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为增加收入，总要在我们睡下之后，坚持织土布到深夜。我们在手工织布机有节律的撞击声中入睡，往往一觉醒来，母亲还没有停息。到了农闲时节，母亲会将布匹染上花色，然后肩挑背扛，经大埠过长江，由鄂州上武汉，周游三镇，走街串巷，直到将布匹卖完。遥远的路途，全靠双脚步行，还要扛着布匹。一个文盲，一字不识，没有地图，没有全球定位系统，全靠沿途问路。每次回家，带回的不仅有终于将布匹卖掉的轻松，还有每年不同的沿途故事。其中的心酸曲折，难以言叙。
有一次母亲走夜路，三番五次走来走去，却发现自己总是回到原地。难免会有被野鬼缠身的恐惧，但最终还得硬着头皮走出去。直到我上学了，才从书报中得知，人的双腿不一样长，而在黑夜中视觉难以发挥作用，行走路线得不到矫正，所以才会走圆圈。在现代化的今天，这样的事不会发生。今天的少年，会觉得这样的故事，象神话一样匪夷所思。
寄人篱下的极端不便激发了无与伦比的勇气决心。我家七四年开始填筑废弃河床中那块低洼“地基”。那河床有一两丈深。填屋基需要与天奋斗，刚填起的沙土，一经雨水冲洗，又会流失大半。父母兄姊一得空便去填土，屡填屡毁，屡毁屡填。到了七五年正式开工建房之前，又请来数十村人，将地基完全填起。虽遭强邻粗暴阻挠，但幸得多数村人鼎力相助。房子建起，除了墙根的石头，全是土坯，因为买不起砖块。到房子落成，家中已无米下锅。母亲只得去村南关系较好的一户人家，借来两升米，做了顿搬家饭。全家依然吃得欢天喜地，毕竟终于有了自己的家。
搬家不久，大哥参军。那是当时他脱离农村、改变命运的唯一可能途径。一年后恢复高考，农村青年才算又有了一条出路。这时二哥已经升入高一，而附近的初中开始实行三年学制。父亲将二哥转过去读初三，以夯实基础。我那时九岁，在母亲的鼓励下，给二哥背了一床棉被过去。母亲教我，不认识路，问路边的老人，要有礼貌。乡间的土路是完全没有路牌的。
农村也没有托儿所、幼儿园。大人在田间劳作时，小孩只能在田头抓泥巴玩。不存在什么学前教育。整个小学一年级到三年级，我完全一片懵懂，至今想不起是怎样混过来的。七八年开始上四年级，吴水才、刘月兰两位老师分别教我的语文、数学，我竟然开窍了，由以前的一塌糊涂，一下变成全班第一。五年级后，刘月兰老师去县师范学校进修，数学课由刘才咏老师接任。我的成绩依然遥遥领先。这三位老师都很优秀，于我有再造之恩，永志难忘。
另外很重要的，二哥给我订了份《中国少年报》，每周一期，带给我看。这张报纸对我所起的作用，难以估量。那是穷乡僻壤的少年了解外部世界的重要渠道。有了它，我感到自己相反是富足的，因为我知道那么多周围的人完全不知道的事情。我至今记得报上连载的外国野生动物学家的关于大猩猩的日记，怎样让我期盼着二哥带回下一期的报纸。依然，我不知道有美国，更没有想到今后要来美国。但是向往外部世界、渴望了解外部世界的心情与日俱增。后来，二哥还教我将喇叭搭在广播线上，收听广播，接受更多的信息。读报培养了我阅读的兴趣。我开始向父母要钱，去附近的供销社买书。每次父亲都责怪我乱花钱，但他从未真正阻止我。因为他知道，我从没买过零食或者玩具，我只买书和文具。
三十多年以后，上小学一年级的儿子告诉我，那位野生动物学家是简·古德尔。他是对的，我流泪了。
七九年夏天，大哥在部队呆满三年，第一次回来探亲。他已经提干了，算是真正脱离了农村，大家很高兴。他借来一辆自行车，带我去县城，买酸梅汤给我喝。那是我第二次到县城、第一次喝酸梅汤。但是他在家，依然要帮家里干很多活。不久，他经人介绍跟大嫂恋爱。大嫂是财政局长的女儿，看上大哥，最好地证明了爱情是盲目的。但是她父母很快同意他们交往，似乎说明也不完全盲目，虽然门不当、户不对。伯伯是少见的好人。以后他还教育我，世上农民最好，工人其次，显示很深的民本思想，不简单。
大哥返回部队之前，要求我考满分。我成绩虽好，但从未考过满分，感到很紧张。那一年，二哥分数达到黄冈高中，最后被县一中录取。第二年，我数学真的考了满分，语文、英语也是第一，进入县一中初中部。英语只学了两个月，老师花大力气让我们背“龙来无前门毛！龙龙来无前门毛！！”这些都是家里的喜事。
母亲最担心的，是我们陷在农村受苦。农村的苦，非农民不能忍受。我小时候，每年三伏天，乡间总有人在烈日暴晒下，从事重体力劳动，中暑身亡。总有人不堪其苦、陷入绝望，服毒身亡。总有儿童无人照看，溺水身亡。父亲总要叹一句，“穷人的命薄！”但是下一年，同样的事还会再发生。
现实的残酷不容任何的幻想。我和二哥很早就意识到，升学是跳出农门的唯一途径，虽然在这座独木桥上行走，就像挣脱地球引力一样困难。小学升初中，初中升高中，高中考大学，任何一步失败了，你都会被重重地摔回地面，世代从事修理地球的职业。
在我和二哥求学的同时，母亲和姐姐们承担了所有的农活。在集体生产的年代，她们用辛苦挣得的工分换取养家糊口的粮食。每年生产队的年终结算都说，她们挣得的工分，与我家实际领取的口粮相比，存在不足。所谓的缺粮户。粮食都吃掉了，而且还不怎么够，当然无法退还给集体。生产队唯一能做的，是将缺粮户集中起来，开批斗会。每到年终，母亲都被勒令参加这种羞辱人的批斗会。人们只知道土改时批斗地主，而不知道无辜的贫下中农也会挨批斗、像被地主逼租一样。所谓穷人翻身得解放，跟我家实际不相符合。父亲忿忿然：“比国民党还坏。”更要命的，生产队会根据各家各户的具体情况，作出对下一年的预期，下发一张叫做《一年早知道》的图表，要求各家贴在堂屋的墙上。我家每年领取的《一年早知道》都说，今年你缺粮，明年你还缺。这一切都发生在临近春节的时候，不能不给大人小孩内心平添一份哀愁。制度的设计者显然知道怎样让老百姓难受。
大姐出嫁后，我们那里实行分田到户、自给自足。二姐和母亲两人耕种分得的土地，除满足自家所需，还略有结余。直到这时，我们才算摆脱饥饿。集体时期的所谓缺粮户，被证明完全是一场骗局。后来读北岛的《我不相信》，自然很有感觉。
读初一那年，我十一岁，第一次去大嫂家。伯伯那时在新成立的税务局当局长。他给我拿来一只大苹果，那是我见过、吃过的第一只苹果，是一只粉苹果，以后吃的苹果都没有那么香过。伯伯逗我，问我长大后想不想干税务工作。我晃动我那被过时政治书格式化的脑袋，回答不想，税收是阶级社会的产物，到共产主义，从事税务的人都要失业。我哪里知道，后来大家都削尖脑袋、想钻进税务局。这成为多少年大家取笑我的话题。
这下伯伯来劲儿了。他问我一连串的问题，然后用政治经济学来解释。他让我吹电风扇，然后问我家里有没有电风扇。回答没有。为什么没有？我答不上来。他告诉我是因为城乡差别，是社会主义社会三大差别之一。那是我第一次亲眼看到、亲身体会到城乡差别。
我对很多的第一次都有明晰的记忆。比如说，我十七岁第一次穿羊毛衫，十九岁第一次有自己的雨靴、雨伞，三十岁才第一次喝上“鲜”牛奶。上学的时候，经常缺吃少穿，还要避免让家里人担心。在一中上学的时候，冬天没有毛裤、棉裤，衣着过于单薄，下课后从教室走到食堂，然后端着饭菜走到宿舍，好几次冻得全身筛糠，心跳好像都要停止。只有马上盖上棉被，待全身暖和一点之后，才能开始进食。这样的经历，我从未给人讲过。
到美国来之后，秋天跟柳第一次去苹果园摘苹果。看到满园的树都结满苹果，满地都是主人来不及摘、熟透掉下来的苹果，可以随便摘、随便吃。自然会联想到，为什么自己在十一岁才第一次吃上苹果，而且还是在亲戚家里。自然会思考，同样是人类，为什么会有这样大的差别。
今天回忆以前的艰难岁月，心中泛起的不仅是酸楚，更多的是屈辱和悲愤。那种生活，实在不是人过的。我能够理解，为什么大哥宁可挨饿，也拒绝吃糠，他只是在捍卫人的尊严。糠，只是猪食。
我从来没有真正怨恨过自己出生在农村，怨恨也没有用。父亲是公办教师、吃商品粮，母亲是农民，制度规定户口随母，所以我们一出生就是泥巴腿子，就是贱民，就要过那种不是人过的生活。这跟你出生后，是俊是丑、是高是矮、是胖是瘦、是机灵还是笨蛋、是勤奋还是懒惰，统统都没有关系。户口制度在你出生前就决定了你的命运。为了改变这一命运，大哥花了二十年，二哥花了十八年，我花了十七年。我们一二十年艰苦卓绝的奋斗，取得的只是城里人与生俱来的权利。
错，当然不在一般的城里人，而在于那实行了数十年的户口制度。户口制度根本违背了人生而平等的原则，限制、剥夺了公民自由迁徙的权利，实际上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公民的人身自由。数十年来亿万农民被其限制为二等公民，其中许多人过着非人的悲惨生活。这项制度的罪恶，罄竹难书。基于人生经验，我对这个万恶的制度深恶痛绝。直到今天，任何人在任何时候、以任何形式替这项制度辩护、粉饰，我都要不留情面地猛烈抨击。
在我成为“城里人”甚至是一个所谓的知识分子之后，每当看到路边等候工作的农民工，我就会想到我自己。人不应该忘记自己是谁，从哪里来。刚来美国时，跟一位同事谈起自己出身于农村。这位出身于高级干部家庭的同事，立即表达了对我的尊重，并且提到另一位同事不愿意别人知道自己出身于农村。我能够理解，农村生活苦难的深重，使很多人在脱离农村多年以后，都没有勇气面对自己卑贱的出身。我也有过类似的经历。中学时代，母亲和二姐有时来看我。按照城里的标准，她们的外表当然是土气的。也许她们从未察觉，但是我在同学们的众目睽睽下，感到羞愧。这种感受是自然的，但却是错误的；是她们养活着我，我应该为我的羞愧而羞愧。我也是在好多年以后，才积攒了足够的勇气，正视自己的出身，返朴归真。
我要感谢多年来的同学、朋友，他们未曾因为我的农村出身而歧视我，起码我没有感受到。他们的心灵没有被世俗的尘埃所污染。没有成为马加爵，是我的幸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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