自己抗战时的亲身经历和对台湾从古代到现代演变的叙述，对知识分子如何影响中国历史发展方向的分析，对湖湘经世学派及其后继者作用的强调等，都构成该书区别于一般中国通史的鲜明特色和独到难得之处。
先生的立意，是要“解答一个千古大问：中国为什么到了近代两百年来，面对着西方无法抗拒那些乘潮而来的欧洲人？也就是，中国文化奔入世界大海洋这一关键性的时刻，为何我们的反应机制无法做适当的感受和发展应有的调节与更新？这个大问题，才是我写作本书的主要动机：我要从世界看中国，再从中国看世界。”希望通过这一番自省，“在我们源远流长的基础上，发展一个对于未来全人类有益处的选择。”这些悲悯的哲思，令人感佩不已。
关于我者和他者，先生的叙述透彻超脱：“中华文明系统，是由儒家界定了普世的人文价值。这一系统，既是普世的，当然不再有‘自-他’的对立”，“这一社会关系圈，投射于中国与四邻的关系，遂是理想中‘近者悦，远者来’的‘向化’，没有绝对的‘他者’，只有相对的‘我人’。”甚至“南北朝数百年间，中国地区的政治文化各个系统，主客我他之间的关系，都有过位置倒易的现象。”或可称为“我”“他”的大混合。[5]在本书中，先生更指出“中国没有边界，中国是一个‘天下国家’——就是一层层文化的自然发展。”
许先生在本书中，推测商人的“祖先大概生活在辽河流域。在后世的中国历史上，东北方向进入中原的通古斯，他们的远亲匈奴和蒙古，近亲鲜卑、契丹、女真和满州人，都是从东北方向进入中国。尤其后面这三支，他们进入中国的关口，不是从北方草原打进来，而是从燕山山脉到接近渤海的山地缺口，逐步渗透中原。这些族群与汉地居民的互相融合，相当顺畅。相对于匈奴和蒙古，鲜卑的北魏、契丹的辽、女真的金、满州的清，都终于完全融合于中华的大家庭之内”。这种对大历史中人地关系的探索归纳，从信史时代的已知追溯原史时代的扑朔迷离的未知，都具有观察视角和方法论上的启发意义。帝国时代北方少数族群的屡屡南下自不必说，周人有浓重的西北羌戎的文化基因亦有迹可循，如是，夏商文化中如果有外来因素，也就是非常可以理解的了。其实在殷墟的考古工作中，已有偏浓厚的北方因素不断发现，许先生在书中述及妇好，就提到“据考证她是商王武丁的王后，在出嫁前是商王国北部方国的公主。”这一推论是合理的。包括三星堆文明由斯基泰人（Scythians）传入的可能性很大的推断，都很富启发性。二里头文化中，也见有北方草原因素的长身青铜战斧和环首刀，透露出当时大范围文化交流的深度与广度。
由是，我想起先生多年前接受采访的一段话：
记者：你在50岁以后对中国的看法有了很大的改变？
许倬云：那时候我就拿最大的全人类、最小的个人这两个当作真实不虚的东西。余外，国也罢，族也罢，姓也罢，都是空的，经常变化。哪个国的疆域没有变过？哪个族是永远这么大的？哪个姓没有（经）中间变化而来？哪个地方是永远同一个地名？哪个村是永远是同一批人？都是变化的，只有全人类全体跟一个个人是真实的。[6]
这是一种大彻大悟后的平和与深刻。先生所描绘的万古江河、一天星斗，也不只属于中国，更属于全人类。
许先生在全书的最后，谈到对未来中国的希望，先坦言自己此前在关于“赛先生”、“德先生”和“进化论”认知上的误区，又给出了殷殷的嘱托，“希望《礼运·大同篇》那个‘大同世界’的梦想，早日在中国落实”。我在评价《许倬云说美国》一书时谈及:“许倬云先生一直是一位前瞻者，他从前现代走来，身处现代文明的漩涡，又窥见了许多后现代的问题。这位世纪老人的警世恒言，处处散发着思想的辉光和对人类文明的终极关怀。”读这本《一天星斗》，你也不得不由衷地感叹：许倬云，常读常新。
（本文收录于冯俊文主编《倬彼云汉：许倬云先生学思历程》，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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