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云是清末出生的，很小就是孤儿。不知是因为父母养不活，还是遗弃了他。最后他被当年在芷江的美国教会办的育婴堂收养。
与其他被收养的孤儿一起，他们上的是教会学校。学校有中国老师，也有美国老师。教中文，也教英文。吴云虽然体弱个小，但天资聪慧，学习很好，尤其一口地道的美式英文，几可乱真，在同学中可谓一枝独秀。
一九三六年，美国退役空军陈纳德少将受邀出任中国国民空军顾问。他去美国募捐买了飞机，并招募了一支由美国空军退役飞行员组成的“American Volunteer Group” (美国志愿团）。因为他们飞机涂有鲨鱼头像，张着大口的鲨鱼有点像老虎，因此被中国人称为“飞虎队”。结果这个名字被大家所喜爱，人们后来只知道“飞虎队”，而不在知道他们的正式名称是“美国志愿团”。
飞虎队当年主要驻扎在昆明，和芷江。芷江除了飞虎队，还有国军的空军，苏联空军，和少量其他盟国的空军。外国人云集，一时间需要大量的翻译，尤其是英文翻译。芷江边缘小县，懂英文的人奇缺。于是吴云便顺理成章地成了国民空军和飞虎队的翻译。
珍珠港事件后，美国向日本宣战，正式派遣美国空军来华支援中国抗战，吴云又称为美国空军翻译。芷江机场驻扎了更多的美国空军人员，吴云的翻译工作就更加繁重，也更加重要。他其杰出的翻译水平受到中美空军官兵的广泛赞美，受过嘉奖，他穿着美式军装，戴着勋章的照片非常精神。他是飞虎队的中国籍队员，名副其实的抗战英雄。
1945年抗战胜利以后，美国空军逐渐撤离中国。吴云也就没有什么翻译工作需要做了，于是就被芷江师范招聘做了英文老师。
1949年以后，中美交恶，他为美军，国军做翻译的事情不再被当成是抗战的英雄事迹，而成了美将特务，历史反革命的证据。吴云的这段历史成了他一辈子的政治包袱。
虽然有历史问题，但学校还是让他教课。但那时候俄语吃香，英文课虽然有，不是主课。老先生眼神不好，行动迟缓，听力也不好。一些调皮的学生就作弄他。碰到他，有学生就故意吐词不清地大声对他说：“你是特务？”，他以为是在说“Mr. Wu”, 很高兴学生用英语和他打招呼, 就答“Yes”。躲在不远处的一群学生见状放肆大笑。好在他根本就不知道他们笑什么，为什么笑，所以也并未受到什么伤害。算是“难得糊涂”的最高境界。
当然还是有不少学生很尊重他，认真地从他那里学习英文。反正他也没有当官，就一个书呆子。除了有时和其他地富反坏右一起被召集听听训话，提醒他们是坏分子，要好好改造以外，倒也没有受到很大的政治冲击。
我见到他时是文化革命。60多了，一副书生像，又瘦又小。瘦削的长脸，总戴着一副高度的白边近视眼镜。头上稀稀拉拉几个花白头发。穿的衣服太大，松松垮垮的挂在身上。走路很慢，说话也很慢。没有家眷，不知是有但不住一起，还是单身汉，反正就只看见他一个人在校园里晃荡。
1965年城里的芷江师范与在木油坡的芷江二中对换校园。木油坡在七里桥，就是日本向国民政府投降的地方。木油坡在芷江机场的东边，紧靠芷江机场，再往东两里多就是日本投降的七里桥。
这里曾经是吴云当年做翻译的地方，他非常熟悉。当年他是抗日英雄，国家栋梁，深受大家尊重的翻译官。现在重返故地，他却因为那段翻译官的历史，成了历史反革命分子，社会渣滓。不过当年谁也不在提飞虎队，美国空军曾经住在木油坡，更没有人提日本在七里桥向国民党政府投降。唯一一次是在一个大会上，有妇女控诉美军当年调戏妇女的罪行。
总之，美国是邪恶的。与美国有关的飞虎队，抗日也都不提了。
木油坡是当年吴云先生和飞虎队一起生活的地方，在这里他为中美空军翻译，如鱼得水。今日重返故地，他却变成了罪人，他搞不懂为什么？如同他搞不懂为什么父母从小就不要他一样。
文革来了，他被红卫兵挂上“美将特务，历史反革命分子”的牌子批斗，游街。因为不是走资派，加上实在是太木纳，红卫兵觉得斗他没有任何意思，于是斗了几次就没有再斗。他一度没有人管，成了闲人。但没有几个月，红卫兵就勒令他每天给学校鱼塘割草喂鱼。
木油坡坡顶靠芷江机场，有三栋教学楼，和一栋老师住的平房。沿坡向下，坡中的地方是两栋学生宿舍，一栋男生宿舍，一栋女生宿舍。坡脚是一片大坪，有几块稻田。稻田西边是学校的水房，澡堂，厨房。南边有两个并排的篮球场，篮球场的东边是草坪，再过去就是飞虎队俱乐部，其实就是一个小礼堂。篮球场南边是三栋长平房是过去飞虎队员的宿舍。其中两栋做了教师住房，还有一栋做了附属小学的教室。学校教师的宿舍就是当年飞虎队的宿舍，都是美式建筑，长条板斜斜地叠在一起的板壁，房顶是毡瓦，与美国到处可见的房子一样。只是修成了一条长达约50米的平房，不是美国常见的两层楼房。长平房被分成隔间，只是房间，没有厨房。后来学校在后面加了偏房，就是顺着房顶斜向下将屋顶延长，下面再用木板围起来成为厨房。这样的房子就成了老师的宿舍。
鱼塘坐落在木油坡的坡面上，在坡顶与学生宿舍之间。池塘靠坡的三面为参天大树环绕，只有面向坡脚的东南边没有树，阳光可以照进池塘。池塘接近两个篮球场那么大。早晨到中午，阳光照射下，树影映在水面上。下午阳光被大树屏蔽，阴凉而安静。
鱼塘放养了鱼。主要是三种鱼，草鱼，鲤鱼，和鲢鱼。草鱼是生活在水上层，喜欢吃草。鲤鱼生活在中层，食性很杂，吃草，也吃浮游生物，小田螺，小虫。鲢鱼则是生活在水底层的鱼，喜欢吃动物粪便，腐烂的动植物等。这种混养能够充分利用水下空间，是提高单位产量的一个好办法。
每天早晨，草鱼浮头透气。池塘的水面上到处是一开一合的嘴巴在动，激起一个个小圆圈搅动一塘池水。中午的时分，太阳把水表面晒得很热，鱼儿都沉在水底凉爽的地方，不再浮头，水面一片平静。
草鱼很能吃，如果有充分的草喂养，会长得很快。早晚时分，把割的草扔入水塘，不一会就可以看见有鱼在草下面啄草，有时候很多鱼同时啄草。不用多久，扔下的草就被吃光了。
草鱼吃得饱，长得好，也就拉得多。拉多了，水就肥，微生物，小虫就多，鲤鱼就有丰富的食物了。同时拉的粪便也是鲢鱼的食物。所以，养好草鱼是混合养鱼的关键。而养好草鱼的关键就是给鱼足够的草吃。
吴云老先生60多了，体弱多病。从来就没有干过体力活，根本不懂怎么割草。每天提一个大篮子，拿一把镰刀。在学校田埂边，池塘边，山坡上割草。割草需要一点技巧，也需要一点力气。农民割草，一手握刀，一手揽草。比如左手把草一揽，右手在草的根部连拉带割，一下将几十根，甚至上百根草隔断。然后手刀并用把草搂起，放入篮筐里。等割满了，再将草扎成一把一把的，这样才能扔得远。但吴云先生不知道怎么割草，就一根一根地割。因为年纪大了，不能蹲，也不能弯腰太久，就拿一个小凳子坐在那里一根一根地割。割一个上午也不能把他那个篮子装满。也不会扎草把，就散散地把草扔在池塘边，两分钟就被鱼儿吃光了。
木油坡每天都可以看见他，头戴一个草帽，手提一只篮子，篮子里装一个小凳，另一只手拿着镰刀。不是慢腾腾地走，就是更慢地割。好在红卫兵当年也四散走了，留下的不多，也不再凶巴巴，恶狠狠，基本上不管事。知道他也割不了几根草，也就随他每天慢悠悠地割着。
看他一个老人割得太慢，太少，有时会有人帮他一下。我爸爸就经常帮他割上十分钟，比他一天割的还要多。因为爸爸农民家庭出身，上学放假都回家帮助干活，所以农活比较在行。当年是靠边站的走资派，不属于坏人，也不属于好人。不过这样的帮助不能太多，太显眼。因为不知道会有什么政治后果。
这样的日子一直从1967一直到1969年。
1969年底，芷江师范，芷江一中，芷江二中，三校合一，在芷江城原芷江一中，芷江二中（也是1965年前原芷江师范的校址）校址上成立芷江中学，恢复招生，与1971年春开学。我爸爸被任命为芷江中学校长。
这是1966年文革以来第一次恢复中学招生。当时大学也开始招生，只是当年招的是少量工农兵学员。推荐上大学，主要是政审，考试只是走过场。
文革四年多了，老师大多被批斗，或遣送回老家。有不堪忍受被批斗自杀的，有身体垮了的。而大学关门了，没有毕业生，作为校长的爸爸面临师资极度缺乏的困境。
1969年珍宝岛战役以后，中苏关系降到冰点。1972年尼克松访华，中美关系开始解冻，于是学校要求教英语。文革前主要是教俄语，英文只是选修。现在突然要改以英语为主，老师根本就没有。
面临“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的窘境，爸爸穷则思变，开始打起吴云老先生的主意来了。可吴云当时还戴着“美将特务，历史反革命”的帽子，让这样的人教书？没有人敢做，甚至连想都不敢想。
但是爸爸不管这些，他要吴云出来开培训班，培训英文教师。那个年头，即使爸爸是校长，吴云也很犹豫，因为这可是违反当时政策的。不过最后爸爸把吴云老先生的工作做好了，他同意出来教了。爸爸找了一些年轻的老师来，包括乡下学校的年轻老师来听吴云先生的课。而且应该与县教育局私下沟通好了，不然不会让外校的老师来。情况应该是这样，你教育局装着不知道，出来问题我做校长的来承担。教育局也面临全县师资贫乏的问题，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
即使教育局默许，吴云同意，爸爸还是很小心地把培训班安排在比较僻静的图书室楼上。图书室在学校中心一群老旧的木房群中的一栋二层楼房的二楼，一楼是校图书馆，但不对学生开放。因为长期不上课，老师来得也很少。其余的房子大多是教师宿舍。四周是学生澡堂，厕所，大礼堂。教室楼离得比较远。楼上长期闲置，所以就在那里做培训。而选择的时间是暑假，学校没有学生，大部分老师也在家度假，是学校最清净的时候。
这事如果闹出去可以是一件很大的政治事件，周边各县没有听说有人这么做的。
尽管关上了门窗，说话声音很小，但在寂静的校园，走进那栋楼房，还是能隐约听到吴云先生慢悠悠的标准美式英语，“Good Morning”, “How are you?”，以及那些学生跟读的声音。
吴云先生的英文培训班就在这种情况下悄悄地进行着，似乎没有人举报，上面也没有人来查。结果暑假办了，寒假再办，第二年暑假接着办。给当年芷江县培养了一批英文老师，缓解了英语师资严重不足的问题。爸爸感谢吴云先生的老骥伏枥，为社会培养人才。吴云老先生也感谢爸爸的知遇之恩，让他能老了还能发挥余热，被人尊重。
随着中美关系进一步改善，芷江也将被红卫兵砸烂的《受降纪念坊》重建了，从八十年代初起，作为日本投降的地点每年都有纪念活动，还建立了飞虎队纪念馆。木油坡的飞虎队遗迹除了那栋石头砌成的小礼堂还在，其余七十年代末被全部撤除。小礼堂被飞虎队陈列馆当宝贝搬到芷江机场北边陈列馆的外面作为实物展品。
中国政府花大钱到美国请还在世的飞虎队队员多次回芷江参加抗战胜利纪念活动，那些飞虎队员都老了。但受到了芷江人们的热烈欢迎，就像抗战当年欢迎他们一样。他们在芷江故地重游，被掌声，鲜花，和赞美声包围。品尝芷江，乃至湖南各地的美味佳肴，饱览湘西美丽的风景。临走时还有很多礼物赠送带走。
也曾是飞虎队员，与其它飞虎队员一起并肩战斗过的翻译官吴云先生于80年代初就去世了，没能享到这个福。
2017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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