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爷爷的退休养老说起
退休后靠前雇主或社会基金来养老是个很新的概念，只有在资本主义工业化革命以后才成为了可能。当然，旧时中国历朝历代的大小朝廷命官，都有一定的退休养老俸禄，这个“官禄”就不在这里多说了。
我爷爷生于1890年，长大成人的过程中一路都是学的将来能混饭吃的理工科洋学问。爷爷没有留过洋，但是除老家浙江外，求学去过福建广东等省。听父亲说，当年邮电和铁路是铁饭碗，退休也有俸禄。爷爷从1910年代起就在京沪铁路上供职。
1920年代末，爷爷混到北京铁路段设在丰台的材料总厂当主管，每月可拿到200多块大洋。家里三儿四女7个子女，爷爷规定儿子们要上大学，女儿要高中毕业。爷爷上海一个家，北京一个家，且保持较高的生活水平。
我从小就知道旧中国的贪污腐败是触目惊心的。我们兄弟们总是好奇地问父亲，爷爷当年是怎么过来的，有啥“潜规则”没有啊？父亲说，爷爷在家从来不谈工作上的事，也不许孩子们问起。家里有种种规矩，吃完饭后的碗里不许有一粒米，不属于自己的东西半分也不许沾光。
77事变前的几年，日本己经占领东北三省。关内人心不稳，很多都想乘乱捞上一票，贪污盗窃盛行。爷爷是管铁路物资的，明里暗里说项爷爷的人不少，爷爷当然不为所动。后来有些势力参与进来明抢暗偷，示意爷爷不得干预。爷爷想到这些都是国家的重要战略物资，损失不起啊，就直接给南京中央政府求援。导致了国民党派中央军接管铁路沿线重要场站点，为此，爷爷后来得到政府的通令嘉奖。
日本全面侵华后，大批人员向后方撤退，很多人没有了工作和收入。爷爷一家也一度陷入窘境，国民党交通部里有人提到爷爷的廉洁，于是分别在武汉，昆明铁路部门给爷爷安排了工作，参与管理物资及装备。
抗战胜利后，爷爷一家回到上海工作生活。1949年上海解放时，爷爷是59岁，回到浙江桐乡老家。在铁路上干了近40年，应该有份退休金吧？现在向谁要呢？爷爷家还有一块挺大的墓地（像公墓一样），从前可以有点收入。爷爷深知革命的意义，这时他也立即把它交给了县政府。说来也挺有意思，浙江省政府授予爷爷“浙江省少年儿童总辅导员”称号。这个职称每月有30元人民币的薪水，据说在浙江省有几百人获此殊荣。
父亲说，爷爷50年代还真的到桐乡的小学校做些力所能及的工作。爷爷的竹笛吹的如歌如泣，训养的鸽子可以往返嘉兴。1966年文革开始，突然有一天被告知，这个“总辅导员”不复存在了。爷爷的儿女都很孝敬他，因此衣食无忧。爷爷于1973年，83岁去世。
爷爷应该是给了父亲很大的影响。小时候，父母不容许我们兄弟在家打电话，不许用公家的信纸信封，不许从工厂里往家里带任何针头线脑（文革时停课，经常流窜在工厂）。父母并不给我们讲啥革命大道理，只是经常提到，这是爷爷当年就定下的规矩！父亲可能是我们那里为数不多的自己花钱在小铺子里补自行车内胎，在百货商店里买扳手，螺丝刀的厂长之一吧。
